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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主要研究信息哲學問題，並沒有系統地去研究方塊漢字問題。因這一探索涉及極廣泛的訓詁學、文字學、語言學、心理學等多個領域。但是，筆者多年的業餘天文觀察和愛好，特別是對太陽黑子與地球自然災害的相關研究中，讓筆者無意間窺探了夏代天文知識的一些奧秘，更思考過古夏的語文特點。筆者知悉4,000年前中華遠祖的主流語言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一音一義“漢”語言，而是更加接近於拼音方式！有學者稱之爲“膠著語”(林惠祥, 1996, 114頁)，有關中華大地上的這一語文的重大改變過程，沒有被學術界更詳細地研究過。

世界語言研究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進行：語言發展的譜系和語言的結構方式。若從世界語言結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 文字, 1991, 252頁)來看，則可分爲孤立型、粘著型和屈折型三種主要類型。印歐語系有典型的屈折性質。

古人再通過對自然信息的各種印記──自然物理載體的考察，分別創製出各民族音調特徵和創造了表音符號。多數民族在發展文字形式時，都不知不覺地拋棄了原始文字中的形象信息，一步一步走向了表音文字。最早的一種完整文字出現在埃及和巴比倫一帶，距今約有6,000年。

當人類發展了語音和語法去表達一種不能夠直指示出來的“時間信息”後(至今21世紀地球上仍有多處原始族群的語言中沒有“明天、昨天、過去、將來”等概念)，人類的整個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變，創造了地球新文明。在發展語音、語法和創造了表音文字之際，音符與語義的明顯分離而創造出母音和輔音，語法SVO(主動謂)更是蘊含了對事物時序的把握。我們可以把使語法進一步發展出其他規則：VSO(動主謂)或者SOV(主謂動)等等，大腦中的理解功能和表達功能更加顯著地分工。對“時間信息”和時序的理解涉及Wernicke區與Broca區成長時間的明顯差異，若然未能突破，“他”只會成為沒有時間認識的原始人類。

科學家通過多種科學試驗，認爲：人類左腦爲語言腦，而右腦爲非語言腦(托馬斯．R．布萊克斯利, 1999, 23頁)！但是右腦仍然是文字閱讀、概念思維必經之地，卻像一個交通迴旋處，駕車到此處必須在這裏轉一圈後才可再往前進，但這一葉右腦並不是活躍激化的一葉大腦。他們在腦科學研究中已經清楚地看到這一情況，故有“右腦革命”之言。1980年學者(同上, 4頁)已質疑：“進化的力量簡直不允許出現那種徒勞的情況。”(Evolutionary forces simply do not allow the kind of waste that would be represented by having one hemisphere sit idle.)

第一節 方塊漢字是複腦文字──左、右腦葉均有漢字的認知能力

世界上多數民族都使用各自的拼音方式語言，唯獨中華大地上數千年來一直使用了一種非拼音的漢字，語言學者稱之謂“孤立語”或者“詞根語”。使用一音一義的方塊漢字及其衍生語言主要是在亞洲東部地區，形成了一個被學者稱爲漢文化圈(陳正祥, 1981, 1-3頁)，或者稱爲漢字文化圈(何九盈, 2000)。

中華大地使用了數千年的方塊漢字究竟在人類歷史中有何價值？

亞洲中的日本是最早起步追隨西方文化、學習歐美最快的國家，她在亞洲中亦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現代科學和臨床醫學等都能緊追西方的發展，曾經有多名日本學者獲得諾貝爾獎。日本是兼用假名(拼音文字)和漢字雙文字系統，這可爲研究漢字和假名在腦功能關係上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天然條件。在1974-1989年間，日本神經科學家證實日本人大腦左半球對漢字和假名均有認知作用；而大腦右半球則幾乎沒有對假名的認知作用。

