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人们对韩国科技史的研究正在深入。不仅韩国建立了一些研究韩国科技史的专门机构，而且韩国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也日趋活跃。韩国是中国的近邻，两国科学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韩国科技史研究对中国科技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韩国和朝鲜学者的研究成果，试就韩国传统科学的历史发展作简要的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认为韩国没有青铜器时代。战后，考古学的诸多新发现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一错误结论。在平壤市祥原郡发现40-6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咸镜北道雄基郡发掘出10多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和3-4万年前遗址。韩国在公元前5000-3000年经过新石器时代，至公元前20-10世纪前半叶已跨入青铜器时代。这已由韩半岛各地发现的新石器和青铜器文物得到证实。韩国于公元前8-7世纪已为奴隶社会，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初期和中期已进入封建社会。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韩国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上的重要成就在三国时代即高句丽（前37-668年）、新罗（前57-668年）、百济（前18-660年）时代和统一新罗时代（668-918年）有天文观测、冶金技术、木版印刷、稻作、建筑等领域的成就；在高丽时代（918-1392年）有金属活版印刷、青瓷、医学、天文学等领域的成就；在李朝时代（1392-1910年）有金属活版印刷、测雨器、时钟、白瓷、火炮、龟船、造纸、地图、医学与农业技术等领域的诸多成就。

韩国传统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是李朝世宗时代（1418-l450年）。到了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于l592年和1597年发动的侵略战争给韩国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极大灾难。17世纪初后金-满清的侵略战争也沉重打击了韩国科学技术发展。从此，韩国传统科学技术一蹶不振，急趋衰败。在从17世纪初开始兴起的实学运动中，虽有李晬光(1622-1673年)、柳馨远(1622-1673年)、李瀷（1682-1764年）、丁若镛（1762-1863年）等反对“空理空谈”，主张“实事求是”和“利用厚生”，在整理韩国传统科学技术、介绍西方科学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他们在科学技术上并未取得创造性成就，而他们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也未获得成功。稍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1868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对外侵略，韩国首当其冲，1910-1945年期间沦为日本殖民地，结果是韩国科学技术传统的中断。在韩国传统科学技术趋于衰败的同时，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开始传入韩国。

韩国科学传统大都包含于技术传统中，停留在工匠的经验与技巧水平即现象研究的水平上，未能上升到理论科学水平。许多科学知识未能超出工匠口传的秘方和经验方法的框架，无法实现知识积累，更无法建立科学理论体系。韩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做出了创造性发现，但是始终未能建立某一门学科的严密理论体系。韩国科学家作为政府官吏负有从事政府所需实用研究的义务，几乎无法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创造性理论研究和实验。技术人员则作为政府下级官吏或工匠受人鄙视，不能享受思想自由和充裕的物质生活，而对他们又不存在开发新产业的社会经济刺激。结果，他们的技术只被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未能得到普及和深入发展。

在研究韩国科技史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韩国与中国、韩国与日本的科学交流。韩国人从中国科学技术传统中学习了许多先进成果，以至有人认为韩国科技史实际上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支流。但是，不能否认韩国有自己的固有科学技术传统。在研究韩国科技发展时应当区别下列三点：哪些是韩国人所固有的和独创的；哪些是韩国人从中国直接引进的；哪些是韩国人对所引进中国科技成果的改进和发展。就韩国与日本的科技交流而言，直到李朝中期为止，从韩国传到日本的多，韩国从日本引进的少。到那时为止，日本在科学技术大部分领域还落后于韩国。

二、韩国传统科学重要成就

据迄今所知的史料，韩国传统科学大部分重要成果都与中国传统科学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在考察韩国人自主成果时尽可能与中国的科技成果进行比较。

韩国人在天文台的建造和天文观测方面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

位于庆州市的瞻星台建于公元647年，是韩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天文台。其形状具有朴素的曲线美，装有观察天体运行的观测台与开启式圆屋顶，可用来正确测定平分点与至点。当时中国尚未出现这种用于多种目的的天文台。

李朝世宗时代在景福宫内设置了大简仪台。台内设有简仪、水运浑天仪、浑象、圭表、正方案（方位指示表）和各种日晷，还附设被称为自击漏的自动报时水钟和被称为玉漏的天象时钟等装置。大简仪台是在元朝郭守敬于1276年创制的简仪天文观测装置基础上经过改进而制作的，一般认为它是自元朝观星台出现以后在东亚地区最优秀的天文台。

