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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我这几篇论文的前前后后

（2002年10月10日）

N 年以后，在我的葬礼上，不，不！我不喜欢葬礼这个名词，就算是我要远征的送别吧。我希望听到…，瞎说！我当然听不到什么，我希望我的妻子，女儿，弟弟及我的朋友们听到节奏鲜明的舞曲，还有我喜爱的民歌、邓丽君的歌曲、意大利的歌剧及美国的乡村音乐。在我的墓志铭上应该写着：“此君一生不高雅，也不深沉，儿童心理贯穿始终，玩的就是好奇和实在。”算了！干脆石质墓志铭也不要了，如果50多亿人都这样，地球不就变成墓地了吗。这句话就让它在INTERNET网上飘泊吧。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文明发达的国家旅游的时候，千万要到那里的墓地去看看，相信你一定早已瞻仰过我们自己高贵且傲慢的祖宗，但异国风情的确别有一番风采---和风阵阵，阳光透射，绿荫环绕，曲径通幽，碑文深刻…（密语私聊或耳语）那才是真正的天堂呢！你知道吗，我就曾与拿破仑、毕加索、笛卡尔、莱布尼慈、枷利略、达芬奇、还有可恨的墨索里尼…“对过话”，我计划此生还要找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托尔斯泰、牛顿、凯恩斯、爱因斯坦、林肯及可狰的希特勒…“聊聊”。

哈哈！我脑子没进水，也没什么大病，除了有时植物神经紊乱之外，体壮如牛，暂时还不至于去世。但总有一天，应该是在2057年5月10日早晨7时左右吧，我会变成一个可怜（也许既讨厌又可恨）的干瘪老头，躺在病榻上呻吟（别乐！尽管你现在年轻、潇洒和漂亮，但将来不是变成糟老头子就是丑老太太）…一切都来的如此之快，往事不堪回首…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儿时的梦想，特别是小男孩的英雄情结会贯穿他的一生，成就一番大业是每个男人的夙愿。在现实中绝大部分人会被命运捉弄的没了脾气。我现在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实在不可耐和的俗人，也许被称为“小知”或“酸丁”更确切些吧，总之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最讨厌的那种人。

一

尽管我父母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出身，小的时候我有一套让我爱不释手的《十万个为什么》，那一个个伴有恐龙、星空…童画的问号，埋下了我对神秘自然好奇的种子。

在我当知青的时候，为上大学备考，有时请假步行三公里到公社的主干渠边复习。我喜欢在夕阳西下时独自躺在长满杂草的渠边慢坡上，渠岸两侧高大的白杨林向远处无限曲伸，透射的斜阳将宁静宽阔的水面映成金黄色…

这一幕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它凝聚了我的人生期望，在我内心深处打下了浓厚的数学、物理情结，我喜欢猜测在每一个公式和符号背后的故事。从那时开始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有个习惯，几乎每届的数学、物理高考题及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题都要亲手做一便。

1980年上大二时，记得一名同学的一本介绍时间和空间的物理学科普杂志激起了大家激烈的争论，至今还能记得那位姓崔的同学青肋暴露的样子，这场吵架式的辩论钩起了我对时空的好奇。

我的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我着实讨厌!），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一家涉外公司。为走仕途，积极表现，1984年被派往一家英国公司驻意大利罗马的分公司工作培训。想想看，那会儿，国内中山装式的灰、兰、黄三原色还没有完全退掉，与意大利相比差距很大，我说的不只是物资条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漂亮的意大利姑娘，而是一种文化氛围和自由的空气。

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摸不着看不见的时间和空间也总在我脑海中浮现，百思不得其解。我利用业余时间瞻仰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遗迹，还专程登上比萨斜塔，体验枷利略这个老家伙的实验…一种新奇和茫然的感觉伴我度过了愉悦的异国生活。至今我还留念那种咖啡纯香与古龙香水混合后所产生的神奇味道。

回国后，在国企那种喝茶、看报、闲侃的环境中，我把“黎曼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耗散结构”、“协同学”及当时时髦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还有一些哲学书籍和文章似懂非懂地一股脑地硬往脑子里塞。好象只有这样心理才不空虚，生命才不虚度。也许这是A型人共有的毛病。长此以往，遭到领导的训斥是常有的事，不务正业，好高务远，虚无缥缈是同事们对我的基本印象。同一批分到我单位的大学生，有六十名左右，86年到了晋升工程师的时间，结果绝大多数都评上了，唯独我和另外两名落选。

俗话讲物以类聚，86年到88年这两年间我更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那阵子着实没了自我，记得一次到武汉出差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结识了在中科院化学所读研的孙星原先生（不知现在何处？），我们俩放着卧铺不睡，硬是在车厢连接处站着侃了一夜的自然哲学，第二天早上列车开进北京站时，我们相嘘一笑。

我在南礼士路的家成了我这帮狐朋狗友的据点，有北大、清华、人大、师大、中科、北工大、国家地震总局等的博、硕、学及年轻老师，也有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已工作的散兵。自备食品，每人带一样这是规矩，有面包、方便面，鸡蛋、火腿肠，北冰洋和燕京…海阔天空，上下五千年，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哲学政体、诗歌文学、还有弗洛依德那个“老色鬼”…无所不包，我那时还添了一个习惯，什么“闪念”啦“火花”啦，都记在专用的笔记本上，当时把时间作为半径矢量，空间作为圆弧的想法也记在了上边，但没有结果。似乎每个人都在超常发挥，大脑和大脑之间在激烈的碰撞与共振，大有许多物理学定律需要改写，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之势。那可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与希望。相信这些“小知”或“酸丁”朋友的绝大多数现在和我一样都被生活给磨平了。

当然也有成功人士，如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才华横溢，现在已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师的李仁玉先生，当时在他三十将至的某一天有感而发：

《鹧鸪天》

而立将至百感殊，青春快逝鬓渗丝，情思箧底藏红叶，忧患心头满苍悟。

维本色、淡名符，浮云看惯道心舒，半生襟袍诗怀在，一任后生捎道儒。

88年底，我被派到黑非洲（坦桑尼亚），那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的工作，身兼数职---工程师、英语翻译和项目经理。没有时间学习和思考我喜爱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好在办事处有一些过期十几年的英文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可以消遣。一天晚上读到了珍尼·古道尔博士的故事，而且就在坦桑尼亚研究黑猩猩的社会生活。早在国内的一个记录片中好象看过她的一些事迹，当时还真以为她是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呢，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干净利落的英国老太太。出于尊敬与崇拜决定去会会她。在不久以后的一个美国使馆举行的酒会上，我遇见了美国开发总属的斯坦派尼克先生，我们俩聊的很投机，也谈到了珍尼·古道尔，他说他是珍尼的好朋友并告诉了我她的地址。

记得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一个人驱车去了位于达累斯莎拉姆市郊的听说是联合国为她资助的野生动物研究所，陈旧低矮的英式建筑错落有别，有点过于朴实，周围布满了非洲特有的低矮灌木，伴有膨乱的杂草相间。出来迎接我的是一位珍尼·古道尔带培的美籍印度女研究生。她告诉我，老师一年当中四个月在美国，四个月在坦桑尼亚，四个月在英国，这个季节不在这。多少有点扫兴，回去后写了封信，拜托那位女研究生转交珍尼·古道尔。

没等珍尼·古道尔博士回到坦桑尼亚我就完成任务回国了。过了好长时间，我突然接到她从英国寄来的信，还有一个邮包，里面有一本她自己写的传记《MY LIVE WITH CHIMPANZEE》及一本和她朝昔相处并早已被西方媒体炒成明星的在野生环境中生活的黑猩猩家族成员画册，那是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正是圣诞之际。还别说，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确不太了解她，记得单位发的一本科普台历上写着“…珍尼·古道尔，一位年轻的英国姑娘，孤身一人到非洲的原始深林研究黑猩猩…”，用了两天的工夫读完了她的传记，这才真正知道她的冒险经历。

一个26岁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为了实现她能与野生动物为伍的梦想，只身一人从舒适的英国不远万里历经辗转来到没有人烟的荒蛮之地，与黑猩猩社会结伴，一待就是三十年，我噻！听清了吗，三十年！她是上天派往野生动物王国中的第一位真正的亲密人类使者。她为科学的这种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心里感到这才叫西方人的精神（我佩服西方人的冒险精神），做什么就得拿命豁出去！