中國學者(郭可敬, 1985, 17-24頁)引用美國學者羅津(P. Rozin)以漢字字卡去醫治西方兒童的“閱讀不能症”，認爲需要重視中國漢字的大腦不同認知方式。通過多年的科學實驗，證實日本假名和西方拼音文字一樣，都是偏向大腦左半球的“單腦文字”(郭可敬, 1992, 42頁)，日本漢字和中國漢字則與大腦左、右均有關係的“複腦文字”(高定國 等, 1993, 363-368頁)(郭可教 等, 1995, 78-83頁)。因各種原因而進行的一側大腦切除手術後的病人，在東方漢字使用者與其他拼音文字使用者之間，殘留的單側大腦在文字認知功能上有極明顯的差異。

應用漢字的華夏後人是否天生的左、右兩葉大腦同時並行使用？不！我們七、八歲未認真識字之前，也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一樣的左右兩葉大腦明顯分工的！廣東華南師範大學等機構的學者研究多年的結果(許世彤 等, 1992)：應用拼音文字的人群（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和西藏藏族居民──他們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拼音文字），兩葉大腦是明顯的分工、各有不同的優勢。只要他們（包括來華任教的外籍教授）願意學習漢字──不是單單只說漢語（口語），約五年之後，思維過程竟會逐步走向兩葉均衡並行使用！

1996年日本東京電機大學和日本電話公司公報了多年的合作研究結果：象形漢字與日本字元（假名）在日本人的大腦反應速度，竟是0.1秒和0.3秒之比﹗主持研究的小谷誠教授解釋了實驗結果(香港《文匯報》, 1996)：人們認識拼音字元需要三個過程，從光學畫面圖案接收字元信息後，要先在左腦判斷確認，把圖形轉讀爲音節，一串的音節次序結合要在右腦操作，但音符組合的意義概念又必須回到左腦檢出才能決定行動。左右左三步剛好0.3秒；而漢字在大腦兩翼均有反應，只需0.1秒！

第二節 特殊的自然環境塑造了中華傳統思想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從中國《前漢書》中，找到“有黑氣大如錢 居日中央”，認爲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太陽黑子文字記錄(李約瑟, 1978, 637頁)，比其他民族早900年已知道太陽上有黑子活動。他不是華人學者，未能全面理解華夏人的語言習慣，否則亦可同時揭示華夏古人能以肉眼見到太陽黑子的原因。中國學者找到詳盡的官方記錄(徐振韜 等, 1990, 7頁)：“黑大風起 天無雲 日光晻、、、、成帝河平元年正月 壬寅朔、、、、日出赤 二月癸未 日朝赤且入又赤 夜月赤 甲申 日出赤如血 三月乙未 日出黃 有黑氣大如錢 居日中央”。因爲華夏很早已設置天官職位去留意天象的變化。

筆者與徐振韜對這段文字的仔細分析，覺得它已經揭示了華夏人能夠看到太陽黑子的自然條件。中華大地上的黃土有長久的歷史，它是北半球一個很獨特的自然現象(王飛燕 等, 1991, 140-156頁)。黑風、怪風、妖風、霾風、黃風，甚至泥雨等描述，都是古人對黃土風沙的不同形容和寫實。連續多月的黃土風沙使太陽減光變紅變赤，月亮亦呈現赤紅。筆者有長期觀察太陽黑子的經驗，多次到華北地區訪問交流時，遇上風沙季節，白天亦可用肉眼看到高挂中天的紅太陽，而有經驗者肉眼就可在紅太陽上發現黑子。

在7,000年前人類還未有文字、更沒有任何科學儀器的條件下，華夏子孫就在黃土風沙的天然減光(楊偉國 等, 1997, 65-67頁)作用下，河姆渡古人仰望難得一見的日全食，肉眼就可清楚地看到太陽上的大黑子活動，他們把兩種奇異的自然景象──日食而現出漂亮的日冕和日面上的大黑斑，古人把左右橫伸拱托的日冕形容爲雙鳥朝陽，紅太陽上有一大片黑斑（中華後人更進一步把它形容爲居住在日中的神鳥──三足金烏鴉），兩者一併刻描在硬骨板上，把這歷史見證作爲一塊崇高的藝術品，數代都懸挂在胸前。在河姆渡還出土了相似的另外一件雙鳥骨板雕刻。

