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不确定

克服不确定,发展系统科学

陈雨思

(四川大学成都电子信箱 chenyusi5225@yeah.net)

[摘要]系统科学的深入发展,使其面临参照系不确定、信息选择不确定、数学方法不确定和科学与文化不确定的挑战,为回应这种挑战,系统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系统参照系的建立、系统信息的科学选择、系统状态的科学描述以及系统的规律、规范、规则的揭示等几个问题。同态学正是试图通过寻找各门学科的公共不动点, 来对这几个问题做出回答。
[关键词] 系统科学；同态；同态学

[中图分类号] N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系统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就是要对其一个分支加以明确的描述，都需要很长的篇幅，更不要说它有数十个分支了。
系统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它使分析科学走向综合，它解决了一系列的复杂性问题，它在应用上也取得了令人瞻目的进展，直到现在，它仍然是前沿性学科。
然而，经过了近二十多年雄心勃勃的探索，系统科学界却发出了“从复杂性转到困惑”的感叹，这不能不是一个使人深思的问题。对此,作者曾在《试论系统科学的困惑与出路》等文章中进行过讨论。
系统科学遇到的这些问题,从总体上讲,是学科深入发展所出现的问题, 是前进中的问题。
系统科学发展遇到的这些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不确定问题。
系统科学的深入发展, 使系统本体的不确定性逐渐显现出来; 而由于系统研究的复杂性, 又使系统科学本身产生不确定性, 这样, 就使系统科学的发展面对不确定的挑战。
系统科学面对些什么不确定呢?这些不确定对于系统科学发展有些什么影响呢?系统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呢?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一、系统科学面临的参照系不确定
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是从建立参照系开始的。
在人类的早期，人们根据地面物体的相对位置，根据太阳、月亮、地球的相对运动，建立了最初的时、空概念。人们在天文研究中，假想有一个天球，设想我们地球人类就是在这个天球的中心位置来观察天象的。这样就可以用坐标的方法来表示天体的方位和视运动。
近代自然科学建立以来，关于参照系的观念发生过几次重大改变。
牛顿力学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第一个集大成的理论体系。牛顿在建立他的理论时，所遇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参照系确立问题。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两个星期，曾与美国科学史家贝纳德·科恩谈到此点。他回顾了牛顿的全部思想，认为“牛顿的最伟大成就是他认识到特选(参照)系的作用。”他还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2页、120页、226页、260页、543页。)
正如不少作者指出的，在牛顿力学定律中存在一个原则性问题，就是没有指明所说的“静止”、“匀速直线运动”和“运动的改变”等是对什么参照系而言的。这样，力学定律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为同一个力在不同参照系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加速度。牛顿完全了解自己理论中存在的这一薄弱环节，因此它引入了一个绝对空间，它本身是绝对静止的，以它作为参照系来判断各种物体是处于静止、匀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状态。这个“绝对空间”究竟在哪里?牛顿曾经猜想，“在恒星所在的遥远地方，或者也许在它们之外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某种绝对静止的物体存在。”(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页)
同时，牛顿还提出了绝对时间的观点，他说：“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它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它可以名之为‘延续’。”“相对的、表观的和通常的时间是延续的一种可感觉的、外部的(无论精确的或是不相等的)通过运动来进行的量度。我们通常就用诸如小时、日、月、年等这种量度以代替真正的时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页)
牛顿的论据很有说服力。尽管牛顿并未找到绝对静止的参照系，但直到19世纪未期物理学家一般都不怀疑绝对空间的存在。当时的物理学家寻找以太，不仅是为了找到光波的传播介质，而且也是寻找以太这种绝对静止参照系，完成牛顿的未竟事业。
然而，绝对的空间和时间是不存在的，揭示时、空相对性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爱因斯坦身上。