写了封回信，信中说：“…中国电视台曾经播放过您的记录片的片段，中国人知道您的事迹但不了解您的全部，他们以为您现在还是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呢。为了让中国人知道您现在早已不是姑娘了，我想把您的自传和您“家庭成员”的画册翻成中文出版…”，同时也告诉她，中国当时没有版权保护机制。不久，她回信只同意我翻她的自传，可能由于出版商的原因而不能翻那些画册。

大约用了两个多月，初稿完成，试投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没想到编辑特别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央视早已播放过她的事迹的缘故吧，很快回信说同意出版，但原书照片不够，问我能否和作者联系再索要一些照片。

再次写信给古道尔博士，讲清了缘故，很快她用国际快递寄来十五六张她与黑猩猩，她的工作照及与丈夫、小儿子的照片供编辑部选用，并在信中嘱咐我这是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有的从未发表过，用后一定寄回。

由于90年珍尼·古道尔走进非洲刚好30周年，与编辑商量后书名没有按原版直译，改为《我与黑猩猩在一起的三十年》。在1990年春节的鞭炮声中完成了该书的定稿并于同年8月正式出版（书号：ISBN 7-5043-0580-4/G·195，有兴趣就到各大图书馆查阅）。

共得了1600元人民币的稿费，其中600元全部买了该书（当时售价：2.40元），大部分书都寄给了古道尔博士。当时全世界各大新闻媒体都在报道将要在坦桑尼亚举行的珍尼·古道尔走进非洲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古道尔博士为她已经有了中文版的传记感到十分欣慰，也许是她自己照猫画虎或找了一位学过汉语但学的实在不怎么样的外国人，给我用蹩脚的中文写了封信，信中说：“…小命邓（估计是按拼音拼出来的），谢谢你！…”。遗憾的是我与这位了不起的白皮肤巾国英雄从没见过一次面，尽管她这几年多次来中国并频频出现在我国媒体上，我早已没了当年的那股冲劲了。

1991年1月17日凌晨2时30分，从海湾的美国战舰上发射出的第一颗?/FONT>战斧?/FONT>巡航导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爆炸，拉开了海湾战争的序幕，也打破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工程师在英国本土工作的梦想。

1990年7月，英国著名的John Laing plc 工程集团来华招聘土木工程师，到英国利沃浦的一个核电站工地工作。经过报名、培训、考试、录取、办各种出国手续，转眼已到了91年1月，记得去英国的机票订的是1月20几号。

1月17日那天早上，我来到班上，习惯地打开了我的短波收音机，从VOA的新闻中惊奇地得到美国已经向伊拉克开战的消息。当时只感到惊奇，没想到这么大的震惊全球的事件竟然会和我的命运联在一起，三天后接到那家英国公司的通知，由于海湾战争已经开始，将有大批在中东地区工作的英国工程师回国，英国内务部通知停止外籍工程师入境。

其实要早走几天就没事了，费了这么大工夫，就这么没戏了，心理总是有点别扭。紧张之后松弛下来，又无所事事地进入国企状态。无奈，整理整理我多年记的思考笔记。我是一位异想天开的主，笔记里五花八门，天上的、地下的、死的、活的、过去的、未来的，就连黑社会的组织行为都有，真是一个样样俱全的大杂烩，凡是我能想到的哪怕是一句话，一个闪念，一个草图都记录在案，乱七八糟的只有我自己能看明白，别人看了准认为这人有病。记载的那些奇谈怪论开始都曾令我兴奋过一时，但没多久就变成了失望，好象总有一面巨大的围墙堵在那，怎么想思维也突不出去，我看似平淡，心理却总有丝丝未酬的苦楚，但我的确有种信念，相信中国的武功，只要你天天练，就能提升境界。

一天趴在办公桌上睡了一觉起来，面对着我在1987年2月6日至5月19日期间断断续续画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一些草图发呆…从一维的环到二维的球面肯定能把握住“三维的超球面”，这是我下意志的闪念。经过一番画图、类比和数学推导，很快我得到了“三维超球面”的几何参量“超表面积”---“体积”：V=2π2R3，我不敢确定它正确与否，第二天就去了书店买了一本周季生老师编写的《张量初步》，查询有关章节，证明我计算的是正确的。

几何学一直是我的钟爱，我喜欢在印在纸面上的几何空间中翱翔，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在数形之间的演绎中，让你魂绕梦牵。在那之后的几个月，我被“超表面”深深地吸引了，不分白天黑夜，那本《张量初步》始终伴我左右，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我的空间想象力在与其交溶，一句话就是死抠。通常数与形的关系是不可分开的，数含有深层次的数理逻辑，形则是我们对客观现实世界感觉经验的抽象。对于我们的大脑而言，形更象我们攀登数理逻辑高峰时所依赖的工具，没了工具，有时你的思维好象就没了着落。你熟悉环形，那是因为你在生活中玩过类似“乌拉”圈的东西，熟悉球面是因为你可能是个足球迷，可谁见过“超球面” 呢？也许除了上帝只有象黎曼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固执的老家伙一样的少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见过” 端倪。千万别怕！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只要你具备高中数学常识，通过某种方式，包你能够“看见”“超球表面”。有时现实中见不到的东西是可以靠数理逻辑来端度的。

通过几个月的冥思苦想，我还真“看到”了一点“超球面”的影子，但不敢确认。带着一大堆我得到的结论（这些结论早已存在，只是形式不同）给当年在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的《张量初步》的作者周季生老师去了一封求教信。为了节省周老师的时间，我将四维迪氏直角坐标系下的超球面方程、超球坐标系与共原点迪氏直角坐标系的变换、超球坐标系的度规、超球面元等的数学表达式列成1、2、3、…的题目形式，并肯请他如果认为我的结论正确就打“对钩”，错了就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同时也向他讨教了一些诸如曲率、测地线、均匀和各向同性等问题。没几天就收到了周老师的回信，在我的题目边上都打上了“对钩”，同时也更正了我对n维欧氏几何理解和概念上的一些偏差。在信的结尾周老师写道：“…看来，您很年轻，即有这股钻劲，定能取得好成绩，祝您成功！…”到现在我也没见过周季生老师，但他的那封极为严谨，非常负责任的信使我倍受鼓舞终生难忘。

自从摸到了“超球表面”，我的思绪就绕不开了，一天五迷三道的不是推演公式就是啃书。当时的工资并不高，而我花在购买数学及物理书籍上的钱是我的一笔很大的开销，新出版的哪怕是具有同样内容，但只要不是同一作者的，我都要买，好象生怕在字里行间漏掉什么，也指望在这些世界上最难读的书中的不定哪一本，哪个章节，哪个角度，更容易使我切入。我有好几个版本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各种数学、物理及宇宙论等。我读这些天书从来不按顺序，更习惯放在一起交叉混读。我更是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几乎所有的公休日都被我耗在了那安静、宽敞和明亮的阅览室里，从牛顿、马赫…到爱因斯坦和弗里德曼，我挨个“提审”，偶尔也与我们的老祖宗“交谈”。那阵子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感觉在与上帝对话，在与不可一世的爱因斯坦和弗里德曼吵架，我在91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记满了我对正统宇宙论的疑问及我自己构建的宇宙模型的哲学思考和数学表达式。

说实话开始我对时空的兴趣是含糊不清的，只是感觉这种摸不着看不见的最基本物理量具有某种神秘感，推演一些数学公式也只是作为一种消遣，做梦也没想到我最后会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宇宙论打上了交道。其实我们常人所熟悉的时间和空间是物理学和哲学最基本也是最大的命题，深入研究必然牵扯整个宇宙。

有了感觉却没了时间，尽管平日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但要玩宇宙就得有一个整段的时间。向领导请了十五天的年休假，从一位夫妇两都出国的朋友那借了一套与我家临楼的一居室（那时只兴借没有租），把自己封闭起来，当时只有5岁的小女儿常去，记得她那时常说的一句话：“爸爸，你又搞宇宙了，怎么还不得（诺）贝尔奖呢？”，不知道为什么，诺贝尔的“诺”字她发不出音来。上了小学之后，有一天在我接她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爸爸，我也想得诺贝尔奖（这回发音没问题了），一半的钱我用，另一半放在你的棺材里”你瞧，她有多孝顺啊！

