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王丹红编译报道）　2月15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发表由该刊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撰写的社论《锦标赛、奖金和〈科学〉杂志》。社论对用金钱来表彰学术声望的方式给科学界带来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社论说：“锦标赛中最重要的是比赛分数准确无误。奖金数额越大，记分员的责任就越重大。”社论表示，《科学》杂志将一如既往地发表最好的研究论文，提供最好的科学新闻和科学评述。

社论全文如下：

前几天，《科学》杂志的一位外聘编辑讲了一件让大家吃惊的事。一个很少向《科学》杂志投寄文章的国家的一位科学家寄给他一份稿件，希望了解有无在《科学》杂志发表的可能。我们的这位同事仔细地阅读了稿件，并咨询了有关专家，回答她说其文章大概不可能被发表。该作者又回信恳求说能否有什么变通办法在《科学》杂志发表她的文章，因为根据她所在国家的政府简单而明确的规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她就有资格获得一大笔奖金。

这种事很容易被普通人作为奇闻忘掉，但我们却无法轻易释怀。在美国大学里常常进行的终身教授资格评定中，也很看重被评定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俗话说，“夸牛津，必须拉上剑桥”，我的意思是，《自然》杂志也与《科学》杂志同样被看重。）美国大学的院长和教务长非常看重学术杂志的声望和引用率；欧洲的学术界的管理者也同样如此。尽管在某些国家的科学文化中，用金钱来表彰学术声望的方式显得有点赤裸裸，但在西方国家这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资助下，哈佛大学著名的劳动力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最近对生物科学研究中的竞争和职业状况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指出，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活动也遵从经济学家们所谓的“锦标模型”（Science, 2001年12月14日）。在锦标比赛中，第一名会获得大额奖金，从而进一步增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锦标比赛中，投入上的微小差别导致结果的巨大不同。Freeman和他的同事发现，生物医学科学家们较其它领域的科学家们工作时间更长，而且获得承认前的等待时间更长、工资收入更低。激烈的竞争也导致一些高产出的实验室中对低级研究人员的剥削，同时也是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产生不满和失望的原因。竞争的激烈程度表现在对待竞争者的态度上：将近30％的生物科学研究者要求《科学》杂志不让某些同行科学家审阅自己的文章；相比之下，在物质科学领域这一比例只有8％。这些现象，以及《科学》杂志收到日益增多的内容重复和重叠的投稿的事实，都说明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人们往往竭力追求的只是些微的竞争优势。

这可不是一幅让人欣喜的图画。这恰恰给我们提出了让人头疼的问题。面对着我们了解到的《科学》杂志在研究者职业生涯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难道我们不应该问问自己是否能够对此心安理得，而不是感到责任重大？和我们一道工作的科学家们关心他们的科学研究被如何使用，我们也有相应的责任来关心他们的职业命运。《科学》杂志将一如既往地发表最好的研究论文，提供最好的科学新闻和科学评述，我们将决不放松这些努力。但是，了解到《科学》杂志的论文发表决定对人们的学术命运影响会被不当地放大，我们尤其需要保证我们的决定是公正的。锦标赛中最重要的是比赛分数准确无误。奖金数额越大，记分员的责任就越重大。

因此，如果在《科学》上发表论文会促成生物医学界进入“胜者为王”的锦标赛，我们理应担心。事实上，这些领域内的竞争已经走过头了。我们应该如何帮助缓解这些竞争压力呢？首先，因为有些人把《科学》杂志看得过于重要，我们自己却不能养成自以为是的习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希望发表的很多文章由于其必须用于解释的篇幅超过了我们的字数限制，因此未能在《科学》上发表；另外，一些优秀的文章适合于更专业化的杂志。再说，引用索引和影响因子的重要性容易导致错误判断：事实是，《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优秀论文很少被引用，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论文却被广泛引用。正如《自然》杂志的同事们指出的，科学论文索引本身的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的（Nature, 2002年1月10日）。其次，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编辑判断和方针更为透明化，这不仅是对那些投稿人，也包括对那些授奖机构。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和谨慎适度，不仅要解释我们的编辑决定意味着些什么，而且要解释这些决定并不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