相对论指出时间和空间的量度是相对的，同一物理量在不同的惯性系中可以得到不同的量值。空间和时间是与运动物质紧密联系的，也是为运动着的物质所制约的。这一结论，把人类对于参照系的探索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参照系问题不仅是传统物理学的基本问题，而且是整个科学的基本问题，尤其是系统科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复杂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体系运动自由度非常巨大，而且体系的运动多是非线性的，这种非线性使得小参量，微小作用在体系中显得很重要，这又使得对象体系参量的抽象变得很复杂。
对象体系的设定和对象体系参量抽象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对象、研究模型、研究过程和结果都带上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使得系统科学带上某种文化色彩而不具有如牛顿力学一样的唯一性结果。这种非唯一性我们称之为系统科学的不确定性。系统科学的不确定性使得这门学问受到严重挑战。
系统科学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给系统下过这样的定义：系统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这个定义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首先从相互关系来讲，世界一切事物都存在相互关系，环境与系统也存在相互关系，那么，环境为什么不能成为系统的“要素”?环境通常定义为：系统周围与之相关的部分。这里有一个定义的循环，即用系统来定义环境，又用环境来定义系统，这样就使系统的概念带上很大的随意性。
在热力学中，这个问题说得更直截了当，一般是这样讲的：人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称为体系，而体系周围的有关物质则称为环境。人们的主观意愿成为决定系统的重要因素，这就不能不使科学带上主观随意色彩。这种主观随意色彩导致结论的多样化和结论与实际的分离，造成了对理论进行判别的困难。
例如,在系统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尖锐的矛盾，即牛顿和克劳修斯的矛盾、克劳修斯和达尔文的矛盾。前者是可逆时间与不可逆时间的矛盾，后者是时间演化方向的矛盾，这两类矛盾本质上都是参照系不确定所导致的矛盾。
牛顿力学告诉我们，时间是没有方向的，给定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完全决定它的历史和未来，用抽象语言来说，就是时间反演不变，时间具有对称性 ;而以克劳修斯为代表的热力学则指出体系总是朝着某一方向演化，时间有确定的方向，用抽象语言来说，即时间具有非对称性。这就是牛顿和克劳修斯的矛盾。
另外 ,在时间不可逆现象中，系统还存在两个不同的演化方向。平衡态热力学讨论的演化朝着平衡态的方向。是朝着均匀、单一、简单方向的演化，是从各种不均匀的、对称性较少的状态，向对称性较多的、均匀的状态的变化。由此观点推论，世界最终达到平衡态，走向死亡。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告诉我们，在生物界中，生物是从单细胞生物发展成多细胞生物，从结构简单的低等动物发展成为结构复杂、功能齐全的高等动物，最终发展到会思维的人类本身。这一演化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均匀到多样化、不均匀。这就是克劳修斯和达尔文的矛盾。
我们知道，牛顿力学定律是物体运动的基本规律，热力学定律是热运动的基本规律，达尔文进化论是生物学运动的基本规律，三者都是基本规律。由于每个基本规律都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因而，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些范围的交叉地带。这就涉及到系统的参照系问题，没有参照系，我们就无法判定在某个区域之内某个基本规律是否适用，无法区分各基本规律的适应程度，由此造成不确定。拿克劳修斯和达尔文的矛盾来说 ,热力学第二定律要在孤立体系中才能成立，达尔文进化论是要开放的生物体系中才成立的。但是，孤立与开放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把太阳系看做相对的孤立系的话，生物却确实产生在地球上。可见一个孤立系中可以产生进化过程；同样一个开放系中也可能产生退化过程，如物种灭亡。如果没有确定参照系，任何结论都是可能的。事实上，人们在就牛顿、克劳修斯、达尔文的矛盾进行讨论时，往往忽略了参照系问题，因而，这样讨论的结果也就带有一定的不确定。
另外，系统运动本身存在不确定 ,可叫做系统本体不确定性。系统本体不确定性可以从复杂现象中产生,因为复杂现象往往与非线性相关，而非线性有可能导致不确定。比如, 混沌学研究的确定微分方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现象, 即是非线性导致的不确定现象。这种现象用简单通俗的话来说，即是:没有被注意到的某个非常小的原因会导致出一个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的相当重要的结果。科学家们形象地说法是：在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所带来的微小气流，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的一场暴风雨。这就是“蝴蝶效应”。