现在收藏于韩国高丽大学博物馆内的浑天钟制造于1664年至1669年间，颇具特色。它是将中国传统的水运式时钟结构原理应用于西洋式机械时钟装置，以每日旋转一周的地球仪取代窥衡而制成的室内用浑天钟。

传统时代韩国的天文观测，无论观测的连续性还是观测结果或观测方式都十分引人注目。《高丽史·天文志》中汇集了长达475年期间的观测记录。其中，日食观测记录共有132次，与中世纪阿拉伯天文观测记录不相上下。1024年至1383年期间，观测太阳黑子共34次。尤为重要的是太阳黑子观测的周期性。1151年3月至1278年8月期间，每隔8至20年都观测到太阳黑子，这与现代天文学所认定的黑子活动平均周期（7.3-17.1年）基本一致。

李朝世宗时代已制定完整的天文观测规章，其科学性不亚于现代天文气象台的观测规章。对于所观测到的异常天象变化，不仅有文字记录，还附有图解。例如，1664年10月8日的观测日志里有彗星观测记录和正确的图样。李朝末年发现这份资料的日本天文学家和田雄治称其为“世界天文史上无双之宝物”。

韩国的印刷术发展很早。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1966年在韩国南部偶然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它是公元704-751年期间用雕版印刷的，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据此有人认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朝韩，¹⁾ 进而认为日本的“无垢净光陀罗尼经”（770年刻印）可能是利用新罗雕版印刷技术刻印的。雕版印刷后来在日本中断了约270多年，但在韩国却得到了巨大发展。高丽八万大藏经木版，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优秀木版。

由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是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转变。在中国，毕昇于1041-1048年间发明胶泥活字；王祯于13世纪后半叶创制木活字获得成功，木活字一直流行至明清两代；在王祯以前，13世纪曾有人试制锡活字，但未获成功；在公元15-16世纪，铜活字流行于江苏省部分地区。在朝韩，早在13世纪初高丽时代已经开发金属活字印刷技术。²⁾高丽的图书印数远少于中国，用雕版印刷技术刊印种类繁多的书籍要耗费大量木版、时间和劳力。这使韩国人倍觉改进印刷技术的迫切性。高丽工匠发明的浇铸青铜活字的造型方法，是韩国人对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最重要贡献。他们或许继承了新罗工匠制造青铜大梵钟的铸造技术传统。韩国矿物资源中铜矿最丰富，也被看作是高丽领先于其他国家发明青铜活字的原因之一。

在李朝时代，韩国青铜活字印刷取得了令人炫耀的发展。1402年李朝太宗不顾许多大臣反对，强力推进有名的癸未字（青铜活字）的铸造。他要求“印刷天下全部书籍”。世宗继位后，继承和发展这项事业，使得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取得巨大发展。在李朝500年间，浇铸金属活字共25次，其技术传播到中国和日本。李朝金属活字印刷版本优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

李朝金属活字印刷的成就是与发达的造纸技术分不开的。当时的“朝鲜纸”洁白结实，品质优秀。若比较15世纪世界各国图书，就不难发现朝鲜纸品质之优越。朝鲜纸当时被称为“白硾纸”，明代宋应星曾写道：“朝鲜白硾纸，不知用何质料”。³⁾在造纸技术方面，韩国的抄纸方法和抄纸帘引人注目。

韩国医学被认为是在6-7世纪在中国医学基础上形成的。中国陶弘景（456-536年）的《本草经集注》共收录730种药物，共中有11种韩国产药物。日本10世纪著名医书《医心方》引用了百济和新罗医书中的处方。到了9世纪，载入中国和日本医书的韩国产药物共22种。10世纪韩国已创办国立医校，建立医生考核制度。12-13世纪积极引进宋朝医学，创立高丽独特的处方即“乡药方”，载入《乡药救急方》（共三卷）一书。高丽时代的这些成就为李朝时代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李朝时代，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编纂的《乡药济生集成方》和《乡药本草》全面整理韩国医学和本

草学知识。1433年完成的《乡药集成方》进一步把这些成果汇集在一起，又加上新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韩国医药学体系。书中共记载763种韩国产药物。从此，韩国医药学摆脱了依附于中国医药学的局面。

