2004，10公布于潜科学网站
引言
人类怀着新的希望和新的追求跨进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在理论上尚未认真考虑“什么是全球化，怎样应对全球化？”的问题的情况下就成为全球化的一员。[1,2]
“全球化”现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主体。世界各国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学者以及普通百姓都在广泛使用“全球化”一词；虽然对“全球化”理解不同，但是都想从全球化的视觉上重新观察世界，重新研讨政策，重新调整思考方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全球化、怎样应对全球化呢？人们经常谈论的只是经济全球化，但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并非局限于经济的全球化，而是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系统化。对世界各国乃至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笔者看来，全球化的特征表现在下列十个方面，因而中国应该在下列十个方面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本文的目的在于简要地阐述笔者对这些问题的一孔之见。
一、“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本源和核心内容。自然资源、商品、服务、金融等经济要素在全世界的流通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WTO体制的建立和中国之加入WTO将有力推进全球经济市场化。与此同时，经济区域化也在发展，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之间的矛盾、经济运营的全球化与经济利益的国内分配之间的冲突日趋深化，如何保障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自由、如何维护竞争的公正性、如何保护弱者等问题显得日益重要。
中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庞大。中国经济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目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仍能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使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奏效。就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亦即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化。尤其在加入WTO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商品进行有效竞争，成为胜者。中国经济的成败将取决于国内市场上的成败。因此，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适应，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重要的是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经济功能，使中国经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过渡到市场主导的国民经济，改善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完善市场机制，提高产业组织的效率与活力，求得最佳市场效果。就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在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中国如能以创造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的新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就能更上一个台阶，实现又一次腾飞。[3]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中的不平衡性，各地区、各产业、各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二、“政治”全球化
如无政治全球化，其它领域的全球化就不能健康发展。造就适合全球化的全球性政治体制将是对人类智能的严峻考验。美国所追求的单极化和其它国家所追求的多极化之间的矛盾将引发围绕全球政治新秩序的各种争端，而如何使国内政治体制适合于全球化潮流将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试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动向不仅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的一个挑战，而且是谋求创造多极化世界政治新秩序的一个有可能实现的尝试。
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政治大国。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东亚世界的主角；冷战时代的中国先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强大力量，而后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美苏关系的一个强大力量。[4]中国的改革开放、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分裂使中国成为阻止美国实现单极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看，中国尚未成为能与美国全面抗衡的或完全平起平坐的一极。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看，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正在以较快速度缩小。中国藉助和平外交政策，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虽然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也有人谈论“中国威胁论”，但是发展与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更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且，中国同欧洲等其它各洲各国不存在根本的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强大因素，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方面将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这几年中国在加强与其它国家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或地区合作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如何加强联合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将成为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信息”全球化
信息是系统三基元之一；如无全球信息网络化即信息全球化，全球的系统化就不能成为现实。从局域网到因特网的发展使信息全球化成为可能。通过万维网、电子邮件、网络新闻、文件传输、远程登录、网上对话等，现代人不仅可以做到“足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且可以直接参与全球事务。因特网使整个世界连成一个大家庭。当然，信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不良信息的传播，包括病毒信息、色情信息等的扩散；其二是信息输入超载压力。[5]信息全球化的正面效能与负面效能皆与信息的一个独特性质有关；与遵循守恒率的物质和能量不同，信息具有可复制性。[6]
