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谈到文学艺术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社会苦难之际会出现文学艺术高峰，经济繁荣之日文学艺术却反而萎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文学艺术不是对现实或经济基础的反映吗？为什么会有不平衡现象？有人由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得出文学艺术不反映或不直接反映经济基础的结论；有人由肯定反映进而否定不平衡现象的实际存在。然而这两种看法都不能令人满意，最好的结论是既肯定不平衡现象的实际存在，又肯定文学艺术反映现实或经济基础。但是这两者又似乎十足地矛盾。
但是根据需求决定美感，以及社会需求决定文学艺术的看法，以上矛盾将很容易解决：因为美的对象通常不是人已经满足了人的需要的那些东西，而是人所缺少的那些东西，因而作为主要（但不是完全）表现美的文学艺术一般也就只表现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经济繁荣往往使人各方面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美感作为促使人追求的反馈信号便不再那么强烈，社会中美的对象也就不那么丰富动人，以至进入艺术。而社会艰难之际情况则相反。
当一个人伸手拿香烟时，他并不是根据手的当前位置或手已经移动的距离，
而是根据香烟和手之间的距离来调节手的运动的；当我们给一个温箱加热时，我们不是根据现有的温度，而是根据现有温度和理想温度之差来调节输入温箱热量的。文学艺术调节社会存在的发展情况是同样的，它所依据或反映的不是社会现状，而是理想与现状之差。只有这样肯定文学艺术的反映，才好说明它反过来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由此不难解释希求神力的古代产生了古代神话，社会动乱年代产生了陶、谢的山水田园诗，农民贫苦的年代出现了《牛郎织女》，中世纪黑暗统治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中国长期禁欲后出现了性文学热...
不光艺术如此，宗教哲学和宗教的产生也是对人类迫切需求而现实所缺少的东西的反映。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关于普罗丁(肯定真善美统一的美学家)写道[1]：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丁（公元204-270年）是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他的一生几乎是和罗马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相始终的。在他出世以前不久，军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威力，就采用了视金钱报酬为转移的办法而推戴皇帝，然后又杀害皇帝以便再有机会重新出售帝国。这些念头使得兵士们不能在边境上进行防御，于是日耳曼人便从北方、波斯人便从东方得以大举入侵。战争与疫疠减少了大约罗马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就连不曾被敌军所侵占的省区里，赋税的不断增加与财源的不断减少也造成了财政的崩溃。那些曾经是文化旗手的城市受到的打击特别沉重，殷实的公民们大量地逃亡以躲避税吏…
“这一切在普罗丁的著作里都没有提到。普罗丁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观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在这方面，他和他那时代所有最严肃的人调格是一致的。对他们大家来说，（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也好，还是异教徒也好，）实际的世界似乎是毫无希望的，惟有另一个世界似乎才是值得献身的。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这‘另一个世界’便是死后享有的天国；对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它就是永恒的理念世界，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
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把这些观点结合在一道，并且还又包括了大量普罗丁的哲学。”
可见，用“反映需求”替代“照镜子式”的反映，反映论的解释力一下子就增强了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