我喜欢咖啡文化，每次在我进入沉思和推演之前，习惯在桌面上放一杯咖啡，点燃一只香烟。这十五天的白天黑夜是颠倒的，大脑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好象被憋高了水位的大坝决口，一泻千里，思绪连贯疾书不停。一天断断续续的仅睡三四个小时的觉，疲劳时用浓咖啡唤起神经，极度疲劳思绪又撤不断时就用大计量安眠药强行按住奔放四射的兴奋灶。那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豁出去了。说来可笑，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至极，好象顺着一枝树叶摸到了一片森林，上来就扔出个大个的，写的根本不是论文，简直就是一本“书”。“书”的名称和目录如下：

目录

1、 引言………………………………………………… 1

2、 宇宙模型…………………………………………… 4

§2-1宇宙模型的数学形式………………………………… 6

§2-2宇宙的几何特征值…………………………………… 8

§2-3宇宙膨胀公式………………………………………… 9

§2-4 三种距离的几何意义…………………………………14

§2-5哈勃定律的几何意义…………………………………15

§2-6宙长（宇宙年龄）的确定……………………………17

§2-7对天文现象的寿命期及周期的修正…………………18

§2-8信息传播的极限………………………………………20

§2-9对时空当量k的设想…………………………………21

§2-10宇中的物质密度 ……………………………………23

三、宇宙的视觉形象与阴阳鱼………………………………25

§3-1宇宙形象………………………………………………25

§3-2阴阳鱼与太极宇宙模型………………………………30

四、宇宙演化的图景…………………………………………33

五、绝对物质空间……………………………………………40

§5-1绝对物质空间的意义…………………………………41

§5-2相对性原理所面临的困难……………………………44

六、太极宇宙模型对物理体系的影响………………………50

§6-1牛顿运动定律在宇中的形式…………………………51

§6-2平方反比力的几何、物理性质及其在宇中的形式…54

§6-3宇宙的膨胀否定惯性系的存在………………………64

§6-4超光速与减光速问题…………………………………69

怎么样，够气派吧，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题目真的是正确的，还愁我闺女老逼我拿诺贝尔奖吗，够拿好几回了。

作品完成了，可我的身体却不顶劲了，一日，腰椎间盘突出疼的让我下不了床，由于是封闭作业，旁边没有人，我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从屋里爬到外面，求邻居帮我从单位要车送医院。从医院回来后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由于第一次犯病，总担心自己别瘫了，但心里又一想要玩这个不拿出珍尼·古道尔的那种狠劲成不了气候。现在看来，这种折腾是疗效最高的快速减肥法，等我假满上班时，由原来的75kg减到了60kg，硬扔了三十斤肉。

第一次完成了“这么大”的事儿，在满心的幻想和憧憬之中总伴随着丝丝愁绪，到哪去发表呢？专家学者会接受我的观点吗？我无暇领略91年北京初秋的天高云淡和香山红叶，打了一张公共汽车月票，每天早晨到班上点一下后，就带着我的“大作”上路了。一个多月，我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东奔西闯，北京的各大科技杂志社和出版社几乎都跑遍了，编辑们拒绝的理由都是，你的东西太长或我们这不出这种文章，你到什么什么地方去试试，这种接力式的推辞让我跑断了腿，记得我还气急败坏地和一家物理杂志社的编辑吵了一架，“支支支！你们连看都不看一下我的东西就断然拒绝…”那段时间真有点万念俱灰。

一天我向一位朋友倾诉了我的苦衷，在抱怨中国的学术体制之后，他告诉我有一家叫《潜科学》的杂志在他们大学的学生中很流行，第二天就给我寄了一本。了解了《潜科学》的创刊宗旨，特别是看了那篇《科学蒙难记》的文章后，又重新点燃了我的希望之光，我不顾一切地找到了当时办刊的金有景老师。记不清具体地点了，可能是在皇城根附近的一个典型老北京四合院中的一间灰砖瓦房内见到了金老师，他六十上下，高高瘦瘦的，略带点驼背，一看就是文革时期被蔑视的生活清贫的“臭老九”（知识分子）形象。他和蔼可亲，非常善谈，在瘦削的脸上写满了艰辛，但眉目之间却透露出坚毅与自信的神情。说明了来意，谈了我的情况后，他对我说：“…国内外科学界都存在一种“挤车”效应，就象挤公共汽车一样，没成器时拼命地往上挤，等上了车后又不希望后面的人上来…我喜欢象你这样敢闯敢拼的年轻人…《潜科学》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些有志青年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提供一席之地…我宁可捡回一车沙子，也不漏掉一粒金子…”，最后他让我把文章留下，好让其他几位编委审一下稿。从他家出来后，我猛然地感到北京的十月真是一个金色的季节，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我忘不了那天的日子是91年10月10日。

我是在读一篇题目是《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介绍宇宙论的文章时知道曹盛林教授的，他的文笔极好，那是一篇犹如散文的文章，栩栩如生地展现一幅宇宙画面。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地地道道的业内人士。打探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任教时的地址，就打了一个邮包夹了一封信把我的心血---《太极宇宙模型》寄给了他。

没过几天，在我焦急的期待中收到了曹老师密密麻麻整整写了五页信纸的回信（91年10月21日），在信的开头写到“…来信及大作（我当时感到带点善意嘲讽的意味）均已收悉，你的热情很令人感动，能在工作之余对宇宙学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尽自己能力进行分析，这是十分可贵的，也只有怀着这种热情，才可能在科学上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他告诉我他也是“业余”出身，曾在航天部工作了十九年，并说：“业余”出身有其优势，敢于大胆思考，敢于突破禁区，劣势是专业功底不高，很多概念未必准确，缺乏专业的判断能力，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弱点就是成败的关键了，同时他感到我的相对论和黎曼几何功底还是不够并给我推荐了一些书，他还耐心地指导我如何了解别人的工作，在论文中如何索引别人的文章。由于曹老师的相对论造诣很深，对我的冒进肯定不能接受，并用相对论和正统宇宙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我的异端邪说的要害点逐个进行了解析。对他这样认真的回信，我心里倒是有了点底儿，至少我的东西还没到了不值得这么大教授浪费时间一击的地步。

我非常尊重曹盛林老师，他是个治学严谨的师长，但面对他地毯式的轰炸，我也得“申申冤”。写了一封长13页的回信（91年10月30日），在信中我申辩道：

…《太极宇宙模型》是一部探索之作，会显得有些粗糙，有些术语也不“专业”，其中必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它另辟稀径，从新的角度去洞察宇宙，显然与相对论的许多基本观点相左。我同意陈淑愚先生在其《物理空间》一书中所述的“广义相对论所谓的弯曲的时空连续域并不是客观存在”及“广义相对论是处理引力的理论，不是空间理论”的观点。我认为广义相对论的时空概念与牛顿的时空概念在定义上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张镇九先生的《现代相对论及黑洞物理学》中指出“广义相对论中的物理定律遵从两个基本原理：（1）广义协变原理，此原理表明度规和可由它导出的量是能在物理学方程中唯一可出现的空时量”，该书还提到“第一个原理是不精确的，因为“空时量”这一术语并没有准确的定义。” 而牛顿在其《自然哲学原理》中对时空的概念却下了“精确”的定义。当然牛顿的时空观受到了历史的否定（扬弃）。如，广义相对论认为时空弯曲的程度是由物质决定的。自由的物体和光在弯曲时空中沿着测地线运动，在牛顿的观点看来其受到了引力的作用，在平直的时空中，物体沿一定的轨道运动。虽然牛顿理论可以看成相对论的“近似”，但我们不难看出基于这两种不同的时空观所建立的理论同样可以描述我们的物理世界，他们的差距只是时空观不同。

我在引言中（P1）所述“通过宇宙学原理，又在宇宙大范围内把某种优越的参考系引了进来”。是指由典型星系组成的宇宙标准坐标系，只有在这个坐标系中宇宙才显得均匀各向同性。而且组成它的典型星系在膨胀，相对于典型星系“静止”的钟定义了宇宙时，它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共同的，因而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

