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什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就结论来说，我们基本上同意某些哲学家的观点：“美就是善”。在本书的2．3节我们把真理归结为善理，在本节中我们将论述“美”的概念最终也可以归结为“善”的概念，“善”是“美”的深层基础。13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认为，美的事物是一种在人们看见它时能给人以快乐的事物（The beautiful is that which dleasesus upon being seen）。按照这个定义，美就意味着感官的愉悦，而从进化和认知的角度看，人之所以对某些事物感到愉悦，是由于这些事物对人的生存具有正的价值，或者说对人来说是善的事物，是值得追求的事物。如果美的感觉功能不符合善的要求，那么这种美感应该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掉。
但是，如果把“美”的概念与“善”的概念等同起来，“美”作为一种观念就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美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了区别美和善的概念，康德（Immanuel Kant）对美附加了一个特征，即美给人带来的快乐必须完全是“无利害关系的（disinterested）”快乐。如果接受康德这种关于美的定义，会出现一个困难的问题，即我们无法说明人类的审美能力为什么能够在进化过程中产生并被保存下来。因此我们需要对康德的定义作一点修正，即美给人带来的愉悦并不是完全无利害关系的，而是缺乏直接利害关系的，从长远和综合的角度看，仍然是有利害关系的。人的美感，对某一事物产生愉悦的心情，是对该事物在感情评价系统中的正评价引起的。这种正的评价并不是由事物本身产生的，而是由该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产生的，一些事物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它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却是很多对我们有利的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那么这类特征从统计意义上带有正的评价，因而可以引起愉悦的感觉。
例如，通常我们对彩色饱合度比较高（色彩鲜艳）的和形状规则的物体容易产生美感，是由于在自然界中生物比非生物通常具有较高的彩色饱合度和更规则的形体，而对于人类生存来说生物的意义显然大于非生物的意义。因此这两种特征具有较高的价值，可以成为引起愉悦感觉的因素。而非生物的宝石，由于具有相同的特征，也能够引起美的感觉。作为宝石的各种因素都是含有正评价的特征，首先是色彩鲜艳，再就是硬度高，硬度高意味着不易被破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符合存在原则，开采出的原石还要经过加工，使其获得规则的形状。我们在猎豹奔跑动作或优秀运动员的泳姿中可以发现一种美，是因为这些动作符合经济原则，用最少的能量获得最高的速度。虽然宝石不能吃，猎豹用什么姿势奔跑与我们并无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它们具有使我们产生正评价的特征，从而可以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
预测原则是在学习中起重要作用的原则，而评价又是学习所必要的导引信息，因此可预测性是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主要体现为秩序的美感。任何乐曲都是有节奏的，节奏使得乐曲具有可预测性和秩序的美，完全失去节奏的乐曲听起来不像乐曲而更像噪音，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而失去美的享受。在自然界之中我们很少见到直线，但是在人工建造或制造的物体中直线是主要的几何要素，这不仅由于制造方便和力学结构上的合理性，以及两点间直线最短而体现的经济原则，还由于直线是最容易由其一部分预测其他部分的一种空间曲线，因而能够由于符合预测原则而带来美感。规则的几何图形和图案的美感也是由其可预测的秩序性产生的。对称的美也是基于预测的，知道对称图形的一部分可以很容易推测与之对称的部分。当然对称还有更直接的利益，所有能快速移动的动物其外部形状都是左右对称的，否则在快速移动时难以保持直线运动，因此我们的交通工具无论是车辆、船舶、飞机都采用左右对称的形状。因此，美的感受并不是直接由某种利益引起的，但是引发美感的特征肯定是与某种利益密切相关的。
