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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与两难
1、创新走向市场经济
创新不但决定于自己，也决定于他人---他人不但决定于多数，也决定于少数。这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说创新有不确定性。但类似哥德尔计算机的两难问题创新确实存在。
所谓哥德尔计算机，如类似既可证又不可证的数学问题。它来源于哥德尔定理无法防止把数学能力等同于一种能产生真陈述又能产生假陈述的算法过程。例如，创新有
“自主创新”，也有“自我创新”。自主创新是跟着国家、国际主流的创新；自我创新是不考虑国家、国际主流以个人的认知作的创新。对于一些业余科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因为虽然有人说，上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但也有人说，这以后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都是用钱堆起来的。这说的是大实话。据卡尔.萨巴的《黎曼博士的零点》一书讲，即使数学上像1984年美国数学家布兰奇证明比伯巴赫猜想这样的数学难题，如果没有前苏联的30多位顶级数学家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全心身地投入检查，布兰奇的证明不会得到世界的承认。但萨巴说，这是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数学家不计报酬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的，前苏联瓦解后，这样的事不会再存在。即使物理学上像李政道和杨振宁推翻宇称守恒定律，如果没有吴健雄小组等通过β衰变实验的检验，也不会得到世界的承认，而吴健雄小组等的实验是要花大量经费的，谁有权或关系让花这一大笔钱？所以，当我们的物质族质量谱公式和其实验检验方法的论文公开发表后，有人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能做这种实验，但谁有权或关系决定愿意花这一大笔钱呢？即使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没有花多少钱，英国人组织远征天文考察队，也花了一大笔钱。如此等等，即使你能解决数学或物理学等的大难题，你不花国家的钱或你不要钱，人家要来检验，连一些国家或主流科学家也出不起这一大笔钱，那么对非主流的科学爱好者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即了。所以非主流的科学爱好者多停留在解决数学或物理学等的原理大难题的创新上，也就不奇怪。
那么像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教授据说是站在总体把握自然科学体系合理性的“战略”的高度，对自然科学体系做总体梳理，着眼于哲学、数学基础、数学、力学、电磁场理论体系整体的思考，特别喜好“棍扫一片”，而且拒绝“枪挑一点”。这能成为主流吗？虽然有人赞扬他是“横空出世、气吞山河”之壮举，但此人也认识到如果离开了创建比现代物理理论更优越的理论实践，单凭逻辑学与认识论原则去评价物理理论体系的合理性，都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他按彭罗斯的类似分类，即使认为量子色动力学、规范场的统一理论、超弦理论及M理论等，都是一些理论家们杜撰出来的完全错误的理论，但也承认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是与实际相符的成功理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场理论、弱电统一理论、夸克模型、大爆炸的宇宙标准模型等，是理论表述与被描述客体存在内容的某些效果相符的等效描述理论。
另外有人还说，创新要想法在正规学报上发表，但你要注意即使你的论文真的有科学价值，甚至是重大发现，要得到承认也十分困难。因为搞科学研究应该是科学院院士以及名牌大学的教授、专家的事情，他们拿着国家的基金，容易出成果，而且他们已经做有许多重大原创性成果。然而这种“棍扫一片”的创新，或者“枪挑一点”的反广义相对论，恰恰也有名牌大学的教授、专家以及科学院院士，你说他们是“民科”还是“官科”、是“伪科学”还是“真科学”、是“自主创新”还是“自我创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四部的高工蒋春暄，算是国家高层科研单位的高工，应该说也是“官科”；据他说攻克了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否定了黎曼假设等大难题，国内外有人提出，只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预，他的工作就得到世界承认。但从布兰奇的例子看，蒋春暄与布兰奇有相似之处。而且据说实际也有科学院院长曾这样做过，但科学院参加讨论的一些知名数学家，结果却“无人喝彩”；说明研究科学，实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所有科学院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是代表着国家级科研水平的权威部门，也是主管国家级科学创新的参与单位之一。