关于在引言（P2）中“相对论是建立在宇宙局部（宏观）时空实验基础上的理论”。我是这样理解的，其著名的等效原理要求：m(引)/m(惯)=ar²/GM，为一个普适常数。虽然在宇宙局部（宏观）时空域中，通过实验证实了G的常数性，但我认为在宙和宇的尺度上，我们设有理由认为万有引力“常数”G一定为常数。如果硬把这种“常数性”推广至整个宇宙，必然要放大由其（也就是G的常数假设）所带来的“失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广义相对论是建立在局部（宏观）时空实验基础上的理论，目前对广义相对论的各种实验和观测验证也都在宏观范围之内。

P6中的公设（2），“宙与宇处处垂直”及为了解释它在P5中的话“时间和空间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可互换的参照系统”是在宇观范围内适用的。其概念与相对论时空观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在引言（P3）中已经强调“本论文试图摆开相对论理论框架的束缚，从直接分析宇宙大尺度时空的结构和拓朴性质以及它与宇宙物质的关系着手”建立宇宙模型。因为这涉及到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本论文成败的关键，所以我想向老师汇报一下我的总体设想：

首先要对宇宙学原理有新的理解。我认为这一原理应该包括更丰富的内涵，对其只理解为宇宙空间的均匀性及各向同性的假设是不全面的，它应该包涵更重要的因素，即宇观尺度上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这一原理给出的宇观空间中的均匀性及各向同性，不但是相对物质而言的，其中必然要包涵每一个空间点位对时间的“占有”、“分配”及关系的平权性质。从哲学上看，即使我们承认局部的时空效应（相对论效应），至少在宇观上存在着这种性质。

整个宇宙的演化是由宙标度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宙（宇宙时间）带有绝对的性质（至少相对我们自己的宇宙的一个寿命期而言），而三维的“弯曲”空间的平权性质决定其内不同点位之间的相对性。我们通过本文（P40）中所述的“绝对物质空间”的概念，有理由以某一典型星系为基准建立绝对超球坐标系。当然，该坐标系的概念与以往的不同，其特点为坐标原点在空间之外，在“时空奇点”上。由宙T所标定的宇宙历史长度表明了宇宙的进化程度，它决定了宇的曲率。在哲学上，我认为，至少在宇观尺度上，时间和空间是有质的区别的，把时间和空间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承认它们简单的互换性质是很难接受的。在这个超球坐标系下，对于宇中的任何物质，宙T标定了它的进化程度（绝对量），空间坐标（α、θ和φ）标定了它的“位置”（相对量）。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宇观上时间和空间是相互独立的、不可互换的参照系统，宙与宇处处垂直。

在P8及P66中，我解释了宙是一个特殊的“矢量”，其方向是从“时空奇点”或超球的球心指向超球面，其模（大小）为宇宙历史的长度。我认为若以场论的欢点来看，宇是宙的“等值超球面”。宙与宇处处正交，在宇中任一点的宙都是同一的。因此，本论文有关公式的推导不涉及因“非直角坐标系”的互相影响问题。

宇宙演化的不同阶段是用宙标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宙、宇及物质的综合演化，宇的演化特征是其曲率的变化，物质的演化如我在P33所述（可能不尽全面）。对于宙来讲它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它表明我们的宇宙在本寿命期内的进化程度。由时间的拓扑性质，我们知道宙是均质的，所以我们定义了时空当量的常数性（P6）。我同意方励之老师在《时空拓扑—宇宙创生的遗迹》（P159，1986自然科学年鉴）一文中所述的观点“时空整体拓扑不是爱因斯坦理论中的动力学因素”。因此，我认为时空整体拓扑和物质一样，都是宇宙创生的遗迹，而时空整体拓扑（P5）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变的。

曹老师，我以上的观点，肯定会有不对的地方，希望老师指教。下面我向老师述说一下我建立“太极宇宙模型”的基本构思：

1、基本假设的层次问题

凡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本假设基础之上，而这些基本假设都是对某些关键问题“内核”的某种抽象，即忽略了一些在该理论适用范围内次要因素的影响。但，次要因素在一定范围内是次要的，超出这个范围则可能变成主要的了，如果以广义相对论为例，基于等效原理的广义相对论在宏观范围内是“正确”的，不论是对万有引力常数G的测量，还是对其直接的实验和观测验证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对水星近日点进动的解释），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万有引力常数G在宇和宙的尺度上的常数性。如果G的常数假设在宇观尺度上不成立，那么把广义相对论推广至整个宇宙，就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所以我认为基本假设最好是在所研究的层次上直接作出，由于我的论文是关于宇宙学的，则根据宇宙学原理作出假设，推出方案是合理的，也较“精确”。

2、简单性与优美性的指导原则

受因斯坦的另一种伟大功绩在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其中物理定律的简单性与优美性是他理论的特点。我在建立此模型时，似乎感到宇宙总是在以最“经济”的原则构成自己。我坚信如果有两种理论能够解释同一个问题，那么，较简单的则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一个理论的成功与否要用观测事实来做最后的评判。

3、在宇宙学问题上，哈勃定律过去是，将来还是宇宙学的坚强柱石（这是在观测事实上所建立的定律）。这就使得围绕哈勃定律的讨论在宇宙学中显得十分关键与重要。本论文在这方面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其加以论述，随这封信我又寄给您对于这一定律的深入探讨。

4、“太极宇宙模型”排除了基于广义相对论的三种可能的宇宙模型中的两种，即认为宇是正曲率空间。并明确了由非动力学因素所决定的所谓宇宙“斥力”问题。

5、本模型能够排除W.Olbers光度佯谬及C.G.Neumann引力佯谬的困难。也能用光螺(P14)解释3K背景辐射。如果根据膨胀速度的测量，及热辐射的温度测量能够解释氦的丰度问题。那么据此，我们又有线索来确定时空当量k的值。

6、宇的超球对称性为宇中物质的同一性所支持，向哲学提出了新问题。我自己认为“太极宇宙模型”为王存臻和严春友同志的《宇宙全息统一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数学模型。

7、我坚信宇宙局部（宏观）空间的物理规律一定要受宇宙整体规律自约的观点…

信是发出去了，但我的心里在打鼓，总是担心象曹老师这样的权威会认同我的观点吗，信中的言辞是否冒犯了他？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在班上接到了一个电话，做梦也没有想到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喂，你是邓晓明吗？我是曹盛林…”，我激动的声音有些颤抖，回应道：“我是，曹老师，我是邓晓明…”，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他这学期课少经常在家写作，并告诉了他家在北师大院内教工住宅区的地址…

第二天我就请假去了北师大。在没见到曹老师时，总感到他一定是一个满脸堆着严肃的大学教授，肯定是一位不容易接近的“家伙”，没想到眼前这位学者与我想象的相差太远，他儒雅谦和，风度非凡，根本不是想象的严于律己，苛刻挑剔的物理学家，分明就是一个充满灵感和激情，举止随意的艺术家。几份寒喧之后，他对我说“…我不能说我接受你的观点，但你的东西有点新意，如果你真要把这件事做下去，尽管不是相对论，但数学和相对论这关必须要过…”，他还邀请我去听他下学期为研究生开的相对论课程，并告诉我，正统宇宙论有许多重要的观测支持，如果你的理论能够成立的话，你就必须找到不少于正统宇宙论的观测支持，另外他对我利用“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的概念来把握宇宙的演化的想法比较有兴趣，他告诉我科学院学部委员席泽宗教授在这方面曾做过大量的工作。

曹老师不温不火的一席话确实具有点到为止的作用，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我除了恶补了一痛数学和相对论外，其余时间就是论证诸如，微波背景辐射、氦丰度及星系记数等重要观测参数是否也符合我的模型。