筆者與相關學者多年的討論，認爲中華思想形成的過程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形成有很大的差異(Z.T. Xu etc, 1997, pp527-530)。試想一下，若然中華古人知曉天上發光發熱、至高無尚的日神有變化的黑氣，怎能相信它是永恒不變，日神亦與任何物事一樣都在不斷的變幻，不時會爆發黑脾氣。華夏人只能相信世間沒有恒久不動的事物，月有陰晴圓缺，太陽亦不完美。黃土地上的智者努力追尋宇宙萬變中的一種永恒──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第三節 漢字中形象信息有多層次的“象”

自然環境使黃土地華夏子民形成了與衆不同的思維模式，原始思維首先要反映在最古老的科學探索上。其他民族多數對上天抱有極美、極善、極真的成見，他們很注意天上閃爍的明亮星體，唯獨中華民族更重視暗淡的星體。爲何古人要記錄暗淡星群？甚至近代有關超新星的天文研究，都要細查中國古代的天文記錄(席澤宗, 1997, 60-63頁)。

一個現在已不常用、但極不尋常的“胐”字引起了筆者反復的深刻思考，這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現了。筆者在《說文解字注》第七篇“月”部中找到：月、朔、朏、霸、朗、朓、期、朒等字(段玉裁, 1955, 316-317頁)，有關滿月的“望”字竟被放在“亡”部(“朝”字亦不在月部)，這幾個漢字都是針對不同月相和所在時刻的描述。朔、朏、霸、朓、朒等都是對新月或殘月的陳述，朏、霸更是差不多的同義字。爲何古人要給 出不同的字元去表述！若從一般原始思維理論來看這現象，一定會不值一哂地說；“華夏古人真的多此一舉”，原始人對任何事物都給予不同的名稱，因爲他們在思想上並未有足夠的概括能力！

月齡初一是肯定不見月亮的，初一之前、後(初二)也不一定可以見到月亮。但是從天文現象來看：只有月齡初三的月亮才是肯定可見的時刻！而一個“朏”字正是此刻的專用術語！古人從不可預見的月相，反推肯定的“朏”現象！直到周代，這“朏”仍曾被定爲月之首日！“朏”＝“初三”，只是在周代以後的一個新理解。筆者認爲這是人類在把握自然信息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突破，中華古人竟在3,500年前已達到這麼高的水準！並非原始思維中的一種幼稚表現。

筆者更深深地思考和斟酌古人這一突破難道只有3,500年這麽短嗎？

華夏古人不單定義了“朏”的信息，更從月亮在各時段“朏”的星空區域，詳細描繪出來──信息背後的另一信息 (信載i-carrier──筆者研究課題的主要論點)，這是天文觀察上多麽高水準的決策！在滿月“望”時人們難以得見天上的星星。一年約有十二個“朏”時刻，不同時段的星空繁星構成了傳世的十二地支符號①！每一片甲骨文中都有這22個字符的出現。若對天文有些瞭解，“子”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個極完美的“獵戶座”構型！代表��夏族的“參星”衍化而來的“子”居十二支之首，證明最先使用這套系統應該是夏人。

鄭文光根據天文歲差的科學計算(鄭文光, 1979, 124, 94頁)，“子”參宿一(獵戶座ζ)現時的赤經與古代赤經的差距是3時20分，參爲古代夏族的“大辰”，“子”爲春分時應在公元前2100年，經數百年的天文歲差推移之後，“大火”星成爲商族的“大辰”，這完全合乎天文星體運動的計算結果。

天干地支是中華傳統文化極爲奇妙的一個系統，出土的甲骨文就有一套完整的干支表，學者估計這只是訓導初刻者的練習骨片。干支早已用於記日和紀年，唯獨不用來記月，鄭文光覺得內裏另有因由。

聞一多早就注意到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兩個成數──三十六，七十二。這兩個數位爲何要貫穿各個中華學術派別的學術思想(聞一多 等, 1994, 170-181頁)，甚至於整個華夏歷史？研究古天文的中國學者與西南彜族學者一起解開了這一個大奧秘。