一方面，系统中可能存在“蝴蝶效应”，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建立系统模型时，又必需忽略大量次要因素(我们认为的次要因素)，这样，我们建立的模型的可靠性就大大值得怀疑，这样的模型求解的结果也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系统本体不确定性类型很多, 它的存在, 使得系统科学面临的参照系挑战变得十分尖锐，而正因为如此 ,系统科学的发展就遇到一个类似于牛顿、爱因斯坦遇到过的任务—建立系统参照系。只有在特定的参照系背景下，才能减少或者消除系统模型、系统理论和系统理论应用的不确定性，使系统科学更逼近于自然。
二、系统科学面临的信息选择不确定
任何一个科学体系，必有大量的科学事实的支持。现代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学实验，而系统科学既采用实验方法，也采用观察、调查等方法，这些方法在选择信息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分析科学中，由于涉及信息量小，这种不确定性不致于影响结论的精确性; 而在系统研究中，由于涉及到大量信息，这就必须考虑怎样在大量信息中进行选择。因为信息选择的不确定将导致结论不确定。
为了说明系统研究信息选择的不确定，我们只要指出分析科学中实验方法的不确定性，就足以推论到系统研究之中了。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造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在谈到实验方法的不确定性时曾说到：“实验对话相当于一种高度特殊的过程。自然在某些先验原理的名义下，像在法庭上那样受到实验的盘查。自然所作的回答被最精确地记录下来，但这些回答之间的关联正是用指导该实验的理想化来评价。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是信息，而是瞎扯，是可以忽略的次级效应。自然很有可能拒绝问题中的理论假设。不过，后者仍被用作一个标准，借以去量度响应的蕴含和意义，而不管这种响应可能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实验方法真正是一种艺术，就是说，它建立在特殊技能而不是一般规则的基础之上。”
“实验方法是选择一种有趣问题的艺术，是考察由此而成立的理论框架的一切后果的艺术，是考察自然能以所选理论语言来作出一切可能答案的艺术。在自然现象的具体复杂性中，必须选择一种现象，认为它最能以明确方式体现这种理论的含义。然后把这个现象从周围环境中抽象出来并“搬上舞台”，使理论能以可传授的和可再生的形式受到检验。”
“尽管这个实验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受到批判，受到经验主义者的冷遇，并且受到另一些人的攻击(因为它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一种把自然放在刑具台上去的方法)，但它仍经过科学描述的理论内容的一切修正而得以生存下来，并终于确定出被近代科学引入的新研究方法。”(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77-80页)
从普里戈金的上述几段话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1.实验方法是由近代科学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对话的主要方法，它实现了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结缘。
2.实验方法受先验原理的支配，并且要忽略大量的次级效应。
3.实验方法受实验者文化背景和兴趣的影响。
4. 实验方法通过变革对象来认识对象，即对象的选择具有主观色彩。
由此可见，实验方法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
同样，观察与调查等方法也存在不确定性, 甚至它的不确定性比实验还要大, 这是很明显的。
系统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客观信息集合，它不可能处理对象系统的全部信息,而必须有所选择。
那么, 它依据什么标准来进行信息选择呢?
它该忽略哪些信息呢?
它怎样进行信息简化才最能触及系统运动的本质呢?
研究者在进行信息选择时是否具有主观性、随意性，是否受选择者的文化背景和兴趣影响呢?
这些都是系统研究必须回答而未能回答的问题。
可见, 系统研究面临信息选择不确定。
由于选择信息的不确定，加上研究者本身的科学、文化背景，思维特点，研究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的研究者们进行理论概括的角度和方法大相径庭，这不但使得系统科学学派林立，而且使各种概念具有极不同的说明和理解，这又使得系统科学产生了某种理论与概念的不确定。虽然一个新兴学科出现学派林立和概念不确定现象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这种现象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学科的不确定，甚至危及学科的生存。