与预测原则有关的不仅仅是秩序性的美。由于预测原则在认知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人的认知系统为了通过学习增强其预测能力，把原来不可预测的现象变成可预测的，就有必要对暂时不可预测的现象格外关注，这种要求在审美感觉中的表现就是新颖性的美，也可以称之为时装性的美。由于认知机制中短桥原理的限制，我们往往难以接受过于怪异的东西，至少对于像白噪声这种永远新颖而且永远不可预测的东西，人们是不会感兴趣的。如果我们到电影院去，结果发现上映的电影是过去看过的，会由于缺乏新颖性而感到失望，但是如果是在电影放映过程中突然停电，那么这种过度的新颖性可能使我们更加失望。因此能带来美感的新颖性，只局限于我们的认知机构所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对新颖的事物逐渐熟悉起来，新颖性也就会随之消失，对该事物的美感也就会下降，只保留由其他因素所引起的美感。实际上，只有新颖性是不能产生美感的，第一次见到的丑的事物我们会觉得更丑。因此，新颖的作用是强调和放大，由于新颖性的吸引注意力的作用使秩序美等其他因素造成的美感效果更为强烈。所谓“第一印象”或“一见钟情”就是基于这种新颖性的增强效果。
与文化的运行和进化机制有关的是接受性美学。接受性美学是指人类受文化基因控制的审美评价准则会受到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在人的审美准则中有源于生物基因的，也有源于文化基因的。个人对于文化环境中审美准则的接受倾向，与其他方面的文化接受能力一样，是有利于个人生存的。个人的审美准则及其利害评价准则与文化环境中多数人相互一致，会使文化环境对于个人来说更容易预测，也使得个人更容易被其他人所理解和容纳。基于这种一致性所具有的利益，使得人在评价准则方面具有求同倾向和接受能力，因而使得一些新的文化产品会发生“流行”的现象。流行的初期动力是新颖性的作用，后期则借助于接受性美学。流行歌曲，时装，乃至流行的理论，其流行机制大体都是如此。流行现象在文化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是使少数人创造的文化基因（变异）传播于文化群体，接受广泛的选择，属于文化进化的软结构；未经受住选择考验的文化内容将被新的流行所取代，而经受住选择考验的部分则淀积下来，形成对文化硬结构的建构。
关于美学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从美是人的一种感受来看，美是主观的，没有人的观察，就没有美丑可言。但是如果认为美是纯主观的而毫无客观性，那么美学也就成了个人宣称的记录，不可能成为学问。美的客观性就在于，人们可以在关于美的问题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与“善”相比，“美”的客观性要差一些。因为存在原则和经济原则可以不依存于人的认知结构，而美的感觉产生于对某些特征的正向评价，特征抽取又是人类认知机制的一部分，所以美比善的主观性更强。但是美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美的客观性的根据在于，人类基因中硬基因的一致性使得人的审美能力具有相同的生物学基础，在人的审美准则中基于生物学的准则是大体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保证了在人的审美准则中有一部分是全人类一致的。此外文化中的求同倾向使得在一个文化群体之中多数人会具有类似的审美准则。生物与文化都处于进化过程之中，因此无论在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中都会存在着变异成分，体现多样化的价值。因此人的审美准则也和其他评价准则一样，存在着个人差异，这就是美在一致性意义上的主观性。
5．5 社会的通用评价尺度——论金钱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自古以来关于金钱的议论众说纷纭，有时候金钱被看成是压倒一切的力量，有时候金钱又成了挡路的东西“阿堵物”。在金钱的作用越来越强的今天。金钱是什么?金钱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样的话题在文学作品中也是常常出现的。金钱的形式是千变万化的，贝壳、铜币、贵金属、纸币、磁卡、直到银行计算机中的数字，金钱经历了一个逐步抽象化的进化过程。最早的金钱只是物物交换过程中的一种物品，用于金钱的物品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即便于保存、便于携带（流通）、易于精确计量、易于精确地表现计量（可分性)以及安全性等等。按照这些条件，就很容易理解金钱的进化过程，贝壳显然是不便于精确计量的，金银便于携带和保存，但可分性差，不便于小额使用，所以通常只用于大额计量，和小额的铜币共同流通，纸币可以比较好地满足各项条件，是使用范围比较广的货币，计算机的发明使得货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计算机中的数字可以使与货币有关的一系列处理自动化。由货币的进化过程可以看出，金钱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它的信息性，或者说，金钱不是物质，而是一种信息，因此，货币的流通并不限于把金块或纸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可以像其他信息一样，通过通讯系统的传送来实现。
