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OCR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4期12-15页。感谢杂志社、作者和责任编辑李醒民--网页编辑。2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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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谭”编后语
(2001.08)
自本刊于2O00年第2期围绕“共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开辟“笔谭”栏目以来,全国学人和读者踊跃来稿来信,对本刊的举动予以积极支持和热情回应,认为这一讨论是完全的、非常及时的。有关媒体和学术刊物对此讨论也作了报道、介绍和评论,并转载了部分文章。笔谭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良好的效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本刊预期的目的。
截止本期续完,笔谭栏目共发稿9辑计65篇。这些文章或揭露现实,针贬时弊;或条分缕析,追根溯源;或陈言建白,责无旁贷。其心诚,其情真,其意切,其理正,其辞严,读后令人铭感补已。综观这些雄文静言,大体集中在学术异化和学术腐败的现状、根源和纠正措施三个方面。
1.学术失范司空见惯,丑陋的学术人神通大显。
这是近十余年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真实现状。主要表现在:掠人之美、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东拼西凑,胡编乱造,改头换面,瞒天过海,以达到捞取外快、沽名钓誉的“写手”和“编书匠”如过江之鲫;以权谋私,官大学问长,“官尘暴”严重侵袭界;研究人被异化为市场人,不练坐功练腿功,为捞取基金、奖项、职称、站点等实惠和好处东奔西跑,贿赂风行;功利至上,大肆炒作,将学术当作摇钱树和敲门砖,玩于股掌之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华中理工大学课题组的调查统计,科学研究和同行评议中的制度性越轨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其违规比例之高令人咋舌(详见本刊2000年NO.3pp.9-10)。更命的是,高等院校的莘莘学子也在社会不正之风的熏染下,步其“师长”之后尘,纷纷效尤,从而给学术之未来蒙上一层阴影,着实使人堪忧。
2.学术失范和学风日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深蒂固的。
外部原因在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先后出现的极左政治的统治和极左思潮的泛滥,民主法制的不健全,道德在某些方面的失范和滑坡,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的侵蚀,官本位、实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风靡。这一切,给中国学术界深深打上了政治化、功利化。官僚化。世俗化以及平庸化、浮躁化的印记。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固有弱点,也使得学术界缺少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大胆创新、勇于批评的学人。
内部原因一分为二。就学术共同体本身而言,基本上是官办的,自然得受长官意志左右,难得有真正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而无法在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建立或实施有利于学术健康发展的学术规范。即使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学术共同体的有关规范或平面化、或形式化、甚或很不合理。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在学术活动中非学术因素乘虚侵入,甚至反客为主,从而助长了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蔓延。学术批评乏力和学术制裁的缺席,又无法使学术腐败和学术异化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就学术人自身而言,自律意识淡漠乃至缺位,道德滑坡乃至沦丧,也是造成学风不正、学人扭曲,乃至沦落成丑陋的学术人的重要缘由。
3.标本兼治,自律与他律并举,以清除流弊,匡正学风。
为此,来稿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从外部讲,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立法维护学术界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营造自由、健康的学术氛围;实行吏治改革,政学分开,从根子上铲除“官尘暴’对学术界的侵害;通过各种渠道,逐步壮大民间学术力量,使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充分利用舆论和法律,惩治学界的败类和不法之徒;……
作为学术共同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争取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坚持学术界独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侵扰;完善评价机制和奖励系统,从正面积极引导;加强制度和规范建设,发挥各个学术环节中“守门人”的监督和防范作用;积极开展学术批评,把歪风邪气消灭在萌芽状态;参照国外惯例,在学术界设立道德委员会或反欺诈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调查和处理有关违规事件。作为学术人,要充分认识学术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事业,不是谋生和晋爵的手段,从而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道德观念,达到治学与做人、作品与人格的统一。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子是学术事业的后备军,因此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敬业和道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并在招生、培养、考核、授学位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像这样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中国学术界的学风可望伴随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展而在二十一世纪有所好转。
在这里,我们顺便向读者介绍一下本刊的历史、现状、影响及在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使读者对我们有所了解,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监督与支持。
本刊与全国绝大多数(或几乎全部)刊物一样,也是官办的。不过,她比读者所能想像的来头要大得多,“出身”要“高贵”得多。
1977年10月19