一天在北图借阅《天文学报》，突然我发现了朱杏芬与褚耀泉在90年6月第31卷第2期发表的题为《低红移星系周围多重类星体的红移周期性分布》的文章，当看到其描述红移周期性分布的公式Δln(1+z)=0.206时，我的心为之一跳，瞬间的兴奋使我的脑干和后上背感到阵阵麻木，凭直觉就感到这篇文章对我的重要性。由于我当时对类星体这种特殊的天体还很陌生，就到了期刊检索室把我能找到的所有与类星体有关的及那篇文章索引的论文统统地调出来复印，兜里的钱不够，就舍掉一些“次要”的，当服务员给我复印完那厚厚的十几篇中、英文论文后，已经快到闭馆的时间了。

当天晚上，用我在《太极宇宙模型》中所得到的理论公式：ln(Δτ/Δτ₀)=V/C推出了瑞典天体物理学家K.G.Karlsson在1971年～1973年通过对大量类星体观测资料的统计分析所得到的其红移周期性分布的经验公式：Δln(1+z)=0.206。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连通”之后的心情，从我对宇宙时空的基本假设，到推出时间透镜效应公式（我在《太极宇宙模型》中是这样描述的），最后到与Karlsson的观测统计结果的不谋而合，至少说明我的模型有了某种预测性，我当时感到我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类星体的红移之迷。

第二天还要上班，吞食了大计量的安定也平息不了我那兴奋不已的神经。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冲天干劲，也许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运动给了我一付强壮的筋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很少睡觉也不觉得累。其实我的注意力极易高度集中，等我感到疲惫时，已经晚了，有时瘫软在床上半天缓不过劲来，终于有一天我挺不住了，到医院一检查，得了一种难于启齿，只有糟老头子才会有的急性前列腺炎，打了半个多月的庆大酶素才将病毒全部歼灭。医生告诫我必须调整作息时间，保证8小时睡眠，否则免疫系统失调低下，什么样的病都会找你。

我早就知道严春友教授的大名，记得还是八十年代末期，就看过可能是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拍的一部以王存臻和严春友为原形的故事片，片中介绍他们创作《宇宙全息统一论》的艰辛历程。到了九十年代初他们的巨著《宇宙全息统一论》已是全国各大书店的最畅销书之一。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在我国哲学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得到不少哲学老前辈的支持，这两位年轻学者以中国哲学为向导结合现代科学理论，斐然成章，展现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宇宙全息画面，他们的深邃灼见和巨大的思维空间能够打通你的思路，足以影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我的《太极宇宙模型》的许多观点都得益于他们的论著。

金有景老师曾告诉过我，当时在北师大哲学系任教的严春友也是《潜科学》的编委，出于尊敬及“推销”我的作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诉说了我的经过始终及他们的那本书对我的影响，连同《太极宇宙模型》一起寄给了他。

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91年11月19日）。他在信中说，他理解我的思路并告诉我在我之前不久，南开大学的一个学生也给他寄去了一篇题目亦为“太极宇宙模型”的文章，并风趣地说那篇的哲学味较浓，不象阁下是纯科学的，最后他告诉我他的地址和课余时间，随时欢迎我去。

在北师大西北楼131室---一间俭朴，似乎有些杂乱，堆满书籍的单身宿舍内，我见到了他。他当时可能不过三十，看不出少年有成的锋芒，更不是夸夸善谈的演说家，与他文章伟魄的笔触相反，春友（他比我年轻）更象一个沉默寡言，非常谦和的学生。我们俩聊的很投机，他告诉我他的写作计划，并向我透露由于积劳而引起的身心的种种不适，有时连书都看不下去，后来当我得了和他一样的“病”后，才理解他和我一样是个可以牺牲自己健康为代价的“拼命三郎”。

临别时，他答应推荐我的文章并赠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他的又一力作《宇宙全息统一论研究与应用》，我请他在扉页上签了名。

《潜科学》的金有景老师来信说编委们已经同意发我的文章，但不能一并发表，必须分割成每篇不多于六千字的短文，同时他还告诫，有的编委认为纯科学论文最好不出现“太极”和“阴阳”等词句，如果非要，就单独写一篇哲学论文。根据金老师的指示，我计划将《太极宇宙模型》大解八块，分成三部分，第一篇：论宇宙的几何特征；第二篇：论宇宙的物理特征；第三篇：太极宇宙。

在《论宇宙的几何特征》中，加进了对类星体红移呈周期性分布的重要观测证据的有关论述，对我来说，无论怎么强调这一观测结果的重要性都不过分，面对国际上关于类星体大红移量及其分布的不均匀性的争论，我认为并不是什么多普勒效应而是纯粹的宇宙学红移机制，我的模型可以对其进行充分的解释。

没几天就完成了这篇论文并到《潜科学》编辑部亲手交给了金有景老师。金老师说，若你的文章没有实质性的改动，收稿日期还算10月10日，可能在明年（92年）第一期登出。

根据计算，3K微波背景辐射的确能够很好地符合我所提出的模型，但在氦的丰度问题上却暗示时空当量k的常数性假设在宇宙形成的极早期是有问题的，我当时推测k值在宇宙极早期受动力学因素影响较大。

不知连通了哪根神经，我用计算机打了一份《论宇宙的几何特征》，写了封信，抖胆给周培源老先生寄去，说实话根本就没指望有回信。真是没想到，过了几天，就收到了周老让他的秘书陈一雄先生代笔的回信（91年11月30日），我用发抖的手撕开了来信，陈先生在信中说：“…寄来的文章收到，已呈周老阅过。周老的意思是：关于宇宙论要有动力学的规律。如牛顿力学有牛顿力学的宇宙论；爱因斯坦宇宙论有爱因斯坦的动力学基础。你用什么动力学来建立宇宙论，要明确些。客观世界是统一的，宇宙论用的动力学有它的普遍意义…”我被周老的回信感动了，一个曾在爱因斯坦和海森堡两位科学泰斗身边工作过的人，一个倍受尊重的科学大家，一个时年89岁的高龄老人，能认真花时间阅读我的文章，没有用保守的观念断然否决（以前周老被认为是世界上真正懂相对论的几个人之一），一针见血地对我进行指点，句句切中要害。

本来想简单地将我在《太极宇宙模型》中所描述的动力学内容作为基础来形成我计划的第二篇论文《论宇宙的物理特征》，不管对错，我的确做了很多工作，在宇宙大尺度时空层面上，否定了广义相对论的时空观，对绝对物质空间的概念进行了描述和定义，给出了牛顿定律在“超球面”空间中的形式，充分讨论了平方反比力的几何物理成因并给出了万有引力公式在宇中的形式，但继续深入研究，我发现这一课题实在是太大了，是一个动力学大系统，我实在是玩不动了。

周老的话时时地在提醒我，“你用什么动力学来建立宇宙论？”。当时感到我在面临一种抉择，经过一段反复的“可行性分析”（别忘了我是一个工程师），思路逐渐明晰了，搞研究就象攻克敌人阵地一样，要根据自己的财力、武器、兵力和地势等情况，不能强攻的要智取，正所谓：谋源于势，计出于情，时也，势也。如果要建立我自己的动力学系统，不说我当时的个人水平，就说精力也远远不够（这绝对不是一个人能玩转的东西），我实在是输不起了，不能再拿我的一生来作赌注了（在我与北京大学的黄楠森和罗先汉两位教授的通信中谈到了我的苦衷）…

最可行也是最“经济”的方案是抓住正统宇宙论不能解释类星体红移分布不均匀的观测事实作为突破口，这也是我的优势所在，是否能把弗里德曼的封闭宇宙（不严格地说空间也是超球面性质的）抓过来进行利用，对我本人来说这绝对是一种妥协或策略，探讨爆胀以后尺度因子平缓增长时期的状态，这就是后来我的第二篇《论宇宙的几何物理特征》为什么与第一篇《论宇宙的几何特征》有点矛盾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在科学界有个不成章的意识，在一定范围内或条件下，有时多种理论可以解释同一现象，但在实验或观测数据面前，人人平等，事实胜于雄辩，你的理论在逻辑和数学上再漂亮，也比不上能与观测数据相吻合的丑陋学说，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是最实际的。