金钱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主要作用是作为社会通用的评价尺度，使社会范围的价值评价得以量化。对于一个脱离社会而生存的单独的个人来说，金钱是没有用处的，他完全可以按照头脑中的生物价值体系来决定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金钱起源于社会中的交换行为。交换的基本原则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不等价交换，或者称之为增值交换。以一个简单的模型为例，甲乙双方持有不同物品，甲持有物品A，乙持有物品B，甲对物品的评价是B>A，而乙对物品的评价是A>B，此时甲用持有的A与乙持有的B进行交换，通过交换后对甲和乙来说价值都增加了。这就是交换的增值原则。增值的背景是社会中分工与合作造成的利益，这种利益通过交换而实现。如果交换不产生增值或反而减值的话，交换就会失去意义。交换行为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因此在交换中必须增值并且增加的价值应大于交换成本。例如花上一天时间走几里路去赶集，就构成交换成本。当交换不是直接的以物换物，而是通过货币这一中介物间接进行时，增值交换原则依然成立，即只有当人们对商品的评价高于对商品价格相等的货币的评价时，购买行为才会发生，或者说，我们只买值得买的东西。
在一个人脱离社会独自生存时，他作出决策只需要依据自己的认知系统中对各种不同需求和支付劳动的评价比较。由于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支付代价也是多种多样的，决策比较必须对多样的价值进行统一度量，否则无法对不同质的量进行对比。在认知系统中，这种统一的量可以是众多相互抑制的神经模块的兴奋程度。食欲、性欲、危险、劳累等诸多因素最终都化为神经元兴奋强度这个统一尺度来进行对比和决策。有了这个统一尺度，头脑中的综合决策才能进行，使得头脑这一极复杂的系统实现决策的最佳化。金钱对于社会的作用，也是在复杂系统中作为统一的评价尺度，以利于社会总体决策的最佳化。当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时，可以享受分工合作的利益，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来达到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但他人的需求或社会结构所包含的他人利益是非常复杂的，个人的认知结构中所包含的价值体系通常不具备判断他人需求或社会结构需求的能力，因此金钱就成为个人判断社会需求的重要评价信息。反之，社会对某种需求的评价，最终是依赖于组成社会的个人对某种需求的评价。因此，商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而不是生产成本。某种商品生产能够成立，必须是其生产成本低于由消费者评价所得的价值。在自由加入的市场中，市场机制平衡的结果可以使商品的价值接近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代表的价值，但这是平衡的结果，而不是价值产生的原因。如果用生产成本来规定价值，就无法解释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优化的贡献。社会的评价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中每个人的生物价值体系。
有些道德家看不惯市场上的“砍价”现象，他们认为，还价的可能性，意味着卖方最初的讨价高于商品的实际价值，是一个谎价，因此属于欺骗行为。如果我们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成本决定，那么道德家的看法是合乎逻辑的，此时卖方的正当行为应该是按商品的进货价格加上商业成本再加上适当的利润，报出一个合理的价格。问题在于“适当的利润"是卖方所无法估计的，也是卖方单方面不可能决定的。如果用增值交换的眼光来看待交换和交易，就很容易理解讨价还价的意义。例如对于一件衣服，卖方认为卖100元可以保本，买方认为最多值200元，否则不值得买，那么就构成了增值交换，交易是可以成立的，实际成交价格在100元和200元之间的任何一个值，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讨价还价所解决的问题仅仅是怎样分配由交换产生的利益，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上述的例子如果以140元成交，．那么卖方获得的利润是40元，买方的交换增值是60元。由于买卖双方都力图获得更大的交换增值，通常也都不知道对方的评价，买方可以尽量造成低评价的假象，卖方也可以造成高成本的假象，作为讨价还价的战略。博弈论关于讨价还价的研究表明，力图获得最大交换增值的战略有时会使本来可以成交的交易失败，使双方都失去了交换增值所产生的利益。因此合理的价格意味着交换增值的最大化与交易失败风险的平衡。讨价还价本身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也构成一种成本，在讨价还价带来的利益不大于成本时，讨价还价是没有意义的。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交易之中，买方的评价仍起主导作用，表现在买或不买的决策过程之中，没人买的商品最后只得削价处理，这也是隐含的讨价还价机制。因此，客观的价格最终还是多人的主观评价在市场机制中作用的结果。
