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的统一性是科学活动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高度统一的理论也意味着深度和稳定性。牛顿在追求苹果和月亮的统一之中创立了力学的深层原理，爱因斯坦为克服牛顿力学与电磁学之间的不统一而创立了相对论，并且为追求更深层的统一场论而付出了后半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是现今依然存在的现实，弥合这种分裂仍然是当今学者所感兴趣的课题。我国学者就曾经倡导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并提出了复杂巨系统这一重要概念。由于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是极为复杂的，通常的系统论在处理这样复杂的系统时往往感到力量不足，只能处理一些局部的、小规模的、或是经过极度简化的模型。这也就是复杂巨系统理论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为了建立复杂巨系统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复杂巨系统与传统的系统论所研究的系统之间有什么不同，然后才能考虑所用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顾名思义，复杂巨系统的两个明显特征是复杂和巨大。如果把系统定义成相互作用着的诸元素的综合整体，那么元素的个数可以作为系统巨大程度的度量。但是元素数量的巨大并不是构成复杂巨系统的充分条件，巨大的系统未必都是复杂的。有一种关于复杂性的定义，它把复杂度看成是系统中相互关系的数量与元素数量减一之比，这种复杂度定义是严格量化的，但与我们关于复杂系统的概念不大一致。例如一杯水中的分子数量是巨大的，一个分子与很多其他分子有力学关系，但是我们并不把一杯水看成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理由是所有分子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相同的原理来进行解释和描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关于复杂性的理解还依存于系统原理和机制的复杂性。这种原理和机制的复杂性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的复杂性表现为对于某些系统我们无法像对待一杯水那样用少数的原理和机制去解释大量元素之间的关系，而需要用逐层分析的方法把大系统分成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分成更低层次的子系统，才能弄清其原理和机制，而各层次之间的原理又有所不同。横向的复杂性则表现为在相同层次的不同子系统之间也存在原理和机制的差异。例如在以细胞为元素的人体系统之中，要从纵向分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几个层次，而从横向上看，各个系统，例如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问，各个器官，例如胃和肠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的原理和机制。作为相反的例子，电话网则不具备这种纵向和横向的原理复杂性，虽然世界规模的电话系统可以包含几十亿个用户，元素数量是巨大的，而且也具有国际、国家、地区、局、用户这样的多层结构，但是除了局对用户这一层与其他上层在原理上略有不同之外，各层次在纵向和横向都保持大致相同的原理和机制，因此电话网看起来是个巨大但却简单的系统。
以上我们从元素间相互关系的数量和原理的数量这两方面探讨了复杂性的度量，但是仅从这两方面还不足以区分复杂巨系统与通常系统在概念上的不同。例如一个运行航天飞机的系统，无论从零件数量和零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从所涉及的原理和机制的数量上看，都是复杂而巨大的系统，但是与社会这样的复杂巨系统相比，其复杂程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或区别)，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一架航天飞机是否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但是很难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正在正常地发展。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于不论多么复杂的工程系统，其评价准则都是从外部给定的，而哪怕是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其评价准则都来源于系统内部。
用广义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对复杂巨系统给出一个并非仅仅从数量上与普通系统相区别的定义，即把包含广义进化机制的系统称为复杂巨系统。或者说，经典的系统论是建立在欧几里德范式之上的，而复杂巨系统理论的基础是广义进化范式。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复杂巨系统与经典系统之间的共性和区别，看到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和有别于经典系统论的研究重点。复杂巨系统除了具备经典大系统的元素数量巨大、元素之间关系数量大、涉及原理多等大系统的共性之外，还具有经典系统论所未能包括的特性，即源于自我表述的复杂性。对于以生物进化，文化进化，人脑学习，社会发展为典型例子的复杂巨系统，由于其具有基于内因的自进化能力，包含明显的创造性，需要用广义进化论的观点，划分软硬结构来进行研究。对于硬结构的部分，通常可以采用经典系统论的方法研究其稳定性及效率、功能等经典问题，但是广义进化系统的硬结构并不完全等同于经典系统，因为还要包括与软结构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对软结构的支持和来自软结构的建构。
对于软结构的研究来说，其研究方针与经典系统论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软结构和软硬结构的关系之中包含创造过程，从而具有原理上的不可预测性，因此对于软结构来说稳定性、效率、功能分析这样一些经典系统论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研究的重点则变为由进化机制而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经典系统论中是不会遇到的。正是广义进化机制使得复杂巨系统具备创造性，成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化的基本机制是变异与选择，选择意味着价值体系的重要性，而变异则意味着多样化的价值。变异所要求的多样化的价值在经典系统论中是不存在的，选用最佳的零件按照最佳的设计经过最佳的工艺过程制造的电视机是最佳的产品。但是如果能够选择最佳的遗传基因复制出大量完全相同的最佳的人种，再让他们接受统一的最佳教育，由这种最佳克隆组成的社会却肯定是一个不佳的社会。因为失去了变异也就失去了进化的可能性，这种克隆社会一定是最容易灭亡的社会，正如由完全相同的基因组成的生物种群一样，不可能对进化压力作出任何反应，肯定是最容易灭绝的。这种观点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理想主义的谬误”。从建立在欧几里德范式的牛顿力学来看，一个理想的机械传动装置应该是无摩擦的，具有百分之百的效率而无磨损，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巧妙的技术去尽可能减少摩擦而逼近理想状态，制造出更好的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用相同的方法使一个社会趋向理想化时，可能恰恰造成了社会或社会形态的灭亡。对于“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善良的愿望”这句名言，也可以作出其逆定理，即“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充斥着邪恶的愿望”。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应该为恶而不行善，只是说明对于善恶的判断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有时候认为是至善的行为却会导致恶的结局。
从选择的角度看，价值体系的研究是软结构的核心问题，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可能不依据某种价值判断。由于软结构的丰富的创造性，局部的和具体的功能、行为、结构等在通常系统中重要且稳定的因素在软结构之中都属于被创造的对象，成为从原理上不可预测的，同时也是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于软结构来说，价值体系才是处于更深层次的起主导作用的相对稳定的因素，从而也是更重要而比较值得研究的更深入体现软结构特征的因素。具体的理论、技术、方法、习惯、生活样式等都属于文化的产物，只有价值观体系才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表层产物是通过价值观体系过滤的结果，文化产品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交流的成败取决于价值体系的选择性过滤，异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价值观的冲突。当然，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特别是表层的价值观依然处于进化过程之中，但是只要评价准则可以用于文化产品的选择，其稳定性就必然高于具体的文化产品。表层价值观的进化仍然是在深层价值观的选择下实现的，因此越是深层的价值观其稳定性就越高。
本书的二、三、四章从哲学的高度建立有关价值体系的基础理论，并在认识论、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等领域应用和丰富了价值理论，本章则通过社会科学的一些实例来进一步展开价值分析的方法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