日,李昌、于光远、钱三强三人向“方毅同志并邓副主席”提交“请示报告”,拟由中国科学院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此件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在1978年2月27日遂将“请示报告送: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组织部;发:各省、市、自治区科委,中国科学院分院,院直属、双重领导单位,院机关各部门。”1978年3月2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自然辩证法通邮杂志社的函”。该函是这样写的:“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物资总局:经中央批准,《自然辩证法通讯》由我院主办,并成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归我院建制。该社为司局级单位,编制四十人,其中有二十名业务骨干现正与有关部门和地方商调。有关经费。物资等自即日起单独立产。”
就这样,经中央批准,享有司局级“官衔”的杂志社正式宣告成立。按照“请示报告”中的安排,“‘于光远同志兼任主编”,“同上海市委商调”的“原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李宝恒同志,担任《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副主编”,“由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查汝强同志兼任副主编”,“并与有关部门和地方商调从事自然辩证法工作的业务骨干二十人左右担任编辑工作。”钱三强同志当时兼任杂志社社长。时值改革开放的东风劲吹,又沐浴在“科学的春天”的阳光里,加之杂志社级别显赫,名人挂师,资金充裕,物资雄厚,人丁兴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说这段时间是杂志社的黄金时代,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1985年 5月,中国科学院利用杂志社的司局级建制,把院政策研究室与杂志社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通讯》杂志遂由该所主办,由其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当时专职编辑尚有十人左右,经费仍十分宽余,钱到年终总是没办法花完。
1989年下半年人通讯》开始进入极度艰难的岁月,人员流失,经费奇缺。科技政策所主事人对该杂志的理论性、学术性走向和办刊宗旨不满,拟将其改版为实用性的《国情研究》。上报材料因故受阻,该所遂决定停刊或推出门了事,以节约开支,减少麻烦。经有关人员在1990年多方协商、挽救,并经中国科学院当局批准,遂将杂志移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由其自然辩证法教学部下属的编辑部编辑出版。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杂志一直面临经济困境(即使如此,我们从未收取作者版面费,而且按规定发给稿费),多亏诸多有识之士和贤达鼎力相助,才使她度过重重难关步入新世纪。
在杂志两次移交和变更主办单位时,“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名号一直得以保留,但其官阶和级别则一路下滑:由司局级降为处级,最后到研究生院时连科级也不是了。好在《通讯》的编者视官爵如浮云,唯以学术界的首肯为旨趣,以读者的厚望为归宿。因此,《通讯》的质量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却不降反升,赢得了海内外学人和读者的普遍认同和赞誉。
关于《通讯》在国内的影响和在学术界的知名度,读者只要查阅一下本刊的“读者信箱”(1990年No.2)和“读者评议(1990年No.3,No.4,No.6),创刊15周年纪念的“编者的话”和读者来信(1993年
No.3, No.4,No.6),“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自然辩证法通讯》百期寄语”(1995年No.6),创刊20周年纪念的“编者的话”和读者来信(1998年No.1-6),便不难心领神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讯》代表着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关学科在中国的最高学术水准,读者手头的23卷《通讯》可以说是这些学科在中国23年发展的缩影。而且,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启蒙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角色,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为此,她在广大学人和读者中颇有口碑,被誉为“最好的启蒙老师”,“永远不会从中毕业的大学”,“自然辩证法界众多学问家的家”,是“培养自然辩证法界学问家的地方”。许多学人认为,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有没有看家本领的一个重要判据,就是看你有没有在《通讯》发表过文章”。
《通讯》在海外学术界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读者从以下几件事实不难窥见一斑。①《通讯》在海外有不少订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著名高等学府和港台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例如哈佛、剑桥等)都订有本刊。②欧美、大洋洲、日本、新加坡及港台的知名学者4O余人先后为本刊撰文,并以在本刊发表论文甚感荣耀。③在许多国际会议上,海外学人对《通讯》青眼有加,评价颇高,认为她是中国大陆严肃的、真正按学术规范运作的。符合国际学术刊物惯例的期刊。④《通讯》1980年代的部分论文经翻译结集,作为R.科恩教授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之一(VOL.179)于1996年出版。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H
L.米勒教授以本刊的学术争鸣为案例,以本刊为主要参考文献的来源出版了一本专著(1996年),他在序言中对《通讯》倍加赞赏。⑥本刊1996年第4期发表的“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被国际科学界权威杂志Science在274卷第5286期(1996年10月18日出版)和5294期12月13日出版)中部分引用并加以评论。⑦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台北中央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协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每期都收录《通讯》的全部目录及部分文章简介。
多年来,本刊同仁一直格守严肃认真的办刊方针,视学术水准为刊物的生命。近五六年,又身体力行,严守职业道德,着力于中国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在剧烈的社会转型和失范时期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从而博得广大学人和读者的信任。本刊虽不敢妄言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完全可以做到“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唯以文章的水平取舍标准,而不管作者官位有多高,名气有多大。至于“人情稿”、“关系稿”和“金钱稿”,根本撬不开本刊的大门。现在,笔谭已经结束,但要使笔谭中的冷言得以落实,属望得以实现,仍需假以以时日。本刊同仁愿与广大学人和读者一道,维护学术自由,加强学术批评,共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新世纪中国学术事业走向繁荣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OCR与校核:张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