中国通过过去十多年来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共享世界先进信息方面的技术水平并不亚于发达国家，在部分信息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社会的信息化正在快速发展，势不可挡。虽然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还非常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广大农民也将经受信息化的洗礼。信息全球化正在猛烈冲击中国社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运营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愚民政策、暗箱操作正在成为时代错误，国际国内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正在减弱，教育上的国家标准正在向国际标准接轨，文化上的闭门锁国已成历史。但是，信息全球化是双刃剑。一方面，因特网可以随时向网民提供几乎无穷无尽的信息，使得每个人有可能截获无穷大量信息；另一方面，每个人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处理的信息量与因特网所能提供的信息量之比正在急剧下降。此外，面对日益增多的不良信息，如何保护网民不受其害的权利也是一个摆在信息全球化面前的重要问题。如无全球性合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四、“人流”全球化
与物资流、能源流、信息流的全球化一起，人口流动的全球化也是我们时代的一大特征。大量的国际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劳务人员、公务人员、跨国结婚者等几乎遍布世界各地。[7]人流的全球化将导致人的全球化，使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既是某一国家的国民，又是整个世界的公民。
人流的世界化也给中国以巨大冲击。海外华侨华人人口正在急剧增多，遍布全世界，其主要来源是中国大陆。大批中国留学生步入世界各国，或者在新的环境中艰辛地开辟着新的生活，或者学成回国。在整个二十世纪，回国留学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辛亥革命前后的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半期的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成为了中国社会变革不同阶段的中坚力量，而如今的大批赴美国留学生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回国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国人也在急剧增多，其中欲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也已开始呈增长态势。在华外国人的增加将会对中国社会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应对这一发展趋势，似乎已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使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既能保持中国人的民族性，又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还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五、“环境”全球化
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是人类进步的副产品，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在全球化时代，只顾周围小环境或本国环境的污染对策已成为时代错误，污染的转移已不能被视为解决污染问题的正确途径。人类如要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找出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为此，应当基于系统观点，树立崭新的科学观、自然观、经济观、价值观、环境观。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越应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8]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令人担忧。再生资源的胡乱开采，沙漠化的扩展，只求挣钱、不管环境的企业行为，使中国的环镜污染问题和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政府的广泛重视和有识之士的参与，这些年不少大城市的污染有所缓解，也有一些大城市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这些大城市环境问题的改善多半基于公害产业向边远地区的转移，而不是基于污染量本身的减少。在应对全球污染问题时，人们时常强调：地球只有一个，一国的污染输出必将转化为它自己的污染输入；在应对中国国内污染问题时，也不能忘记：中国只有一个，污染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必将导致污染从乡村向城市的回流。污染对策应当立足于使污染的发生量趋于最小。治理工业污染的实践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但旨在寻找解决污染问题根本出路的理论研究与旨在提高国民环境意识和改变落后卫生习惯的伦理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中国许多城市，如能及时处理生活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乱倒污水，城市居民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就能有较大改善。
六、“民主”全球化
人类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反省，使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独裁与专制，崇尚民主和共和。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利用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正在全世界大踏步地推销美国式“民主”，而其它国家所向往的却是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共和制度。冲突和磨擦在所难免。
中国人曾在二十世纪初，在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旗帜下，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并未给人民带来民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正在加强，基层政权机构的直接选举正在普及，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的任期制正在逐渐发展，尤其是广大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正在深化。当然，由于数千年来封建社会权威主义传统的影响和现实政治体制的某些限制，个人自由和人格权尚不能得到充分尊重，民主与法制建设还任重道远。从中国这几年暴露出来的一些政府官员腐败的实例看，对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小康社会并已经加入了WTO的中国来说，如不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市场化进程必将面临严重受挫，经济持续增长也必将面临严重困难。韩国的经验和教训也说明这一点。[9]
七、“民族”问题的全球化
民族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民族问题是人类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是当今的一个全球性潮流。民族主义曾经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大武器，后又成为促使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的强大力量，现在又是使众多国家陷入混乱的根源。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解、合作与共存共荣将是努力的方向。民族的融合应该是渐进的自然过程，而不应该是急剧的强制过程。[10]