1445年完成的《医方类聚》是另一部医药学百科辞典。它是综合当时韩国和中国153种医药书内容而编写的15世纪世界最大的医书之一。

最能反映朝韩医学特色的医书是另一部医学大百科辞典《东医宝鉴》。该书由许浚于1596年始编，1610年完成，共收有1420种药物。当时中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完成，1590年刊印）收载药物共1892种。《东医宝鉴》和《医方类聚》曾在中国和日本也刊印，产生了广泛影响。

韩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无纹陶器。后来在中国灰陶技术影响下制造一种新的硬质陶器即“金海土器”。在陶器技术基础上，韩国人又开始生产瓷器。韩国瓷器中最有名的是高丽青瓷和李朝白瓷。

高丽青瓷是在宋朝瓷器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宋代是瓷器生产技术完全成熟的时代。而高丽人创制的高丽青瓷其形状优美，青色花纹尤为精妙。一般认为高丽青瓷优于宋朝瓷器，连当时的宋朝人也称赞高丽青瓷为“天下第一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丽工匠把从前只用于金属工艺品的镶嵌技术应用于瓷器制造工艺，为瓷器制造技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高丽青瓷是富具特色的粉青瓷器，李朝时期则以白瓷为主。青花白瓷最早是在世宗时代从中国输入的。到15世纪中叶李朝也能自制。但是，其形状及青花花纹主题已与中国瓷器完全不同。从世宗时代中期起，李朝白瓷在质与量两方面都赶上了中国瓷器。

除以上的几项重大成就外，韩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成果还有下列几项。

（1）新罗石窟庵。中国古代石窟寺院是利用天然石窟兴建的。与此不同，新罗石窟庵是一座人工石窟，它把圆形、球面、三角形、八角形等各种结构形式巧妙地组合成一个统一体，被誉为韩国古代艺术和建筑技术的精华。

（2）新罗梵钟。为含有铜、锡、铅的青铜加入锌作为材料铸造。现保存在庆州博物馆的圣德大王时代的神钟，为771年铸造而成。它高达3.33米，形状庄重，花纹绚丽，钟声清雅，被视为新罗梵钟的典范。

（3）龟船。系一种装备多门火炮和重型装甲的沿海用突击战舰，造于15世纪。16世纪末，李舜臣（1545-1598年）率龟船舰队击退了丰臣秀吉的侵略。

（4）雨量计。1441-1442年间，韩国人发明了测雨器和名叫水标的降雨量测定器。他们改变过去的以雨水渗地深度测定降雨量的错误方法，采用了科学的降雨量测定法。书云观（国家天文气象台）直到20世纪初为止一直坚持统计和汇总全国各道、郡和县的降雨量，历时达400多年。

（5）纺织业。李朝初期棉纺织业已很发达。李朝对日本的棉布出口量1475年为27,208匹（1匹 = 35尺），1476年为37,402匹，1488年夏季3个月期间已达10万多匹。1549年左右棉花种子和栽培技术传至日本，此后棉织品成为日本人的主要衣料。

此外，韩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韩国的农业技术等也显示出较高的科技水平。

韩国传统科学从16世纪末起急剧衰败，后来的一切努力都未能阻止这一不幸的历史进程。在西方，近代科学却以16世纪中叶哥白尼日心说为开端走上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轨道。当韩国人从17世纪起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时，韩国传统科学无论从其结构上看还是从其发展水平上看已经不可能成为韩国人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的合理出发点；相反，西方近代科学作为一种舶来品，甚至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进一步打击了韩国传统科学。韩国人只能在几乎完全搁置自己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全盘接受西方近代科学。

在接受近代科学时，韩国人起初试图在保持传统伦理纲常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只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如同中国和日本的情形相仿。日本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的“东洋道德西洋艺”、中国张之洞（1837-1909年）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韩国人的“东道西器”足以表明东亚三国在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时持有类同的主张。这些主张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西方科学的传入方式也使之成为纯粹的幻想。西方科学之传入东方，至少在其早期，靠的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异己的宗教和血腥的枪炮。东方人终于认识到政治变革的不可避免性。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成功了，但日本的成功立即成为韩国和中国的灾难。韩国的甲申政变（1884年）和中国的戊戌变法（1898年）都失败了，而韩国的甲午更张（1894年）虽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为时已晚，韩国不久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样，韩国人只能在极其不利的国内外背景下十分艰难地吸收了西方近代科学。

