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人和韩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若干因素之浅析*

朴昌根
ly053111@online.sh.cn 

本文取自韩国2003年出版的《全球化与韩国的对应》
（朴先生的文集），2003年10月公布于潜科学网站

诺贝尔奖颁奖已有100年，但“中国本土科学家”至今未能获诺贝尔奖（本文只讨论自然科学奖）。这些年不少人研究其原因，并为培育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提出了各种建议。有的人还预言今后多少年之内中国科学界可能出现获奖者。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先指出下列几点：（1）在当今的有较大影响的国家当中尚未出现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只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其二是韩国。韩国血统的科学家至今无人获诺贝尔奖，但已有好几位海外的中国血统科学家获诺贝尔奖，表明“中国本土科学家”之至今未获诺贝尔奖并不是由于生理素质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2）讨论“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能获诺贝尔奖，是没有意义的。天才何时出现、何时取得杰出的科学成果是不可预测的。（3）诺贝尔奖获奖是以取得符合获奖标准的科学成果为前提的。在讨论“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什么至今未获诺贝尔奖时，首先应该讨论“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什么至今未能取得符合获奖标准的科学成果。（4）讨论怎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出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很重要，但首先应该讨论怎样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出现诺贝尔奖得主。（5）一个人怎样取得符合诺贝尔奖获奖标准的科学成果，其最关键的思考过程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讨论怎样才能使科学家取得符合诺贝尔奖获奖标准的科学成果，是一种冒险，很难揭示问题的要害，更现实的讨论主题不是“应该怎么做”，而是“不要怎么做”。

本文的目的在于列举阻碍“中国本土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若干因素，并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1）不要让那些想要专心致力于科学的学者当官。在中国传统社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官本位主义；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在于做官。在现代中国社会，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并非人人都以做官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但是，一方面，高官丰厚收入（其中大部分为隐形收入）和权势欲诱惑着一些科学家，使一些有可能在科学上有所作为的科学家“投笔从政”，步入官场；另一方面，一些好心的领导人时常认为对有成就科学家的重用就是给他们恩赐一官半职，使得一些科学家不敢不做官。科学家之做官，不管出自自愿还是迫不得已，结局是一样的：从此，他们在学术上不可能大有作为。一个科学家做官之日，就是其学术生涯终结之时。因此，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并且有前途的科学家，除非他们本人愿意，千万不要让他们步入仕途，在官场上虚度年华。对那些想要专心致力于科学的学者而言，让他们做官，不是关心他们，而是害了他们。对科学发展而言，与其给有成就的科学家一官半职，不如给他们一笔钱，使他们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进行科研。

（2）不要扼杀科学家的思想自由。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科学上的创新。每一个新的科学成就都是对原有理论的冲破，而为了冲破原有理论，思想自由是不可缺少的。如无思想自由，就没有科学上的创新。可以说，发展经济靠的是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发展科学靠的是学术上的思想自由。对于广大科学家来说，科学不仅是争取自由的强大武器，而且是享受自由的最理想的职业。 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科学家至少应该充分享受思想自由。实际上，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哲学世界观、政治倾向等与他们能否在科学领域做出创造性发现并无直接关系。以特定哲学世界观指导科学研究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一个科学家如果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总是考虑他的研究成果是否违背特定宗教，是否违背特定哲学观点，是否违背某些政治家的特定观点，就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也很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科学不能成为特定宗教的仕女，也不能成为特定哲学的奴仆，更不能成为特定政治现实的工具。科学的唯一追求是真理，而通向科学殿堂的必由之路是思想自由；科学家的崇高使命是为真理而献身。

（3）不要反对标新立异。在中国传统社会，要求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标新立异被看作是“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或“异端”，或“犯上”；被推崇的治学态度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这样的氛围中，创新不仅不受欢迎，反遭打击。就是在现代中国社会里，类似的思维定式仍然支配着学术界，自然科学界也不例外。若有某个大人物提出某种“新观点”或“新理论”，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心领神会，摇旗呐喊；若有小人物发表不同意见，就被看作是大逆不道，或被扼杀，或被冷落。但是，如无标新立异，科学就不能发展。哥白尼日心说、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量子论、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等都是标新立异的产物。标新立异是创造性思维的直接外化，而创造性思维是科学新发现赖以实现的最根本的素质。因此，为了振兴科学，必须造就能使科学家勇于创新、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氛围，在那里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既可以毫无约束地“胡思乱想”，也可以无所顾忌地“胡言乱语”，而不用担心自己的观点是否有悖于“科学常识”，更不用担心自己的观点是否属于“奇谈怪论”。