中国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某些地区，一些民族之间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自然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积累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中国成为在当今世界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最好的国家之一。当然，不能否认在中国一些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分歧和隔阂。同一民族内部尚且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矛盾和磨擦更无奇怪之处。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俗与习惯。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合作。民族分裂主义是不能容忍的，但是首先应当根除产生民族分裂主义的土壤。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以强制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努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必定会激化民族矛盾。
八、“文明”全球化
人类反对野蛮，向往文明。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或是作为一种历史阶段，文明总是在与野蛮、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求得发展。历史所造就的各种形式的文明都有其存在理由，人类应当像尊重生物多样性那样尊重文明多样性。任何想要用某一种文明消灭其它文明的企图都不能得逞。代替理念之争的不应该是文明之争，而应该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互补和共进。人类的普遍人权、普遍伦理、普遍价值应得到尊重，但不同文明的特殊价值也应得到发扬光大。[11]从世界各地接连不断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看，文明全球化的第一目标应当是实现世界和平，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传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以宽大胸怀包容其它文明形式，以深奥哲理消化其它文明内容，先后延续了数千年。但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使中国落后于历史潮流。中国人在将自己的科学传统（除传统医学之外）几乎完全搁置一边的情况下全盘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又在批判自己的传统文明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正面临着来自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西方现代文明正在向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但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扩散也面临着来自中国传统文明的抵制。不过，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两种文明在中国的现实中融合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两者的交融将产生何种结果，尚难断言。但是，可以预料，如果西方现代文明的长处得到发扬，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点得到重塑，那么将由与现代世界潮流相适应的新型中华文明开拓中国的新时代。历史的批判是不可避免的。不仅西方文明中的一切消极因素，而且中华文明中的一切消极因素都将受到历史的批判。例如，中国人传统的权威主义、家族主义、关系主义、尚文主义价值观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中国人思考方式的理性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或在其适用范围内发挥余热。[12]
九、“教育”全球化
造就能适应全球化的新人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的根本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只能依靠教育全球化。派遣和接受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推进国际合作研究，推广国际合作办学，开办利用因特网的“世界大学”，是教育全球化的重要内容；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力求使本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同国际接轨。[13]
中国自古重视教育。中国现代化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取得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中国人高度的教育热。但是，中国教育的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忽略。传统时代的中国教育一直把教育目标放在培养政府官僚，重文轻技、因循守旧；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教育，确实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育出了不同层次的大量人才，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改革也取得巨大成果，兴办各种类型学校，促进国际交流，使中国教育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但是，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社会优秀人才向官场的倾斜、学校管理体制的官场化、学术研究氛围的欠缺、应试教育下的高分低能、论资排辈和拔苗助长、职称评定和岗位津贴发放中的不公正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现象严重阻碍着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海外华人已多次荣获诺贝尔奖，而中国本土尚未培育出诺贝尔奖得主，表明中国教育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中国教育的发展首先依赖于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方针、教育方法的改革，但也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变革与整个社会的关心。
十、“公理”全球化
针对人的商品化、物质万能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共同体意识的丧失、官僚的腐败、贫富差别的扩大、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破坏、性爱规范的混乱等各种各样的人性异化现象，正在兴起全球性的新精神、新文化、新公理运动。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公理全球化将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4]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是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前期的资本主义观念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毛泽东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以苏联为样板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在中国主流社会中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在广大的市民社会中却产生了不可知论或政治冷淡主义，而在国际社会上被看作是“中国式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来自西方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在市民社会中势如破竹地扩大其影响力。