現居於雲南一帶的彜族是古代羌戎族的後代，他們曾流行一種一年有十個時段的日曆──十“月”曆(陳久金 等, 1984)，一年五季、每季兩“月”、分雌雄月、每月卅六日、每季七十二日，所以一年有360日、另有5-6日爲過年日。這個“月”跟月亮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它是一個完全的太陽曆，傳統思維中的陰陽、雌雄、五行關係在這日曆中清楚地表示了出來。卅六、七十二亦是其中重要的成數，原始夏族曆法中的卅個節氣、上元、下元等多種描述亦獲得清晰的解答。

1 漢代許慎在整理《說文解字》時未有甲骨文的對2 照，3 他無法一下子從金文等古文字中找到天

干、地支這22個字的來源，計劃把它們放到最後找得依據才處理。最終仍未找到任何實據，他只能把它們通通排在最後的十四篇下下去，算是擱筆完稿，了結多年的心願。

在《夏小正》、《幼官篇》和多部古代有關北斗柄的指向確定月份的細緻研究

中，清楚地證明夏代是使用過一種一年只有十個“時段”的日曆，而這種曆法與發掘出來的十“月”曆極爲吻合。

夏禹亦有被稱爲戎禹。彜族學者認爲夏文化與彜文化有深厚關係。有不少學者早就指出，雖然《夏小正》等有關夏文明的文獻是後人孔子等整理而成的，並不是夏人的真著作，但是它的確反映了一些夏文明的真實情況。例如，在《夏小正》中就有“南門”星的描述，這顆星是在南緯 -60°，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北方族群是不可能看到這一顆星的！只有曾經生活在南方長江流域的古人，他們才能有所認識。所以，夏族應不是黃河的土著民族，只是因故而遷徙到北方來。

更有學者多次表示：天干地支的古代命名有一套複雜系統，難以理解古代的含義，其文字記錄估計這不一定是中原民族的習慣稱呼。曾有中國知名學者認爲這是由印度傳入的天文知識(鄭文光, 1979, 114頁)。

而《爾雅．曆書》記載天干地支就有一套難以理解的命名稱呼：

十天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歲陽 　閼逢　旃蒙　柔兆　強圉　著雍　屠維　上章　重光　玄黓　昭陽

　　　子　　　玄枵　　攝提格（提格）　　監德

　　　丒　　　星紀　　單　閼　　　　　　降入

　　　寅　　　析木　　執　除　　　　　　青章

　　　卯　　　大火　　大荒落（大荒駱）　跰踵

　　　辰　　　壽星　　敦　牂　　　　　　開明

　　　巳　　　鶉尾　　協　洽（葉洽）　　長列

　　　午　　　鶉火　　涒　灘　　　　　　大音

　　　未　　　鶉首　　作　噩（作鄂）　　長王

　　　申　　　實沈　　淹　茂（閹茂）　　天睢

　　　酉　　　大梁　　大淵獻　　　　　　大章

　　　戌　　　降婁　　困　敦　　　　　　天泉

　　　亥　　　娵訾　　赤奮若　　　　　　天皓

殷商、周人曾經打算放棄夏族的禮制（主要是天文曆法、正朔），但周人最後還要回復使用夏禮！《爾雅．釋天》有關年歲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現今大衆只留有年和歲概念，不再用祀、載，“載”多在詩詞歌賦中爲了押韻而出現，我們亦清楚它是“年”的另一表達方式。我們對傳統日曆亦稱爲夏曆或者農曆，因爲夏代已經使用了世界獨特的陰陽合曆，後世只是通過細緻的科學觀察，而不斷地提高其準確度。

筆者感到可能正因天文歲差的變動才使殷人真的以爲上天會受命於他們，現在連商的“大火”亦成爲時間標準的“大辰”，使殷人任何決策都聽命占卜，並刻劃在龜骨以驗結果，這樣一來才有傳世的甲骨文。否則，中國人仍可能不會承認“夏”的歷史呢！

