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信息电子化和衍生交易的发展，金钱取代枪炮的战争在国际上越演越烈。最近的香港金融危机使我们更深切地体验到金融战争带来的伤害。面对越演越烈的未来金融大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是决策者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了。

1995年，英国的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做多日经指数期权遭到伏击，亏损8亿多美元，导致银行破产。1997年日本住友因在英国伦敦做多期铜，遭到围剿，亏损25亿多美元 （注意：又是日本和英国，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是97年，株洲冶炼厂进出口公司违规从事外盘期货交易(卖空锌金属)、被国际著名的期货交易商家逼仓，亏损13亿元，中国这回的损失恐怕比失去珍宝岛还大。

如果说上面说的是游击战、伏击战，那么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于1992年对英镑的狙击，1997年对泰株、以及一年多来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特别是近来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狙击就是正规战、阵地战、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入侵了。一年来，香港股市市值跌去一半之多，红筹股和H股跌幅达2/3。内地驻港国企在股市上亏损累累（传言达数百亿〕。如果考虑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的损失不亚于遭受一场武装侵略，比几座城池毁于炮火更糟。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武装部队，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武器，可是我们保卫不了自己。英国和日本的战绩是1：1；可是我们的战绩呢？1995年美元兑日元大跌时，我国银行系统的外汇交易也损失惨重，这两年美元大涨了，我们赚回来了吗？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战争。敌人是看不见的，阵地是隐蔽的；更糟糕的是我们不恰当的防卫反而会成为砸自己脚的石头。我们固然需要消除自身缺陷，给抢劫者以更少机会。但是我们更需要自己的索罗斯式的炒家和套利基金队伍，需要以攻为守，需要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关门自锁和回避不是办法，中国应尽快建立自己的各种衍生产品（除了期货，还有期权，股市指数期货和期权，外币等)交易市场。这些市场既能为炒家提供练兵场所，也可以为企业提供组合投资工具，并可以使我们的一些弱点在被外国炒家利用之前得到自我校正。当然，上面市场应对民营企业敞开，而对国企应作适当限制或更严格监督。因为在中国过去的股票期货交易中，确有不少国企老总和炒手通过“公家坐庄担风险，私人跟庄稳赚钱”的方式使国有资产流失。

2)尽快发展开放基金，制订法规，鼓励民间设立套利基金或合伙帐户（象美国那样)，造成更热烈的竞争环境，使优秀的基金经理人和操盘手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金融市场也是适者生存，也需要多样化，也需要“自然选择”。否则，我们只能看到: 机构券商们在国内股市上坐庄神气得很（勾结上市公司愚弄散户者众)，而一到国际市场就成为“银样腊枪头”。

3)我们应象选拔运动员那样，凭战绩而不是凭领导意志和关系选拔基金经理人或交易员。中国并不缺乏人才，只是优秀人才往往得不到重用。中国的基金业绩差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管理人并不是来自竞争。假如我们从深沪证券交易所的电脑中找出三年来业绩最优秀(平均复利最高〕的100个帐户，从这些帐户的管理者中选出若干基金经理人（筛去跟庄赚钱的)，则基金的业绩必定比现在的众多基金业绩好。为选拔参与国际交易的炒手，我们也不妨举办恒指期货、普尔500指数期货，以及伦敦期铜...的模拟交易比赛（期限最好超过一年或更长)。

4)加强金融数学的研究和知识普及。许多机构动不动就坐庄，有人做期货交易还要透支。如果这些人对风险投资的数学规律稍有了解，冒险蛮干的事就决不会那么多，利用投资组合降低投资风险就会更加普遍。

5)政府应促使金融机构、金融数学研究机构、以及信息情报机构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巴林倒闭，住友惨败，很多人把这两场战争归因为两个小人物¾ ¾ 里森和滨中泰男¾ ¾ 的犯规，但我相信两国甚至更多国家的情报部门在伏击和围剿战中立了大功。株冶在期货市场上之所以惨败，原因之一是头寸控制不当，原因之二是情报战完全占下风。

6)政府应把防范金融“侵略”看成国家安全保卫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国家能拿出国防开支的5%用于支持金融理论和金融数学的研究、金融信息(或情报〕网的建设、相关的软件研制以及人才培养, 那么这种支持一定比增加几十架战斗机或几艘军舰更能增强未来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