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独占物，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导致了金钱万能主义。在现今中国社会，权是国家的统治者，而钱是市民社会的统治者；权与钱的结合正在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例如，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请客送礼、官商勾结、执法不公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弊端无一不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权钱交易正在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又如，婚姻的本征原则是性爱，而婚姻的世俗原则是门当户对，但是门当户对的世俗原则正在一元化为金钱对性爱的支配。作为其补充，性的买卖正在扩大其市场。因此，全球性的新精神、新文化、新公理运动将为阻止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退化做出贡献。人的个性解放和人格自由应当受到尊重，但是人类社会必须有能用来维护人类尊严、保证人类健康繁衍、促进人类持续发展的公理和“游戏规则”。
结语
从上可知，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以及每个人而言，全球化既是绝好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顺者昌，逆者亡。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个促动因素，应当在推进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推进自身的发展，并且通过自身的发展推进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为此，中国应当在上述的十个方面制定自己的全球化战略。而为了制定顺应历史潮流的全球化战略，还必须考虑到：系统的理想状态是在系统整体的一体化倾向得到加强的同时，各要素的自主化倾向也得到加强的不间断过程；最理想的社会是在社会整体的自由的统合发展得到推进的同时，社会各成员的自由的自主发展也得到推进的不间断过程。[15]如果不仅系统论的这一思想竭力体现为中国的现实，而且中国的现实本身也力求趋向这一思想，那么中国人就能站在全球化潮流的最前列，在拉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拉动自身的全面发展，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召开”，见www.pku.edu.cn/news/xiao_kan，2001年9月25日。
[2]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见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原载《跨文化对话(2)》,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
[3]自OECD于1996年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7年使用“知识经济”一语以来，“知识经济”概念流行于全世界，有关论著数不胜数，“知识经济”被看作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经济。但是，在笔者看来，“知识经济”一语是否适于确切表达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尚需进一步研究。
[4]关于古代中国式世界秩序，韩国历史学家金翰奎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见金翰奎，《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研究》，韩国，一潮阁，1982年。
[5]系统科学家们发现，在生命系统（如细胞、器官、生物体、群体、组织、社会等）中，信息输入的增加并非一定导致信息输出的增加。在一定阈值之前，信息输入的增加导致信息输出的按比例的增加，但是当信息输入超出一定阈值后，随着信息输入的增加，信息输出却逐渐下降，最终或者趋于零，或者发生信息输入超载下的混乱。见J.G.Miller,Living
System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121-202。
[6]朴昌根，《系统学基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315-326。
[7]作为人口流动的一例，笔者考察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朝鲜族的大迁移。见“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朝鲜族的大迁移”，韩国，《韩民族论坛》，2001年第4期。
[8]朴昌根，“从系统学看环境问题”，韩国，《科学思想》，1995年冬季号；朴昌根，Can
mankind extricate itself
from
the dilemma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sented at SIXTH ANNUAL CONVENTION, CONGRES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INTERNATIONAL, SEOUL, KOREA, JANUARY 5-10,1995.
[9]朴昌根，《韩国产业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韩国民族研究院《民族研究》一刊第六号（2001年3月1日）刊登一组论文阐述了南斯拉夫、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或外国人政策。
[11]参见“联合国规定2001年为文明间对话之年”，见http://www.donga.com/fbin/output?f=todaynews&code=j-&n=200012310186&main=1。
[12]在过去的几年间，笔者研究韩国人传统社会价值观对韩国社会政治、经济、企业经营现代化的影响，发表了下列五篇论文。考虑到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的相关关系，笔者认为其中的许多内容也适合于考察中国人传统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企业经营现代化的影响。现列举这些论文如下。（1）“韩国人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对韩国企业经营价值观的影响”，《韩国传统文化·文化卷》（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1年，页8-23，1997年10月杭州会议论文；（2）“韩国人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对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影响”，’98朝鲜–韩国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论文，中国延吉，1998年7月，见《论文提要集》第32篇论文；（3）“韩国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政治、经济、经营现代化的影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七辑，2000年，页21-33；（4）“韩国人的因缘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政治、经济、经营现代化的影响”，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中国上海，2001年10月，见《论文提要集》，页35-38；（5）“韩国人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政治、经济、经营现代化的影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2002年，待出版。
[13]蔡克勇、张秀梅，《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14]朴世日（音译），“没有改革就没有二十一世纪”，见http://www.donga.com/docs/magagine/new-donga/200101/nd2001010370.html。
[15]同[6]，页9-15，页47-51。
（200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