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行为目的或者说最终追求， 西方哲学史上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边沁为代表的法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功利主义)观点。另一种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观点【29】。我们之所以着重讨论这两种观点不光是因为它们很有代表性，也是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它们有关。
功利主义认为：所谓善便是快乐或幸福，所谓恶便是痛苦；每个人总是追求他所认为的自己的幸福；道德准则和法律应当增进所有人的幸福总和，使这一总和达到最大。所以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又叫最大幸福论。
康德的先验道德论认为：纯粹的道德行为不作为其他任何利益和幸福的手段，它以人本身为目的。唯有如此，它才能会是普遍有效的，对所有人适应的。
康德说，这种道德观念来自先验理性，它促使人追求人格的伟大。他举例说：由于权势的压力，虽然我在达官权贵面前低下头来，但是我内心并不低头。这种自尊不屈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内心由此产生的便是道德感。显然这也就是崇高感。康德的一段名言被许多人传颂："灿烂星光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表明康德最为敬畏的一是自然规律(别忘了康德关于太阳系的原始星云说)，二是道德律令。但是人为什么会服从这样的道德律令呢？这是神秘的，康德只能借助于上帝来解释。
请注意：崇高感实际上也是一种快感――夹杂痛感的快感，但是康德却强调它不是快感，为什么呢？因为他强调道德行为不能基于对快感的追求，因为道德律是人无条件服从的准则，人有义务服从，而不求回报。
这里，我们主要的不是要提出一种新的道德准则，而是要解释：一个由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人为什么有各种快感功能，以及为什么人会有康德所说的那种道德追求？
解释是简单的：由于途径变目的的原因。最大幸福论者所说的那些快乐活动本来都是获得其他快乐――最终是为了生存――的途径，人的快感功能使得途径变为目的。康德的道德行为也不例外，甚至和生存的关系更加直接。因为战胜不可回避的险恶环境或险恶势力是求生的途径，途径变目的，不屈的行为本身就使人产生快感；并且如果相反，人就会有屈辱的痛苦。其实这种道德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因为需求不同、经历不同，人所看重的也不同。康德说粗陋的人看不到崇高的同时，也就承认了道德观念和道德感不是人人都有的。康德自己的经历就最能说明其道德感的途径变目的的原因。
康德出身微贱， 自称幼年受到的待遇象奴隶一般，千辛万苦得到教授职位(参看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所附的康德年表)。康德的历史是不屈不挠的个人奋斗史。由于途径变目的的原因，他的那种崇高感或道德感才格外强烈。而且他的心理也有其特别的地方。有道是"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表面上和内心都不低头，人更能产生崇高感。康德之所以在道德行为举例时总是提到表面屈服。这是因为，他的学术显然不符合宗教和皇室的利益，而宗教和皇室又不能轻易得罪，否则书都出版不了。我记得他那本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著作开头就是写给皇帝陛下的献辞。所以表面屈服内心自尊、忍辱负重对于他来说是最有效的途径，于是他由此而产生的崇高感也格外强烈。
现在我们看到，康德认为最不作为手段的行为恰恰最具有手段意义，最神秘的道德律令原来在"困兽犹斗"的野兽心中也有其原型，甚至其前因后果可用河流控制模型来描述。
假如我们把康德的道德感也看成是一种快感，那么康德肯定的道德行为和最大幸福论也不矛盾。
笔者以为，虽然马克思主义肯定道德观念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不认为上述两种道德理论是对的，但是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对这两种道德理论还是有所继承的。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劳动异化，使人的手段和目的更加一致，劳动的同时也是享受。这就和最大幸福论有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本身就是崇高行为。这又和康德的道德论相关。避开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不谈，本书提出的需求进化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是非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