我的这种处理将会省去很多麻烦，能使我节省时间，把精力集中在充满希望的类星体红移周期性分布的研究上。

我总觉得与鲁晨光相识是我命中注定的事，他是我一生中不管见没见过面，多长时间没联系，总之是那种撕不破，撤不断的朋友…

由于《潜科学》的经费问题，本来应该在92年2月出版我的第一篇论文《论宇宙的几何特征》直到那年5月才正式出刊。文章终于登出了，我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但我却没有当初刚接触到《潜科学》时那么激动，心里总有一种孤掌难鸣的苦衷。

一天上午在班上，收到了一封厚厚的陌生来信，信封上的署名为：长沙大学计算机系鲁，我略带疑问地撕开了信封，信中写道：

“邓晓明：

你好，看了你登在《潜科学》上的《论宇宙的几何特征》，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想法（见附件）。我相信你是对的，特此祝贺！

我86年就有此想法，90年在北师大做访问学者，特听了广义相对论课，除了让k=C，其它和你的结果一样。当时我没有红移数据，否则我就会假设k≠C。因为这两年我忙于写《广义信息论》，这件事就丢下了。

除了附件中提出的疑问，还有：如果空间是球状的，恒星的光度就不一定反映距离，比如相位角处于θ和π-θ的物体将一样亮，于是各星体的距离应与现在描述的不一样。

我比你大一岁，73年插队，南航毕业。建过一个色觉模型（光学学报1989年2期），现在又提出自己的广义信息论（自然杂志1992年4期）。

我觉得咱俩很相似。要想权威接受是困难的，望你不懈努力，打败权威。

望一复，欢迎共同探讨一些问题。

祝一切好！

鲁晨光

1992年6月2日”

这封信我一气读了好几遍。附件是鲁晨光在北师大做访问学者期间与赵峥教授的通信（1990年12月24日），在那封信中他在“气球”模型的基础上对哈勃定律、不同的宇观尺度距离、及光度问题等进行了探讨并画了草图。除了时空当量，他的草图及数学公式的确与我的一样。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既然我与鲁晨光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同一种模型，证明我们的设想至少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我甚至把我们俩与历史上利用牛顿万有引力方程，几乎同时计算（预测）出海王星存在的那俩位素不相识，一位在英国，一位在法国，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给他回了一封信后，他又寄来对我的《论宇宙的几何特征》的声援论文《兼容相对性原理的宇宙气球模型》，后来我将这篇论文连同我的另外两篇《超球宇宙中的星系计数》和《超球宇宙中的3K微波背景辐射及其热历史》一起寄给了潜科学编辑部，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刊出。

我们经常在书信中切磋技艺，互相提醒与鼓励。其中我的第二篇论文所采取的策略也得益于他在信中所说的，动力学内容最好与相对论兼容，不兼容也没关系。

他的确和我是一个路子的，我开始相信宿命，你瞧，就连我们俩的名子都是对称的，鲁对邓、晨对晓、光对明，是巧合吗？他83，我84年插队当知青，后来又都上大学，在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只是地域不同，一南一北，我们在思考同一个时空命题，几乎得到同一个结论。所不同的是，他精力过人，兴趣广泛并在不同领域都能独挡一面，灼有见处。正是：众里寻他三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找到了知音。

我与他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大约在92年底，记得一天晚上在东交民巷的某个四合院中见到了他，他个子不高，一双深度的近视镜片滑稽地卡在脸上，就象一个中学生，酣态可鞠。我们都感到似曾相逢过，话语不多，心有灵犀；第二次是94年来北京顺便推销他的专利产品翻转式广告牌，说来也巧，我正在开发我的专利产品室内环境调节机和研制万能电子求积仪，你看！管他真的假的，成与不成，又都玩起专利来了。记得一次在街头买了几幅看了准能让你眼睛疼痛带头晕的计算机立体画，没多久他就抠出了立体画的成因，给出了其数学表达式。

我佩服鲁兄的才智和旺盛的精力，也许大部分人知道他，是因为他那能使你圈到真金白银的股票软件和肝胆侠义的股评文章，他在其它领域里，特别是科学领域的光彩，只有身在其中才能领略。

他不喜欢别人的夸奖，这也难怪，我也有这种心理，记得不知是因为啥事儿，单位有位同事好心地说，晓明，是个好人。我反驳道：得，别夸我，怎么？骂我不是，我是个地道俗人！前不久我有感而发，在一个电子邮件中说：“…我为兄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而骄傲。兄不但在色觉理论、广义信息论等领域取得突破性研究外，在刀光剑影，英雄倍出的证券市场已扬名天下，可见兄不是自称的堂吉哥德，是驰骋疆场的真正骑士…”他回道：“…不用夸奖我了，为了生计，沾满了铜臭…”要不是出差事急，我真想回应：没办法呀老兄，为了生计，国企现在还流行拍。

在学术界，任何一个课题周围都会聚集一批对其感兴趣的学者，了解这些国内外科学家的姓氏名谁并不难，只要你找到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将他们一一侦别逮住。

对类星体红移周期性分布感兴趣的人并不太多，早在1967年Burbidge等人就指出类星体的红移存在着某种周期性，随后Cowan、Lake、Roeder、Karlsson、Arp、方励之、Depaquit、Pecker、Vigier、朱杏芬、褚耀泉、毕红光等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红移确实存在着周期性分布的成份。

幸好有我国科学家的强大阵容（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否则我不会那样早就开始检索英文论文，发现这一另我激动的课题。

由于我的公式与瑞典天体物理学家K.G.Karlsson的观测统计结果不谋而合，再次到北图，调出了其在1971年第一次发表统计公式的论文（题目为：Possible Discretization of Quasar Redshifts）及能找到的他的所有论文，在一番苦读之后，我怀着，可以这么说，无比激动和期望的心情，于1992年2月22日，给他去了封信，在信中我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作为一位业余爱好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来龙去脉及发现他那著名统计公式的始终，另外也告诉他我“三步走”的计划，并希望得到他的恩点。在期待和焦虑不安中足足等了四个多月没有回音…

在读一篇题目为《Periodicity of quasar redshifts》的代表性论文后，我了解到另一龙头老大级人物---德国天体物理学家H.Arp，写了封信连同我的论文，于1992年4月17日，寄给了他，大约过了三个星期，还真收到了H.Arp写于5月5日的回信，一页手写的信纸，简洁明了，体现了德国人的风格，随信邮来他的一篇可能尚未发表的论文。在信中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佩服你的精神，但眼下我们的想法有所不同，从给你寄去的这篇文章，你能看出，我现在认为最简单的情形是假设宇宙不膨胀…”很明显他已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那篇论文的题目是《Flat Spacetime Cosmology》。尽管他的见解与我相左，在信的结尾Arp写道：“…我忠心地希望你能继续你的课题，祝你成功！…”从这封来信，我体会到德国人的严禁和公平的态度，呼吸到了自由的学术空气。

Karlsson终于有音信了，我收到了他写于92年6月6日的来信，撕开信封才知道他文章索引的地址有变，他现在根本不在大学任教，而是转到天文台工作了，我的那封信自然要做漫长的中转旅行了。我急切地将他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Karlsson提的大多是问题，其中写道：

“…在类星体红移周期性问题上，你认为宇宙同一演化物质在某一狭小天区（在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像，这会产生如下问题：

在比较小的红移间隔（0.6，0.3），从物质发出的光子真的能绕宇宙转一圈吗？当光子从这些物质发射时，宇宙已经很巨大了。

即使你的公式（25）是正确的并能够解释一些红移现象，还需要说明一些精确的峰值。你在图6所表述的仅为周期，但不是峰值。图6中，“第一次被看到”的物质，在点位5和6之间的一半，应该给出周期红移值，绝对应该是不同的红移。

是否有任何观测证据？如果在一个小的天区中真有一定数量的类星体表现出这种特征红移，来加强你的观点，那一定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工作。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好的样品，如果有，这组物质（或真是同一演化物）也应该利用类似于功率谱的方法进行分析…”　

在信的结尾Karlsson说：“…可能我过分依赖正统宇宙论了，你不是在来信中也说过，挑战不是件容易的事吗。不过，我对你的观点非常感兴趣…”

　研读完Karlsson的信，使我进入了漫长的思考状态。我经常去我家院前的小树林中独自散步，这是在大学时代就养成的习惯，凡遇到令我费解的问题时，都要找一小片安静的绿荫，只要别人看不见我就行，我喜欢那种意境，在非常狭窄的独自空间中漫步，有时要走几个小时才能将我的思绪理出个一、二、三…

