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塞在《艺术起源》一书中通过对大量的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对原始的土著民族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些结论(【3】,278-283)：
1)“原始民族的大半艺术都不是纯粹从审美动机出发，而是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的，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
2)“狩猎部落的装潢艺术中常有的有节奏的排列…是从那非有节奏不可的编篮子的工作中发见出来的。那些编织状的花样，最初恐怕是一种抄袭，并不是为了其中所含的某种特殊愉快。到后来人类才觉醒到它的审美价值，而专门去扩充那中有节奏配置的花样。”(这里就有途径变目的思想；康德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也大多是这样变美的――笔者注)
3)在狩猎为主的部落，植物不会进入绘画；“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
4)“人体装潢和跳舞，在两性的交际上占着重要的位置，而由于能够影响性选择，…它们或者能促进种族改良。在另一方面，人体装潢是因为要吓退敌人而发生的；诗歌、跳舞和音乐，因为要它们能激动和鼓励战士…”
5)游戏起源于实际活动(为了实用目的)，它介于艺术活动(纯粹以审美快感为目的)和实际活动之间。
以上这些结论和本书结论是相当一致的。不同的是:
1)本书更加彻底地肯定：人类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光是对节奏图案――的欣赏，都是由于途径变目的的原因。
2)人和人、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造就了人的基本的审美感官，比如相应异性和花果的视觉快感，以及相应流水声、鸟叫声的听觉快感。这些快感功能不会因为是狩猎部落就没有。只是动物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从而只有动物出现在绘画中。他们对花草不欣赏也因为自然环境总是满足他们需要(参看前面关于自然美的讨论)。
3)文学艺术之所以存在并发展，除了因为表现美，还可能是因为揭露了丑恶，表现了困惑，唤起民众, …总之，文学艺术本身可能同时作为手段而存在。
文学作品作为手段的意义最为明显，鲁迅的作品便是作为手段的典型。表现美的文学作品也有许多，比如《天仙配》，《桃花源记》。这些作品之所以美，是因为反映了人的需求和理想。诗词的美还和表达的效率有关，越是简洁、形象、有力，人就越是乐于欣赏，因而就越是觉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