但它们不跟国际主流，也是“民科”。以桑蒂利喜好的强子力学来说，1997年8月24-30日因中科院数学所邀请，桑蒂利来中国介绍他创立的iso数学，26日就在理论物理所介绍iso。这也是中国主流科学家们直接与桑蒂利打的交道，如理论物理研究所已广泛涉及物质微观结构理论、场论与宇观结构理论、凝聚态理论、非线性科学与理论生物物理、生物信息学、量子物理、量子信息和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理论等的研究，聚集的都是这些领域中优秀的科研人员，获得有如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实用符号动力学及其在耗散系统混沌研究中的应用、生物膜液晶模型研究、关于非平衡量子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和夸克、轻子味物理理论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奖。但时间已过去十年，他们对桑蒂利教授创立的强子力学及iso数学，似乎也无人理睬。
是否我国的科学形势走入了“湍流”阶段？否！恰恰相反，我国科学正走入了一个幸运时期，这是一个和谐时期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积累同步，和谐与社会发展同步。我们曾经是强制性的，如“三个农民是五亿农民的方向”的集体化道路；现在已有选择性，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这种可选择，使我国科学也正走向市场经济，创新也在走向市场经济。蒋春暄和桑蒂利的可选择，就是这种幸运的缩影。
2、论据
A、一个真实的外国人
1989年9月10-15日，第二届国际气功大会在我国西安召开，大会主席是新加坡自然疗法学院院长洪世忠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中，他走下主席台到大厅后排会见一位客人，此时台上发言的学者，正在讲气功外气能改变蚊子的基因治疗艾滋病。洪先生小声对客人说：“中国人的胆子就是大，什么都敢讲。”据洪先生介绍，新加坡的法律规定，国家公务人员和从事文卫、教育、科学等公职人员，不得在国内宣传、组织、参与气功等特异功能活动，但对下层普通劳动者不受此限制。即你要搞气功，你就不要干公务员和从事文卫、教育、科学等公职。原因是气功等特异功能有争论，上层不稳定怕引发社会思想混乱。所以洪先生说，他不会把中国天则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第二届国际气功会议学术论文集》带回国内。而在西安体育场，那天有数万人参加的第二届国际气功大会开幕式，他之所以讲完话，从主席台正中走到会场下，用自带的摄像机拍摄大会盛况，是因为他参加大会都是自费的，但他可以把这次拍摄到的胶片，卖给新加坡电视台，以换回参加大会的花费。
洪先生说的是现代科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所谓“灵子”、“龙子”、“炁子”类似的气功特异功能，不能重复实验，是指它们的功法在实验论文中没公布；即使公布，用在相同类型的人身上实验，不成功概率超出了允许值。派格斯的《宇宙密码》上说，仅管许多物理学家都是实证主义者，但他们首先是实用主义者。这也适用于一个现代国家政府，不会被偏见影响它们对传统人群治理的活力。科学走向市场经济，而且分“官科”和“民科”，可见已是新加坡的经验。新中国一成立，把中西医的院校和医院分开，由群众自行选择看病，对中医采取的保护政策，也十分必要和正确的；一些反“伪科学”者对这一政策的攻击，是无道理的。当然，科学无所谓“官科”和“民科”，我们国家也主张“官和民结合”，但科学存在争议，而任何科学机构和组织也不是万能的。
B、任何科学机构和组织也不是万能的
强子是夸克的“分子”。派格斯说，强子内夸克的最成功模型之一是“口袋模型”。强子口袋内的夸克分离拉长的形状，描述了所谓强子的弦模型。我们很早就用“类圈体”的三种自旋耦合，描述核子共振态和夸克的分离，这种类圈体自旋可分叉，但不是无限可的。我们曾把论文寄给“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主办人---中科院研究员宋正海先生，但宋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是搞海洋科学史的，不懂基本粒子物理学。我们已曾把论文寄给著名的钱学森院士，但钱学森院士也曾谦逊地说，自己是搞理论力学的，不懂基本粒子物理学；推荐去找著名的何祚庥院士，说何院士懂基本粒子物理学。
但1978年我们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就知道，上海68届高中毕业生曹南薇以顽强毅力，自学读完大学物理专业的全部课程，并掌握了两门外语，在基本粒子研究方面对物质无限可分持怀疑说。然而据说她连续写的3篇高水平论文，被当时上海金属研究所一位姓陈的著名科学家看重，向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推荐。曹南薇的情况，引起作为层子创立者之一的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何祚庥的高度重视，想试图改变曹南薇的学术观点，主动招收了曹南薇作研究生。