（4）不要一味强调集体研究、集体攻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工作都被纳入到国家计划之中，科学研究也不例外，集体研究、集体攻关倍受青睐。不能否认这种研究方式在某些科研领域有合理性，但是在理论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家的个人研究活动。60亿人有60亿种面孔，60亿人有60亿种思考方式。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集体研究、集体攻关容易压制科学家的个性。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一般都是个人独立研究的成果，或者是两三个志同道合的科学家自发合作研究的成果，而不是研究集体共同研究的结果。尤其在中国更不宜提倡集体研究、集体攻关，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课题组负责人通常是已经没有多少创造力的学术权威，而真正有创造才能的年轻人通常只能被充作配角；研究如取得成果，即使课题组负责人并未提出任何创见，也未进行多少实际研究工作，却成为第一完成人，而真正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年轻科学家只能被当作第二完成人或第N位完成人。显然，这是课题组负责人对别人创造性精神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许多课题组起着扼杀年轻科学家创造才能的作用。不能忘记，一个即使很有天资的科学家在一生中通常也只能取得一、二项世界一流的科学成果。因此，应该多支持科学家个人的独立研究；就集体研究而言，或者应该让课题的实际完成人担任课题组负责人，为其配备一些他所选择的助手，或者应该严格区分课题组织工作和课题研究工作的界线。

（5）不要要求科学家成为完人。诺贝尔奖得主一般都可以看作是天才。因为他们不是凡人，所以他们通常具有与常人不同的“怪习惯”、“怪脾气”或“怪思想”，也可能具有常人没有的一些缺点。也许，他们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奇怪之处正是他们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素质之一。不少虔诚的科学家还通常具有某种“怪癖”。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怪”往往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尤其在被誉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他们的“怪”很容易成为他们被排挤、被冷落、被讥笑、被暗算的理由。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虔诚的科学家在科学上可能是一个超人，但在其他方面他的水平可能不如凡人，他的想法可能幼稚可笑，甚至十分荒唐。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家的科研能力，更不能因此而剥夺其从事科学的权利。评价一个科学家，应以他的科研能力和科学成就为依据，不应求全责备。磨灭科学家的个性，就等于磨灭他的全部的创造才能。

（6）不要论资排辈，也不要拔苗助长。大人物压小人物、学术权威压科学新人，古今中外科学界屡见不鲜，中国更为严重。论资排辈使许多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在申报科研课题、争取科研经费、取得科研主导权、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影响他们的情绪，分散他们的精力，打击他们的热情，钝化他们的创造力。论资排辈，其害无穷。但是，也不能拔苗助长。例如，为了给年轻人以机会，在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特殊照顾，使一定年龄以下的年轻人“打擂台”，“破格提拔”其中一部分。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弊大利小。在职称评定方面，论资排辈固然错误，但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也不应该。因年龄小、资历浅而予以排挤是错误的，但是因年龄小、资历浅而予以特殊照顾也是多余的。年轻人应该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应凭借特殊照顾取得名利地位。前者有利于年轻科学家的健康成长，也无害于调动其他科学家的积极性，而后者不利于年轻科学家的健康成长，也有害于调动其他科学家的积极性。在民营企业界，无数年轻企业家凭借个人奋斗，在与其他企业家的公平竞争中茁壮成长，可为此提供佐证。因此，就科学界而言，重要的是改革一切阻碍年轻科学家发挥其聪明才智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的体制，建立能保证一切科学家公平竞争的体制，而不是引入几个旨在照顾年轻科学家的临时性措施。

（7）不要一棍子打死失败者。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真假难辨，是非难分。但是，在科学领域，可以从逻辑上判断学术论证的合理与否，可以用实验和观察判断理论的正确与否。通常，可以正确地分辨科学研究的失败与成功。一般来讲，在科学研究中失败多于成功，失败者多于成功者。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者是成功者的借鉴。科学上的成功通常以多次失败为代价，尤其在科学的前沿领域更是如此。千百次的失败如果能换来一次成功，那么那些失败也是值得的；即使最终未获成功，无数次失败的详细记录本身对后人、对科学还是宝贵的财富。成功的科学家并不是未曾失败的常胜将军，而是有能力将失败转化为成功的人。科学家不能怕失败，不能因失败而灰心，要继续努力，持之以恒。社会要以善意的姿态容忍科学家失败，不要去责难，不要去埋怨；要以持久的耐心等候科学家做出成就，不要去施压，不要去督促；要以宽大的胸怀容忍科学家一辈子一事无成，不要去耻笑，不要去冷落。因失败而最感内疚的，最渴望尽早出成果的，因终生无成果而最心疼的，就是科学家本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终生的呕心沥血未必能换来胜利的花朵。

（8）不要泯灭好奇心。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有各种动机。有的为了满足好奇心，有的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有的为了名利地位，有的为了赶时髦，有的为了光宗耀祖，有的为了糊口吃饭，也有的出自某种奇怪念头，等等。其中，好奇心是驱使人们研究科学的纯粹的内在动力，其余的则是科学研究的外在动力。由外在动力驱使的科学研究，总是伴有研究者对来自外部的某种评价或利益的企盼，是功利主义的。这种动机下的研究也有可能取得成果，但是当研究者无法得到他所企盼的评价或利益时，他就会失去研究的动力。本来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第一目的是求真，因此，科学研究的永恒的内在动力只能是永不消失的好奇心。它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动力，它能激发探索真理的激情，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能造就百折不挠的意志；好奇心的满足能使科学家感受到由衷的喜悦。可悲的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不间断地磨灭青少年的好奇心，从而磨灭青少年的创造性。应试教育把能够使学生感受无穷喜悦的学习变成枯燥无味的苦事和沉重的负担，从而使青少年对自然之谜的好奇心过早地消失，而由外在动力驱使的科学研究使神圣的科学事业成为追求某种功利的手段，从而使作为科学研究内在动力的好奇心荡然无存。再加上摧残创造性的各种各样的体制、政策和措施，使得中国科学家很难在通向诺贝尔奖的征途上大踏步地前进。