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可喜的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2000, 49-62頁)，但是很難再往夏之前的歷史推進。一方面夏文化的多處出土發現，很難獲得多數的歷史學者首肯和認同“夏族有一單獨源頭”；另外估計很難獲得夏代歷史的任何文字記錄。結論：“夏歷史在西元前2070-1600年”(同上, 61頁)可能成爲一個大多數學者接受的終止符！

通過中華古文明中的玉文化、三足鼎器、饕餮神徵、絲文化、稻種植、水井技術、多音語言等方面考據，學者論證認爲古夏民族應是六、七千年前的江浙河姆渡─良渚一帶的古越族文明的後代(董楚平, 1988)(陳剩勇, 1994)，因5,500年前的一次嚴重海侵反灌，不是河水泛濫。《孟子》篇清楚說出夏禹大水“水逆行”。大水不是慣常由西泛來的河水，倒是由東流向西，只有海水的倒灌──海侵。它迫使古越夏人棄家內遷散佈各地，使河姆渡、良渚文化被終斷了幾千年。古夏民族(夷)分散至東北、西北、東南等地，其豐盛的文化成就被其他部族充分吸收發揚。全國多地都有夏文化的出土，多省都渴望尋找更多的論據證明她是夏文化的發源地！

曾經有夏族居停過的地方都留有夏語言痕迹，這是一個明顯的證據；另外唯一記錄了古越人語言的《越人歌》，是春秋時代楚國令尹請人用漢字記音保存下來的資料。近年有學者把這越人歌與西南壯侗語進行語言科學上的比較，首先根據音�U學家對漢字的上古音擬標出每個漢字的中古（隋唐）和上古（周秦）音，然後與壯語詞逐個對照，得到古越語與壯侗語言有相同語源關係的結論 (陳國強, 1985, 31-38頁)。

但是夏族的多音語言竟敵不過其他中原部族的單音言語（民族學家林惠祥對此多音言語稱爲“膠著語”①。筆者追查林惠祥引用羅香林的文章(羅香林, 1933, 31-42頁)後使用它②。羅香林對古越方言有更詳細的研究(羅香林, 1940)，他分析了源流、古越音記錄、複輔音與連音痕迹、詞式倒置等特點。就在夏族與其他商、周族群400年中的鬥爭、融合過程中，雖然夏文化大部份被繼承，但夏族膠著語卻退變成爲一種方言，或者作爲一種語言化石留存在一音一義的漢語言中。因爲夏語言與日後中原語言有明顯的差異，無法在文物中再找到更爲準確的語言記錄

1 估計當時對2 西方語言學術研究未有一個統一的中文用語：孤立型、粘著型和屈折型。林惠祥

亦提到漢語爲孤立語而越語爲膠著語。粘著型(agglutinative, bound form)中的英語有粘結、朿纏之意，林惠祥是否把粘著型語言稱爲“膠著語”或�稀�纏音語”，後來多位學者亦跟隨引用了。

3 學者引用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一書時(1939年初版)，4 都使用該書中曾引羅香林語：多拼音

不密的發音。筆者查閱羅香林原文時，發覺羅香林語應爲： 多拼合不密的發音。

──文字，儘管不少學者渴望能在歷史基礎上再往上溯探黃帝堯舜的真實性，但

估計極難實現！

南方夏族古人對這些自然界出現的微妙信息、偶然信息、特殊信息、交流信息、圖像信息産生了獨特的思考(楊偉國, 1998, 59-64頁)。他們總以爲能夠捉摸微小變化，就能從此把握大自然力量，因此想盡方法去捉摸自然信息，已經把這些圖形化爲一整套符號去描述事物。5,500年前由於海侵，而使南方古夏人放棄家園外遷。在中原文化與南方文化融合的過程中，華夏古人當然不會隨便地拋棄對事物中把握的“形象”珍貴信息。雖然大衆摒棄了拼音方式的膠著語，但是夏族把握的形象信息是一種極有利的工具。