三十年过去，曹南薇是否认真地对待“层子”作为“物理”的“实体”的假说，认为层子模型不仅可以包容盖尔曼等国际主流所提出的夸克方案，而且还能包容其它可能的以及能解释许多粒子物理实验现象的、各种方案的、不再是某种“数字上的符号”的、最成功的强子实体模型呢，《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以后都没有再报道，曹南薇“消失”了；而层子模型主创者胡宁教授的学生、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关洪对层子模型的评价是：“除了层子是夸克的另一种说法之外，层子模型并没有给今天的物理学留下什么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所以，所谓业余数学家陆家羲把论文寄给中科院，未引起重视；生物全息律创立者张颖清的学术研究，不被中科院承认，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业余数学家蒋春暄教授攻克了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黎曼假设等世界数学难题，中科院就必须认可，这都不是从科学走向市场经济看问题，而是还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3、科学走向市场经济
科学创新需要只争朝夕，也要学会耐心等待---这又是两难。
科学技术创新的买方市场，不全是本国的政府和科学院，也还包藏在民间和国外。20世纪约30年代西方出了一本《近代工业的兴起》的书，其中讲了瓦特发明蒸气机，不仅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工业革命，而且还有国内人很少知道的使科学技术创新超出了国家主权意义的、有了可以垮国流动的走向市场经济的国际法地位。故事是，瓦特发明蒸气机，英国政府和科学院等官方市场，十多年间瓦特所在的大学里的师生都知晓却无人过问。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位贫穷的老头，他是偶然闯进大学里来的。他看了瓦特的表演蒸气机后说，他有救了。原来他是一个大矿山的资本家，十多年前矿井因水淹，他破产了。瓦特的蒸气机唤起他的希望，也唤起了瓦特的希望。往日老头在社会上留下的信用，以及他的百般游说，一些往日的银行家友人支持他与瓦特办起了蒸气机生产厂家。蒸气机在英国矿山、纺织工业以及火车、轮船交通等上的应用，引起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商人的注意，他们用高薪挖走了一些蒸气机厂的技工。因此，英国与这些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斗争的结果，有八个国家签定了和约。
和约认为，有价值的科技创造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因不用而毁灭它，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和约签定国对科学技术原创者，特别是原始创新或专利技术是职务外的发明、发现者，他们的自由流动本国政府不能限制；但对工厂花钱培训出的高级技工流动，却有严格的限制。道理是，他们不是科技原理的第一创造者，而是二传手；没有得到厂主同意的流动，一经发现，逃到的和约签定国，都应该给予送还或允许追回。
因此当前认真思考、吸取、总结陆家羲、张颖清、蒋春暄等人创新的成功与挫折，十分有意义。有人说，陆家羲的悲剧，是1961年他攻克了世界著名难题“寇克曼女生问题”，把论文《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寄给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未引起重视；1963年春，他把修改后的论文寄给《中国数学通报》，回复是“建议改投其他刊物”；1965年春，他再次修改后寄给《数学通报》，得到的是“此文没价值”---陆家羲是被中国鄙视的人才。这话不对。任何国家的科学机构、组织及科学家个人，都有回答不了的问题，而且他们也要受时代的局限。你有找他们承认的权利，他们也有可答和不答的义务---这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是正常的。从瓦特的故事说明，陆家羲的悲剧主要是由于受“冷战”的影响，那时不允许流动。
现在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得到了改善。例如，李子丰教授认为相对论是错误的，要求恢复和发展牛顿时空观，他的观点得不到支持，先后离开了大庆石油学院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选择了要他的中国秦皇岛燕山大学。杨本洛教授着眼于哲学、数学基础、数学、力学、电磁场理论体系整体的思考，“棍扫一片”，苏州大学满足不了他的情况，选择了到支持他的上海交通大学去工作。1983年内蒙古集宁市召开首届全国生物全息律研讨会，内蒙古农业大学一位留过苏的教授在大会上慷慨陈辞，说他作为大会主持之一，是支持张颖清的，但他以留苏时的李森科为例，说明张颖清坚持获得性遗传学观点，他是反对的。以后山东大学哲学系，选择了张颖清去工作，而山东大学生物学系没有要他，也许有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说的原因---官方哲学系允许讨论，官方生物学系不允许讨论，这正是科学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张颖清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去解决好他的获得性遗传学观点与国内和国际生物学界主流的分歧，而硬要去“闯车”，也许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有两个反例是：