（9）不要反对不务正业。在科学界，所谓正业是指本专业。在科学分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最杰出的人物也只能是一两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只能在一两个专业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些科学家的兴趣可能发生变化，从一个专业领域转移到另一个专业领域。这被看作“不务正业”，可能引起某些同事或领导者的不可理解，也可能导致一事无成。但是，原则上不应反对科学家兴趣的转移和对其原专业以外领域的研究。实际上，专业的划分是人为的，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专业和专业之间存在着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而这些未开垦的处女地正是许多开拓者取得成功的用武之地。不少科学家第一流学术成果不是在原专业领域取得的，而是在新开辟的领域取得的，或是在不同学科的交叉领域取得的，或是在跨学科领域取得的。不少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也属于这类成果。蜻蜓点水式的研究是不应提倡的，但是不应当反对科学家对其本专业以外的自然现象感兴趣，去钻研。过去几百年的科学史表明，科学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通常是“T”型科学家，即既有广博知识又有专长的学者。这正是因为这种类型的科学家能凭借其广泛的好奇心和渊博的知识善于发现和勇于开拓未开垦的处女地。

（10）不要为培养诺贝尔奖得主而进行行政干预。从国外诺贝尔奖得主的成长过程看，一般来讲，诺贝尔奖得主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涌现出来的。要把特定的人培养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因此要以行政干预的方法来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的任何做法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曾经有多种类型的工作队被派往农村，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将市场机制引入农村，将农业经营权返还给农户，消除扼杀农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各种枷锁，广大农民就不用多少年时间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改革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调动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何等重要。物质生产尚且如此，何况精神生产。不能否认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中政府的定向支持、集体攻关、组织领导在某些方面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理论科学研究领域，政府的政策支持应局限于普遍改善科研工作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而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选用、研究过程的组织都应由科学家自己做主。过多的行政干预、自上而下的科研管理、官僚主义的学会运营是理论科学研究的严重障碍，它们可能打击科学家的好奇心，可能扑灭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火花。重要的是给科学家以自由、时间与钞票。就钞票而言，普遍提高科学家的经济实力尤为重要，以便他们即使没有专项科研经费支持，也能依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维持生活，进行科研，发表论著，出国访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除以上十条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阻碍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因素。但是，仅从这十条亦可知，“中国本土科学家”之所以至今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们至今未能取得符合诺贝尔奖获奖标准的科研成果，而他们之所以至今未能取得符合诺贝尔奖获奖标准的科研成果，也许是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太多的阻碍他们取得杰出科研成果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只要彻底清除这些阻碍因素，就能为“中国本土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实现零的突破开辟出康庄大道。当然，究竟由哪位科学家、在何时、以何种成就获得诺贝尔奖，将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天资、奋斗与机遇。

以上讨论的是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什么至今未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对韩国血统的科学家来讲，无论是海外的还是本土的，至今都未获诺贝尔奖。但是，不能认为韩国人的科学研究能力天生地不如外国人。从曹熏铉、李昌镐等围棋手的能力看，韩国一些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出众。就是在科学研究领域，韩国血统的人当中也出现过李辉昭等杰出人物。因此，应该从韩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和韩国人的价值趋向、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考察韩国人至今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这里，阻碍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几种因素大致上也程度不同地适合于解释韩国科学的落后。对韩国人来说，儒教在朝鲜王朝500多年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科学精神未能真正在韩半岛生根、开花、结果。朝鲜王朝在周边大国频繁侵夺之下长期处于混乱、贫穷和落后，更使韩国社会无法建立起码的科学氛围；1945年光复之后，南北分裂、6·25战争、军事独裁等也严重阻碍了韩国的科学发展。传统的权威主义和尚文主义价值观、与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连在一起的急功近利的思维趋向、昔日赤贫如洗的生活和现时经济腾飞的机遇所造成的拜金主义、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的社会氛围等严重阻碍着韩国的科学发展。因此，韩国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首先是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好奇心，培育人们对科学的发自内心的崇敬，营造人们为科学而科学的学术氛围。诺贝尔和平奖的光辉已经为这块并不和平的半岛带来了和平的希望，而一旦韩国人为自由的科学精神所照亮，诺贝尔科学奖的光辉就会洒向这片曾被誉为“隐士之国”的古老土地上。 

（2002-01-05脱稿；2002-06-20补充有关韩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