正因爲古夏族已經散佈于中華大地的各處，這一套符號規範竟能夠溝通各地不同的口語，不同民族亦可有相近不遠的把握。例如甲骨文中的“昔”字，就是一個“日”之上或者下，有水波紋的刻劃，它表示了昔日的一次重大事件，可能就是對海侵的歷史寫實(陳剩勇, 1994, 195頁)。一個獨立的圖形符號再加上輔助指示物，就可準確地表達了一個難忘的時間──遠年的一個重大信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跨層次結構的“信載 i-carrier”方塊字。

經歷了幾千年的演化，方塊漢字成爲世界上一種表意文字，亦有學者稱爲拚形文字或者拼意文字(安子介, 1987)。它沒有時態，一個字就是一個詞素，以字爲基本單位的文字結構，字形在歷史長河中已經不斷地簡化、提練，甚至原有的象形成份完全消失了。在與世界各民族交流接觸的過程中，漢字不斷增加了它的辭彙數量，但漢字並沒有因此而要大量增加新字，這是其他拼音文字無法比擬的優點。所以現代人仍能輕易讀懂800年前宋代的著作，這是西方人難以想象的客觀事實。甚至於現代西方的文化人出差和旅行，提包中都有隨身字典！我們的字典都只會放在書架上。

筆者覺得要對漢字作深入的考究，必須清楚地瞭解整體華夏文字和語言的全部發展歷史。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一音一義語言的3,500歷史中，亦曾遭受到另外兩次來自周邊民族拼音語言的重大衝擊──蒙古族和滿族的先後進主中原，但是，大地上的漢詞語只是不斷地豐富起來，一音一義的方塊字特點就是一直屹立不倒！獨特的漢字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特別是資訊科技急速發展下，它的命運如何估計，必須從漢字所攜帶的特有的信息層次來考察，才可能更準確理解到漢字的真正價值。

1987年安子介先生出版《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一書後，他與多人一起爲漢字的前途進行了大力的呼籲。引起了中外學者認真的思考，英國學者更認爲漢字是未來人／機對話的首選語言，國內有學者開始作了些認真的探索。朱邦複已把漢字基因 (朱邦複, 1998)用到電腦上，把漢字作爲電腦操作系統中的電腦語言，可以比英語指令減少了相當大的部份。科學家認爲漢字可能成爲電腦的一種較理想的自然語言(韓英鐸 董名垂, 1999, C1版)。2002年年底，香港文化傳信集團公佈了成功開發出全球第一顆專爲Linux開發的中文單晶芯片 (香港《文匯報》, 2002, A14版), 配合中文2000 LinuxIA-OS操作系統，擺脫了過去的間接漢化而形成的高成本、慢速度等諸多問題。

漢字的獨特的形音義三者的結構，就在語法信息、語義信息和語用信息之上更有獨特的一種形象信息，這是一種跨層次的“信載 i-carrier”結構，它能改變兩葉大腦在思維過程的接線方式，是通過軟體改變硬體的一種獨特過程。電腦病毒能夠以病毒軟體帶的指令去燒毀硬體，想來有極相似之處。

這是一種大膽的構思，特別是有關發揮人類右腦潛在功能的最理想工具，有西方學者構思了音樂、美術等加強右側大腦活躍的學習方式，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有效的。所以科學家認爲大腦是濕件(wetware)操作。筆者更強調在大群體中的群件(groupware) 已經取得的好經驗，每一個漢字使用者都具有較靈活的右側腦葉，這是不爭之事實。

現代的神經科學、腦科學、心理學與電腦科學結合起來，對研究人類思維産生的過程起了極大的作用。因此，科學家既然發現了有一個閒置的右腦，如何能提高未來人的智力，適應新社會的發展，成爲世界各國心理學者和未來教育學者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究竟方塊漢字在信息新世紀，能否另創一番新生命，有待中華學子的努力去解答漢字的謎。

(筆者已發表有關思維的計算機操作系統、大腦思維操作系統、腦意識表達系統等文章，可在《京港學者交流中心》網頁：http://www.bhkaec.org.hk 的論文刊載中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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