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正当竞争获得巨额财产，表明他能够正确地掌握社会需求和普遍评价，从而获得了社会对其贡献的承认，这就是“大款”和“大亨”的社会意义。一个人善于使所控制的金钱增值，意味着他具备判断社会价值的决策能力；而社会中的金钱通过增值向这些人的控制领域流动，又会使更多的社会财富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就是整个社会行为优化的一种机制。一个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消耗掉这些财富，他需要执行社会财富增值的使命，否则他将不再拥有。即使他把一些财富用于挥霍，客观上仍是为他人创造赚钱的机会，吃一顿1000元一人的宴席并不能比吃10元的便饭多吃价值100倍的东西，只是为饭馆创造了更多的利润。一个人所能消耗的社会财富是极为有限的。可以说，合法致富的大款是社会优化的功臣，或者说大款是金钱增值本性的驯服工具。
以上的说法只有在正当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如果在追求利益时对于手段不加任何限制，那么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会发明出一些破坏市场机制的手段，使市场机制失效，此时追求利益不再具有使社会整体行为优化的作用。这就像足球赛是通过把球射人对方球门的目标而达到提高球技的目的，但如果对方法不作任何限制，足球可能转化为武术或枪战，足球作为一种运动也就灭亡了，射门也失去了意义。不正当竞争的方法是很多的。有些方法的不正当性比较明显，例如制售伪劣商品，其直接作用是使消费者对商品价值产生错误判断，远期结果是降低市场作用，增加市场的整体运行成本。以权谋私和收回扣的行为，会导致社会腐败、使社会结构偏离或丧失其设计功能，导致社会劣化。垄断是竞争机制的自然产物，其结果又是取消竞争和市场机制，这是竞争自身的悖论性质，因此需要法律的外力防止垄断的产生，而倾销则是制造垄断的方法，也属于不正当竞争之列。虚假广告也是诱使消费者对商品作错误评价，其性质与伪劣商品相同。
有些不正当竞争的方法比较隐蔽，不通过分析不易看破其实质，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典型例子是重奖销售和老鼠会。重奖销售的不正当性在于使商品销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消费者不是根据对商品的评价及价格来选择商品，而是在购买随商品而来的中奖机会，实质上是把销售商品变成了销售彩票。彩票是利用赌博心理赚钱的方法。由于赌博心理的作用很大，各国都对赌博有严格的限制，发行彩票通常只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集资的手段，而不允许作为私人或集团谋利的手段，因为这种私人谋利的方法对社会的优化毫无作用。从博弈论和统计学的角度看，买彩票是不上算的，因为彩票发行者的稳赚在零和博弈中意味着买彩票的人一定吃亏。但是人的价值体系往往看不清这种吃亏，这是由于人对于不同的尺度敏感程度不同，人们会感到一百万元比一万元多得多，但不容易感觉出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比万分之一的机会少得多，在一般人看来，二者都是“很小的”机会。因此中奖金额越高的彩票越吸引人，而中奖概率的下降却不易引起人们注意，这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微小数字是不大在意的。此外，生物的进化本身是一场大赌博，在突然变异之中产生有利变异的机会只有一亿分之一，但是基因还是不断产生变异，否则就完全没有进化的可能性，进化过程是一个极不经济的过程。在社会中有成千上万作明星梦的人，而只有极少数人真能当上明星，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破梦者，也不可能产生好的明星，这是赌博心理的正面意义。不过基因的变异不可太多，以至于导致生殖能力下降，作明星梦也不应断了其他的生路，用不关痛痒的金额去买彩票是正常的行为，而用全部财产去买彩票则是荒唐的，把全部彩票都买下来的人肯定中奖，但他也肯定亏本。