从17世纪初到1876年缔结江华条约之前，韩国人主要由中国引进西方科学。不少实学派人物为此做出贡献。韩国人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化是1603年李光庭从明朝带来的“欧罗巴同舆万国地图”。李晬光曾三次出使明朝，接触到一些西方文化。李瀷于18世纪初研究中译本的西方科学书籍。洪大容（1731-1783年）在35岁时来到清朝，会见传教士，学习西欧天文学和数学。丁若镛主张引进西欧技术，并亲自作了不少工作。崔汉绮（1803-1873年）向韩国人广泛介绍了到19世纪中叶为止的西欧科学。但是，当时西方科学只是间接地零碎地传入韩国。

在缔结江华条约之后，韩国被迫向日本开放门户，开始从日本引进西方科学。1881年，李朝政府把领选使行派往天津，把绅士游览团派往日本，试图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领选使行由学生和工匠共32人组成，但是因事先准备不充分，学习期限太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由62人组成的绅士游览团用三个月时间较全面地了解了日本所引进的西方科学的各个方面。

甲午改革后，韩国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5年有182名留学生赴日本。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在庆应义熟只接受短期基础教育，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进入20世纪后，前往日本攻读科学的留学生逐渐增多。1904年尚灏攻读造船工程，成为第一个获得东京大学工学学士学位的韩国人。

韩国人直接从欧美引进西方科学是在1882年缔结朝美通商修好条约之后。1883年李朝政府向美国派遣报聘使。他们在美国各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后回国。其中，崔景锡把一些农作物种子和家畜带回韩国，办起农场和农牧业试验场；俞吉濬留在美国作了第一个留美韩国学生。留美学生边燧和徐载弼于19世纪90年代初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1883年，韩国最早的新式近代学校——元山学舍由元山地区韩国人开办。之后，韩国人兴办了各种新型学校。

1886年，在由美国归来的报聘使的请求下，政府同意开办育英公院，招聘三名美国教师任教，招收两班和高官的子弟学习西方文化。与此同时，由两个美国人开办培材学堂和梨花学堂。

1885年，在美国教会医生艾伦的倡议下设立王家医院——广惠院，后改称为济众院。1886年有16名学生在此学习英语和基础科学。

1904年，美国人艾维逊在韩国开办色布兰斯医院。他又与其他一些美国人办起色布兰斯联合医学专科学校。他与其他一些医生在韩国翻译出版了西方的物理学、化学、药物学、细菌学和解剖学等方面的科学书籍。

到了1909年，韩国共有29所私立学校，其中10所系由新教教会所建。甲午改革后，李朝政府也开办各种技术学校，如技术学校（1899年）、矿物学校（1900年）、工业传习所（1902年）等。曾有筹办普成大学的设想，后因日本的侵略而未能实现。

正当韩国举国上下都在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科学并已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完全侵吞了韩国，这就是1910年的所谓韩日合邦。

1910年至1945年期间，韩国的科技教育权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垄断。他们的方针是培养日本人作为社会的统治者，培养韩人作为下级官吏、办事员与技工。

1915年后，色布兰斯、延禧、普成、崇实、梨花等专科学校正式升格为高等教育机关。官办的京城医专和京城工专是专为日本人开办的，限制韩人入学。1935年这7所专科学校内韩人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32．4％，1940年只占35．9％。

1924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扼杀1919年“3·1”运动后崛起的开办民办大学的运动，建立了京城帝国大学。当时设有医学部，1941年才设立理工学部，这两个学部里韩人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时期，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理工科领域的韩人只有约700人，其中京城帝国大学77人，京城工专452人，京城矿专99人，大同工专100人。1945年理工科大学毕业的韩人只有30人，而日本各帝国大学理工科毕业的日本人共3000人。

1945年韩国光复之际，韩国共有约1000人受过专科学校教育的技术人员。但是，大学毕业的科学工作者不到100人。以物理学为例，只有博士3人，帝国大学学士10人。大学出身的化学家30多人，其中研究理论化学的则不到10人。

韩国人从本民族的发展需要出发广泛引进世界各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时代，是从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才开始的。

[1]朝鲜《历史科学》编辑委员会：叙述为自主性而进行的朝鲜人民斗争的历史丛书《朝鲜全书》，[朝]《历史科学》，1981年第1期。

[2]全相运：韩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日]《自然》，1975年9月号。

[3]全相运：朝鲜时代的韩日科学交流，[日]《科学》，1983年9月号。

[4]宋相庸：韩国现代科学的源流，[日]《自然》，1983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