Karlsson说的对，我必须对我的红移公式进行全面的阐述，我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样品。

自从那年6月下旬接到Karlsson 的信后，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写这封回信上了，经过近三个月的折腾，我的回信最终于92年9月14日写好了，在这封信中对我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地强化，接受Karlsson利用功率谱并结合我自己提出的相位分析方法，对五个类星体典型样本进行了分析。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我在《潜科学》93年1期发表的题目为《宇宙整体时空结构与类星体红移的周期性分布》的文章。

我将这封费时耗力的长信，分别给瑞典的Karlsson和德国的Arp同时寄去。

Karlsson很快回信说他最近有任务，但已与他的几位同行朋友约好找时间专题讨论我的模型。

提起何香涛教授的名字，也许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国天文学界真正的重量级人物，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北师大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

除了这些虚幻的头衔，可能你并不十分了解何老师的具体工作，其实也不难，在网上随便查找一下就会一目了然，其中有一则：

英国皇家爱丁堡天文台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采用无缝光谱方法从事类星体发现工作的天文台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何香涛于1980年底到该台，利用设在澳大利亚的联合王国施米特型1.2米望远镜所拍摄的物端棱镜底片进行类星体的发现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现了500多颗类星体，成为目前世界上发现类星体最多的人。类星体是人类所知的离地球最远的天体，它的发现和研究工作，对于人类认识宇宙、探索新的物理规律有重要意义。来源：《北京之最》

其实类似的报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种媒体上都登载过，我是从一个科普杂志上最早了解何老师的业绩。何老师的另外一个天份可能鲜为人知，他是一位真正的围棋高手，曾与陈祖德、聂卫平、华以刚等大师有过“手谈”，80年在英国进修期间，曾获得过苏格兰围棋冠军…

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智者和英雄。我曾于92年5月20日及9月23日分别给他去了两封信，在头一封信中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后一封主要介绍我与Karlsson“笔谈”的始末，并寄去了在给Karlsson回信基础上形成的中文论文《宇宙整体时空结构与类星体红移的周期性分布》。

92年十一刚过，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其内容如下：“邓晓明先生：

两次来函都收到。我上半年一直在国外，前些天又有几个会议，因此未能及时回信，请谅。

类星体红移的周期性的确是存在的。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工作，也显示了这一点，如何解释仍是一个难题，包括星系也有类似的问题。至于你提的模型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一个模型需要各方面都自洽才能成立。

欢迎我们进一步讨论和联系。

我家的电话：2012288转2985。这学期我有课，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在家。

祝好！

何香涛

92.10.1”

可以说这是我最期待的一封信，我急切地拨通了何老师家的电话，问到了他的住址。92年10月4日（星期日），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我又一次来到了北师大，记得在一处红砖多层教工住宅区中找到了何老师家，房间虽然俭朴，但整洁明亮，周围文雅的布设透出强烈的书香气息。我猜何老师当时不到50岁，根本不是我想象的文彬学究，他高大魁梧，棱角分明，在言谈举止中更象一个身经百战的威武军人。

在他的书房内，何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点评，没有过多的指责，更多的是指点和激励。他告诫我说：“…你很有勇气提出自己的宇宙模型，但正统宇宙论历经了50多年的考验，其中两项重大的观测验证，微波背景辐射和氦丰度，是它最有力的判据…类星体的红移分布的确呈现某种周期性，我最近将要搞的类星体巡天观测也许会加强这种认识，要想对其红移的不均匀分布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你的模型就必须同时满足现有的已经被反复确认的其它观测数据…”

在交谈中，我还向何老师述说了我的论文难于在国内权威杂志上发表的经历，他建议我可先考虑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并给我介绍了如A&A等几种专业刊物。

我与何老师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被一阵门铃声中断。来了四、五位与何老师年龄相仿的学者，经何老师介绍才知道，他们有的来自大学，有的来自紫金山天文台，来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都是何老师的同行朋友，相形之下，何老师更象一位令人尊重的大哥级人物。何老师在客厅中幽默地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说：“他叫邓晓明，这个小伙子是学土木工程的，本来应该给我们盖房子，现在却给我们建了一个宇宙模型…给我写信的年轻人很多，他的模型很有意思，我就把他叫到家里来了…”

我事先准备了一部傻瓜像机，临走时，求其中一位学者给我与何老师合影定格。

Arp没有直接回信，拜访何香涛老师后，不久的某一天上午，我正在参加单位举办的职工台球比赛，一位同事给我带来一封来自德国的中文信，奇怪？我的同学只有在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我在疑惑中撕开了信封，信中写到：“邓晓明先生：

你好！

Dr.Arp和我对您写的类星体红移周期分布一文很感兴趣（Sept.14,1992）。我们目前合作较多，所以他把您的信转交给我，这样我能直接用中文回信。我们想您文章中事实上讨论了两件事。一是对红移周期性的解释（前四页），二是用phase参数“α_i”来测量周期性。头一个题目涉及理论面较大，也许各种意见相差更大，所以我们亦主要关心后一问题。您文章推理和统计均有说服力。也许您的“α_i”参数方法可进一步给出比power spectrum（功率谱）更好的结果。

很多人指出光子选择效应不能解释周期性。我们最近初步用了两个完备的，与光子选择效应完全无关的射电样本3CR QSO_s和Einstein X-ray样本EMSS，来作红移分布直方图，发现同样的周期性。如您能将power spectrum方法和您的α_i参数方法，用在这两个样本上，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与我们合作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的褚耀泉教授，他可能在10月底去北京参加中国天文学会70周年纪念会。如您有兴趣，可直接找他讨论，他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您亦可告知他您与Dr.Arp的通信，及我的这封信（您可从北京天文台找到他的开会地址）。他对3CR QSO_s和EMSS亦感兴趣。

敬礼！

祝工作顺利！

毕红光

October 5,1992”

　第二次读完这封信是躲在楼道里，因为怕别人看到我的感受，我不敢相信自己被泪水浸透的双眼，第一次得到了纯专业人士对我所做的工作给予这样明确的肯定信息。我不停地下意识地说：“谢谢你！谢谢Arp…”，那是我一生第一次品尝到瞬间被激励的幸福感受。毕红光和H.Arp虽然回避我信中的前四页对宇宙模型的设想，但对我提出的相位分析法很感兴趣，这也暗示了，如果我的相位分析法成立，我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有了立脚之地。

当时并不知道毕红光博士，只是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那位我早已熟悉的经常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的H.G.Bi，只见文章不见人，我并不了解毕老师的具体情况，猜想他当时也就四十多岁，不是一位血气方刚年轻有为的华裔德国大学教授，就是中国科技大学派出的访问学者？总之他是一位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

说来也怪，激动过后是异常的平静与自信，以前在公司举行的台球比赛中，我从来没有拿过名次，那次的角度计算、出杆力度及全局的轻重缓急，把握的恰到好处，力挫群雄，在六十多位选手中胜出，得了亚军。

早在92年4月17日我曾给朱杏芬和褚耀泉两位老师写过信，激动地告诉他们我是怎样在北图发现他们的那篇论文及我的工作情况，也许没有收到我的去信，没有回音。根据毕老师的建议，我于92年11月20日再次给两位老师去信，说明了我与鲁晨光的不谋而合，信中附带给Karlsson回信及毕红光来信的复印件。没过多久，收到了褚耀泉教授写于92年12月9日的回信，与我想象的恰恰相反，没有几行字就把我的模型给“枪闭”了。我并不责怪他们，在学术界持不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深深地感谢他们，他们都是我国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正是有了他们出色的工作，才能使我关注到这一令我激动的课题。

听何香涛老师的话，又进一步论证其它观测证据与我的模型吻合情况，把已经投到《潜科学》但尚未发表的文章取回反复推敲，并将其综合汇总翻成英文，给国际著名的A&A杂志寄去了。