老鼠会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不正常竞争方式，往往打着“直销”的旗号。“老鼠会”这个词来源于一个数学题：一对老鼠每月生8只老鼠，出生后两个月的小老鼠又开始产仔，一年后一共有多少只老鼠。老鼠会的运行机制与老鼠问题相似，一个人花高价买取一定数量的商品，从而获得推销员的资格，向其他两个以上的人高价推销相同商品，获得一定的提成来补偿自己购买高价商品的损失，甚至获得一定的利润，而下一代的购买者又成为推销员，一代一代推下去。这种“直销”方式的欺骗性在于，从表面上看，每一个参加老鼠会的人都不会亏本，甚至可以赚钱，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需求无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任何市场都不会是无限大的，老鼠也不可能无限增加，后出生的老鼠命里注定要被饿死，而市场的饱和又是非常快的，即使是10亿人的市场，一个人传两个人的老鼠会在不到30代就可以撑破这个市场，这就是指数爆炸的威力。而在市场饱和时，按照零和博弈的原则和指数计算都可以得出，结局必然是挨坑的人比赚钱的人多。老鼠会方式的不易识破之处在于，挨坑的人虽然吃亏，却以为是自己推销的能力或努力不够，看不出这个系统的设计就是一个保证多数人吃亏的圈套，即使推销成功，也只是增加上当人数而已。老鼠会发展越成功，上当者的总数越大。因此在一些国家有专门的法律条款禁止老鼠会，其性质和诈骗是相同的。
以上关于金钱的评价尺度作用的讨论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然而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计划经济也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形式。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很有意义的。计划经济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战绩，而在一定时期之后又都暴露了其局限性，那么计划经济在什么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呢?从根本上说，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充分预测的基础之上的，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进化机制，从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它实现的是自寻最佳点的过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的，而计划经济本身不包含需求导向的机制。从以上区别可以看出，计划经济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建立工业基础阶段是优于市场经济的。工业化的先驱国家面临全面的不可预测性，只能采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而后发国家由于有经验可借鉴，有可能对发展前景作出一定的预测，靠设计而不是进化机制前进，进化的探索过程是很不经济的。为了加快工业化过程，需要采用低消费、高积累的方式获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反而是不利的，会导致有限资金的分散。此时，社会建立工业化基础的长远整体利益要求个人牺牲眼前的消费利益，而生物和社会的自然进化又都是看重局部和眼前利益的，因此抑制消费欲望和取消进化机制是有利的，艰苦朴素成为这一时代的道德要求具有必然性。受到充分抑制的基本生存需求也是容易预测的。当社会工业基础建立，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社会需求超出基本生存需求而变得复杂起来，可预测性下降，计划经济缺乏进化机制的弊病开始显露出来，经济成长也开始下降。社会需要用市场机制自行优化，需要用消费作为优化的导向。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消费逐渐成为一种美德，过度抑制消费，会使经济发展失去方向。当然，艰苦朴素仍然是重要的，从社会整体看，适度的高储蓄率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从个人来看，习惯于低消费水准生活可以拓宽自由选择的范围，有利于长远打算。
把金钱作为社会优化所需要的通用尺度，可能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一般社会常识认为，有很多价值是金钱所无法度量的。但是在现实之中，人们经常会面临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平衡决策问题，此时道德并不具备形而上学的无限大价值。当我们对于道德的价值有了更准确的估计时，决策也会更加合理。见利忘义的错误在于过小地估计了道德的价值，其结果是得小利而失大利。反之，刘邦如果把“孝”看得过重，不肯为争天下而用父亲的生命作赌注，也就不可能成为汉高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但是如果通过科学研究能够对环境破坏的损失作出定量的分析，对于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计算作出合理的决策，例如决定到底应该先污染后治理，还是应该适当牺牲发展速度而从一开始就保护环境。金钱在这类问题上仍然可以成为通用尺度，以利于进行理性的决策，使决策从直觉上升到科学和定量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