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读书》、读书编辑部和作者（原文刊于《读书》2002，8月号27-31页上）网站编辑2002，8 ----
李昌平
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大思路：进一步解放农民。
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民收入就有一轮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给农民松了三次绑。
第一次松绑是八十年代初期，允许农民“分田单干”。这一次松绑，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
第二次松绑是八十年代中期，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次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乡镇所在地发展加工业、建筑业、饮服业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也先富了起来。
第三次松绑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允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让农民在全国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调动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
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不是没有了，而是还有很多很多。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再松四绑。
第一绑，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现在，农民离开农村要办五证、交七费：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得交几十元钱；此外，还要交两费，一是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二是公粮水费、三提五统保证金。少则五百元，多则几千元。
农民来到城里还要办证交费。有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还有企业收取的保证金。把这些办齐，少则五百元，多则上千元。
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这些“野蛮的东西”不应该带入二十一世纪。
第二绑：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现在，农民有生产经营的权利，但农民没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世界上如果有明知亏本，但又不得不做的买卖，那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农民之间的买卖了。种田明知亏本，那就不种好了——休耕，没有收成也就用不着交税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中国农民还没有取得这个权利，更有甚者，还找农民收取土地闲置费。这实际上是强制农民无偿或低偿提供劳动和土地结合，生产低价的农产品，为社会提供保障。这就是中国农产品多品种、大范围生产过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绑：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愿进城，可是白白地丢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又太可惜了，进城的农民还担心老了以后的生存问题（社会保障）；城里有钱的人希望下乡做地主（办农场、农业企业），但没法取得农地的使用权。如果有一种制度能开通城乡的产权交易，促进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交易，那无疑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增长。
我建议建立“土地金融与社保”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一、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和村集体土地信用合作社。二、将农业税费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用于农村农民，建立农民个人社保专户，在土地银行系统设专户管理土地社保基金。三、将集体的土地使用权股权化后分配给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抵押贷款，获取进城发展的本钱,可以用个人土地股权换取个人社保基金，进城的农民也可以在约定的时间、用约定的价格赎回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四、与土地股权相配套的个人社保账户可随个人在城乡社保系统流动。五、土地银行和土地信用社集中土地后，在交易、开发中增值的经营收益，用于农村的公益事业或转为社保公积金。
第四绑：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我们总以为比农民聪明，其实不然。民办学校管理权上收，由公办教师取代民办教师、由村民和教育系统双重管理变为教育系统垂直管理，结果怎样呢？农村的财务管理权上收到乡政府管理，结果怎样呢？最近几年，各地大搞结构调整，“逼民致富”，结果怎么样呢？前些年，各地给村里派工作队，结果怎么样呢？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伸手管农民的事，比农民自己管差得更远，且成本高出许多倍。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政府知难退出的领域，农民一进入就柳暗花明。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单干，从计划种植到市场导向，从政府包办到个人承包都说明这是一个真理。
给农民松绑，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
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大前提：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
我的女儿因为出生在城里，所以她可以顺利读初中、高中、大学。我的侄女，因为出生在农村，所以她读到初中时就不得不失学。她不仅得不到义务教育的阳光，从她出生的那天起，每年要交三百元的人头负担。
这两个女儿的命运如此不同，与她们后天努力无关，只与她们先天身份相关。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待遇决定她们不同的命运。我的侄女就是天下八亿农民的缩影，她有权利享受和我女儿一样的待遇，这是改变她命运的前提。
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因为你是农民，你就不能当干部，吃皇粮，连参加公务员招考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你是农民，你在城里打工，你只有劳动的权利，没有发言的权利；因为你是农民，你没有自己的组织，表达你的心声；因为你是农民，人数再多，你只能有很少很少的人大、政协代表名额。因为你是进城的农民，工会和政府不代表你。
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赋税权利。城里人八百元月收入才赋税，乡里人没有收入也赋税。只要你是农民，百岁老人也要交税费、刚刚出生的小孩也要交“合理负担”。
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比城里贵，农民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的身上怎么长得起肉来！
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城里人下乡不要任何证明，而农民进城却要很多证明，个个证明都要钱。城里的公办学校宁可闲着，也不让民工子弟同等享用。民工自己办学校，城里的政府也要取缔。
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作为一个农民在城里没有多少人身安全保障权，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遣送回家，被没收财物。不仅如此，农民在农村也难有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派出所没有钱用，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如赌博、男女作风）将农民抓到派出所罚款。农民有冤，没有钱是不能伸的。农民辛辛苦苦办的企业，如粮食加工厂、矿场，政府说关就关，几十万几百万的财产说没就没了。