A、1966年我国的层子模型，可以说是我国政府和科学院的科学创新成果，其层子物质无限可分哲学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但与国际物理学界主流有分歧。如果我们不惜发动“战争”，向国际物理学界主流要诺贝尔物理学奖，能行吗？所以我国政府给主创人员两次颁发了国家科学大奖，就算得到国家承认了，管他国际物理学界主流什么的做啥？国内和国际非主流的科学创新成果，如果能到国内和国际非主流的科学机构、组织的奖励，也可以得到满足。如果要去“闯车”，那就要学会耐心等待，像伽罗华和阿贝尔一样。
B、2002年开始，由丘成桐、陈省身先生等国际知名数学家的倡导，中科院的支持和承办，两次请了霍金和威滕等数位国际知名的弦理论家到中国开国际弦理论等学术会议，想把弦理论引进到中国来。但至今效果甚微，例如即使在省会城市的新华书店，也难买到有关弦理论的较深专著。分析起来，我国的现代科学毕竟才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新中国从两弹一星到今天的“嫦娥探月”的巨大成就，说明国家的科学技术买方市场也还处在原子论、相对论、量子论的赶超创新应用阶段，而民间的科学技术买方市场除了还处在原子论、相对论、量子论的科普阶段，质疑原子论、相对论、量子论的声浪也还成为买方市场的一种时髦。沈致远先生透露,
国外超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论已成显学，占据一流大学物理系要津，几乎囊刮了这方面的研究经费，年轻的粒子物理学家如不做弦论，求职非常困难，资深的也难成为終身教授。这说明国际物理学界主流已发展到原子论、相对论、量子论的下一个阶段。我国类似国际超弦的赶超创新即使早存在，由于民间的科学技术买方市场很弱，也难于壮大；硬要去“闯车”，也不现实，自知之明，能在国家出版社和正轨刊物发表论文，已经满足。
其实，陆家羲通过20余年的实践，已摸索出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人们常说的“西边不亮东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1971年，两位意大利数学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攻克了“寇克曼女生问题”，陆家羲没有气馁，他继续奋斗不息，1980年他攻克了另一个百年未解的难题“斯坦那系列”，把论文稿寄到了北京，仍然一样石沉大海，但在苏州大学朱烈教授的强烈提醒下，陆家羲把论文转寄给了美国著名的《组合论》杂志，一个月之后，美国方面回了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门德尔松先生对研究成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世界20年来组合设计方面最重大的成果之一。”所以说，陆家羲到后来已经找到了正确之路。
科学真理只有一个，但认识水平可能是多种的。为满足多种需要，今天的科学院已是开放的，既有中科院研究员宋正海老师主持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和网站，也有中科院研究员吴水清老师主持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刊物和网站，还有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老师支持的《科学与无神论》的刊物和网站，你反对“伪科学”也好，还是废“伪科学”提法也好；你偏爱“国学自然”也好，还是反对类似“中医”也好；你反对“相对论”也好，还是维护“相对论”也好，都能找到“知音”。即使你想彻底反对“相对论”，容不得别人说好，你也可以找到类似丁一宁先生主持的《中国挑战相对论网》的网站和论坛。在我国凡是不能经常在国内、国际正规刊物发表科学论文的人，都能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和网站、《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刊物和网站、《科学与无神论》的刊物和网站、《中国挑战相对论网》的网站和论坛等类似的“知音”处，找到发表科学言论或论文的归属地。
所以说，蒋春暄教授找到了桑蒂利教授，反过来桑蒂利教授蒋春暄教授，是非常高兴的事，也是科学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硬要去与国内和国际科学界主流“闯车”，如蒋春暄教授说的：“我是单枪匹马打天下，没有找人同我讨论数学问题。我的思维是不连续的，老是心不在焉，思想常开小差，没有底稿，边写边打印，文章写好就发表，甚至文章没有修改就发表，没有留下什么手稿，用什么方法研究和发现这些数学问题，我自己也不能回答”等之类的“闯车”，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但得到的主流答复，也许也是科学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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