该我倒霉，我的论文被送到当时在A&A兼任审稿人的D.Scott手中，他是世界上强烈反对类星体红移呈周期性提法的天体物理学家之一，他曾在A&A 242，1-12（1991）抛出重磅炸弹《Against the Δln(1+Z)≈0.205 periodicity in quasar redshifts》，对所有认同类星体红移呈周期性的天体物理学家进行猛烈轰击，大有斩尽杀绝之势。从编辑寄给我的他的审稿意见中可以看出，他用他自己那套观点将我批的“体无完腹”，不过编辑建议我将稿件改投一个由方励之教授在美国组办的关于宇宙论的杂志。

给方励之教授写了封信，连同我的论文一起从国内寄到他在美国的地址，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在当时那种由美国人利用人权为主题所搅起的国际政治旋涡中，我的信和文章很难寄到方励之教授的手中。

92年是我疯狂的一年，一天在报上看到杨振宁博士在天津参加国际数学会议的消息，当天就请了假，买张火车票到了天津。由于会址南开大学的所有住处都已订满，不得已花高价在临边的天津大学留学生宿舍开了一个房间。当天晚上我就到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宿舍打探情况。在一间宿舍内我遇到了刘震和袁自勝同学，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和来意后，他们待我如多年未见的好朋友，那时的商气不浓，年轻人崇尚科学，人际关系简单亲切。刘震告诉我说：“…我们数学系的研究生都在为这个会议服务，明天就结束了，但系里安排杨振宁先生明天与我校研究生座谈，我们想办法找学生会主席给你也弄一张入场劵…”

1992年6月7日下午1:40我如约来到南开大学行政楼一楼大会议室门前，早就等在那的刘震和袁自勝给了我一张入场劵，我们一起进了会场。会场不大，好象就是一间能容纳200人左右的阶梯教室，光线有些昏暗，里面早已坐满了人，我们在教室前端讲台左侧的加席处坐好。2点钟整，杨振宁博士在校领导陪同下步入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入座。我的座位距杨先生只有三米左右，能这么近的聆听他的教诲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呵，我凝神注视着这位黄皮肤，有着一腔中国血脉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似乎想要在他讲演的每一个单词中物出点什么。讲演结束后主持人示意同学们可以向杨先生提问题，会场顿时热烈起来，有问他获诺贝尔奖时的年龄及感受的，也有问物理学与美学的关系的，还有问杨先生的家庭生活的…总之，会场轻松愉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在座谈会快要结束时，我径直地走向杨振宁博士，将装有我的论文的牛皮纸袋递到他的面前说：“这是我写的论文，请杨先生有空多多指教。”他站起身，弓着背，伸出手说：“好，一定！”杨先生这样恭敬的举止，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尽管杨先生在中国的日程是排满的，但当天晚上他回到下踏的喜来登饭店，还是抽空看了我写的东西，并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

“邓晓明：

信与文章都已收到。我不是研究宇宙学的，也没有深入搞狭义相对论，不能对尊著发表意见。

祝好！

杨振宁

92年6月7日”

信的文字虽然简短，可是我却感到它很重。

刘震和袁自勝成了我的朋友，他们都是顶尖的数学高手，后来，我在论文中的数学推演都曾求得过他们的把关。

十六

1992年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年，那可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激动与失望的情感交织，我在与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交流和吵架，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把我的想象落实在纸面上，我先后完成了这五篇论文，其实我感觉这项事业只是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已经设想的工作没有展开…

到了93年，我的身体状况有点不妙。我是个典型的夜猫子，夜深人静的时候最能发挥我的想象力，经常是后半夜2，3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还得爬起来上班，一年多工夫，积劳成疾，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坐骨神经问题使我有半年的时间直不起腰来，坐时间长了或走几步就得躺下或蹲下休息；更糟糕的是，我得了与当年严春友的症状类似的怪病，无法集中精力看书和思考问题，短暂的冥思苦想都会让我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躺在床上或椅子上半天也缓不过神来，我说的不是脑子问题，可能是整个植物神经系统，一种莫名的痛苦从我的上腹部传导至面部双颊，头晕脑胀时有发生，那阵子我似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一次单位例行体检，我的体重从正常时的75kg降到55kg；血压从正常时的70～120降至60～100，有位同事见了我的体检表后，与我开玩笑说，晓明，你小子这一年怎么瘦的这样快，准是得了艾滋病，瞧血压都是小姑娘的指标。

我确实玩不转宇宙了，除了我当时的健康因素外，单位领导也好心地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小邓啊，我们尊重你的爱好，但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是一个工程师，不服从公司安排（92年7月单位曾准备派我去泰国的一家美国公司的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工作，让我找借口拒绝了），象你这样不务正业，将来准是第一批下岗的…我痛苦地思索几天，尽管这项事业的工作面已经打开，何香涛和毕红光两位老师指点的课题已经明确，但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投降了，决定金盆洗手。

太空旅行了一圈回到地面后，我从那种半仙的状态恢复了正常，身体也很快康复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国企各种各样的先进贵冠也戴在了我的头上，93年我第一批被破格评上了高工…

整十年过去了，经过商品经济的战斗洗礼之后，我早已忘却了那段似傻非傻的往事，在今天只有钱！钱！！钱！！！的年代里，我似乎只能嘲笑自己愚腐的过去。

2002年6月10日在单位吃午饭的时候，一同事和我开玩笑说：“现在网上什么都能查到，说不定你小子还是个公安局通缉犯呢。”我随意在搜索栏里打入“邓晓明”三个字，点击“搜索”，还真让他给说准了，第一条就是一个谋财害命的邓晓明，请千万别误会，我绝对不是那个杀人犯，相信那个邓晓明早已命归黄泉了，就是到了阴朝地俯，我也不会与他为伍的。再往下看，突然：“宇宙模型建造者：邓晓明－－你在哪里？”的字样凸现在我面前，继续点击鼠标，我看到了鲁晨光于2002年3月29日在他自己创建的网站上发的贴子，读完了贴子，我发现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是呵，自从94年他来北京见了一面后，我又去了黑非洲--尼日利亚待了两年，屈指一算我们有八年中断了联系。随即，我在他的网上粘了一条：“晨光兄：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看了你的寻呼。对兄创建的《潜科学》论坛感到由衷的高兴，小弟绝对信守诺言，如果有精力，望我们能够一起将这件事做完。我不会忘了贤兄对我工作的印证，不会忘了严春友教授和金有景老师对我的帮助，不会忘记何香涛教授对我的指点，不会忘记毕红光博士远在德国的来信...十年过去了只恨小弟无能，不能一一相报。
邓晓明”

后来我们俩联系上了，他不在国内，在加拿大。他劝我将以前的论文整理发在网上，花钱雇打字社的人打字整理，我的已发表的和写于十年前未发表的以及鲁晨光写于十年前的论文一并于2002年8月31日在《潜科学》网站第七期刊出。

你还真行，能耐着性子坚持看到这，谢谢，谢谢！

你看人生短暂吧，举手投足间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写我的这根故事，就是想让大家了解十年前我的激情和我所做的工作。我现在的心情异常平静，不象十年前那样患得患失，说这是老的表现，那也未必，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毛泽东成就一番伟业之后，眉宇舒展，壮心不已，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罗贯中一事无成，只能将其英雄情结寄予笔下，曰：“…是非成败转头空，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哈！一百八十度的视角反差，物的谁高谁低，再论。

我做梦都想哪天会有一位与我当年一样敢拿青春赌明天的傻小子出现，能对这几篇论文感兴趣，不过一定要想清楚了，不要轻易上我的当，可能这辈子你会象极地武士一样与金钱和名誉无缘。如果你小子打都打不走，千万不要与我讨论我那几篇论文中的事，聊点别的什么都可以，因为我的武功已经基本被废了，去找老伽（伽利略）、老牛（牛顿）、老马（马赫）、老爱（爱因斯坦），老弗（弗里德曼）…，他们会告诉你如何修炼，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我的论文虽然残缺不全，但相对论有漏洞，正统宇宙论也有漏洞，关键看你的了。

前几天，看完介绍那什的电视，夫人问我诺贝尔奖能有多少钱，我说以前听说是50万美元，接着她风趣地说：“怎么样，在我逝世以前能拿到那50万美金吗？”我应道：“别急啊！老婆，估计快了，也就再等上百八十年的。”咳，真烦！即使得了那50万，还得与鲁晨光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