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发展权利。城里人买房、买车、耐用消费品可以贷款，并且利息低，可十二年还，三十年还，而农民要生产，哪怕是贷款一千元，几百元也没有银行贷，即使得到一点点贷款，利息比城里高几倍，还要当年还。
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旁白：作为城里人，我（过去也当过省级人民代表）对农民的悲惨处境非常同情，对李先生的正义呼声非常支持。我们中国竟然是这样对待农民，我感到非常吃惊和丢脸。过去的20年我们的社会曾经为某些知识分子和某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委屈而鸣不平。我没有想到农民这些年还在受着这么多委屈。为农民鸣不平应当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责任。看来真正代表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实在太少了，不知道现在学习了三个代表以后是否可以增加一些。顺此，我认为李先生是为中国指出正确方向的旗手--张学文2002，08）
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战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
我不是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中国的中西部农村必须放弃这个中心，而要以社会发展为中心。其理由是：
第一，最近十年的历程证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在萎缩,这种萎缩不是个别的地方,而是普遍存在。
第二，投资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投入产出比远远低于其他地方，有些地方在“经济中心论”的指导下，浪费很大，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第三，加入WTO后，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会更加萎缩，乡镇企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了。
第四，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经济增长中心，以中西部地区农村为生产要素供应基地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相反是扩大了城乡差别,中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这就决定中西部地区农村在城乡分工和东西分工中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优秀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优质的原料、优美的生态环境，即以社会发展为主。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条件下,承担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必要财力。
今后，中西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教育、环保、医疗保健等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生态农业和文化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在经济低度发展的条件下保持社会较高发展，确保人们的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一个拥有基本生活保障,同时人好、地好、水好、山好、风景好、社会风气也好,且组织化程度也高的乡村社会应该作为未来中西部农村发展的目标。如果政府在过去的时期扮演了操纵少数人和少数地方先富起来的“家长”角色,同样,政府必须安排一个共同富裕的未来,并在这一进程中也发挥“家长"的作用。
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一、回报农民——取消农民负担，且国家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
我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可以停下来，不必搞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找农民要的够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怎么改的问题，是一定要取消农民负担。
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发达国家如法国，每年向农民人均补贴四万人民币以上。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不找农民要负担，还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如果我们的农民每年要交几千亿的负担，怎么参与国际竞争呢？世界上仅有中国和越南找农民要钱。
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再承担广大农村的公共品安排已经是不可持续了，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
第三，按照温铁军的观点，农民的土地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没有那么一种经济学认为社保资料应该纳税。
第四，找农民收一百元税费，却要支出九十四元成本，找农民收税费已经背离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第五，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
二、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
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中央政府那个葫芦画地方政府这个瓢。
我八十年代中期当乡书记时，一个乡政府才十来个干部，现在一百多人了。过去财税所才二至三人，现在分成了财政所、国税所、地税所，一般都有五十多人，多的乡镇高达二百至三百人，这些人都靠农民养活，我们用这么多人，从来没有问过农民“同不同意”。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我在监利县周沟乡当书记时，曾经把所有收费收税的部门合并成一个办公室（五个人），其余的人放假休息，这五个人也不收税费，只提供服务，维护公平交易，税费任务由纳税费人按照“明白卡”自动缴纳，这个办法管了三年，纳税费人很欢迎，周沟乡的经济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一九九七年我离开周沟，所有收税费部门都恢复了“大圆帽，护身服”，满街游逛,不到一年，乡镇企业基本上垮了。
所以，我主张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三、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
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都会膨胀，都会腐败，都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最终更迭。
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
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上为公仆，选不上为黎民。
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
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
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
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政府的立场上，更不能代替政府。
解决三农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解决三农问题更需要大无谓的改革精神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