系统研究的信息选择不确定, 使它遇到一种挑战, 即它是否具有客观基础的挑战, 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由此可知 ,要使系统科学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 系统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解决一个重大问题, 即怎样科学地选择信息的问题。

三、系统科学面临的数学方法不确定
伴随着系统科学复杂性的增长，它所采用的数学工具的复杂程度也随之而增长，现在系统科学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数学学科，而正因为它涉及到所有的数学，因而，系统科学就没有自己独特的数学。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几乎每一种重大的发现都伴随着新的数学的出现，而这种新数学的优越正在于它克服了将其它数学工具应用于该学科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可以用牛顿创立微积分的过程来加以说明。
在牛顿诞生之前大约半个多世纪里，自然科学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世纪之初，望远镜的发明不仅引起了天文学研究的新高涨，而且推动了光学的研究；1619年，开普勒公布了他的最后一条行星运动定律，从数学上推证开普勒基于观测获得的经验定律，成为当时自然科学的中心课题之一；1638年，伽利略《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正式出版，激起了人们对他所确立的动力学基本概念作精确的数学表达的巨大努力。
这一切，标志着自文艺复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开始迈入突破阶段。
然而，这种突破却面临着严重的数学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是：
(1) 怎样确定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与加速度，以及反过来由速度或加速度公式确定物体移动的距离?
(2) 怎样做任意曲线的切线(如望远镜光程设计就涉及切线问题)?
(3) 怎样求函数的极大值、极小值(如行星与太阳间的最大和最小距离、抛射体的最大射程)?
(4) 怎样计算曲线长(如行星沿轨道运动的路程)、面积(如行星矢径扫过的面积)以及体积、重心与引力等等。
要克服这些困难，无论是古希腊的几何还是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发展起来的代数，都明显地不敷应用。因此，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科学大师们都竭力寻求新的数学工具，特别是描述运动与变化的无限小算法，并且也是在牛顿诞生前后相当短的时期内，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如：耐普尔的对数(1614)、费马求极大值与极小值的方法(1629)、卡瓦列里的“不可分量原理”(1635)以及在牛顿出世的前五年发表的笛卡尔解析几何，另外稍晚时候，即当牛顿上中学时瓦里斯导入数学的无穷乘积(1655)等等。这一系列前驱者的工作，沿着不同的道路向近代数学的大门逼近，尤其是解析几何，把变量引进数学，使运动与变化的定量表述成为可能。然而，解析几何本身还不是无限小算法，而上述费马等人的工作，对于求解具体的无限小问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他们的方法缺乏一般性，尚不能适应当时科学的普遍需要。因此，站在更高的高度将以往分散的努力综合为统一的理论，这是十七世纪中叶自然科学赋予数学的紧迫任务。牛顿-莱布尼茨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立了微积分，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牛顿-莱布尼茨的数学发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现代科学稍微定量化的分支，都要用到这一种数学工具，就数学本身来说，在微积分基础上又产生了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变分法等一系列新的分支。从而形成了称为数学分析这样一门涵盖很广的学科，而与古老的几何与代数三足鼎立。实际上，系统科学的主要的数学基础之一，就是这门数学。
牛顿创立微积分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简单问题复杂化，通过增加信息量以消除不确定性。牛顿在他第一篇微积分论文的标题中就直接把自己的方法称之为“借助于无限多项方程的分析”，从有限到无限，从有限项相加到无限项相加，从有限个方程到无限多个方程，把问题“分析”，这就是牛顿的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方法。
系统科学的发展，又遇到了牛顿时代的同样的问题：
(1) 怎样描述一个极端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统计物理遇到的近平衡的统计性或线性的系统)?
(2) 怎样求解这样的系统方程(从现代非线性方程遇到的巨大困难可见一般)?
(3) 怎样判断这些数学结果的价值(计算结果与实际不符是复杂体系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简单抽象导致了不确定性)?
(4) 各种数学处理方法的关系与任务如何评判?
系统科学所遇到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个数学方法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科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对于复杂体系的不确定性认识不足的问题。

例如：对于体系进行线性和非线性的划分，就是基于对复杂体系的运动学、动力学和稳定的本质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个牛顿意义上的点在空间中由于力的作用而连续运动, 稳定性则是这个运动曲线的导数为零的这样一些基本认识上。
问题首先就发生在对于数学点的描述上，牛顿-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基础是导数，而导数是点的切线的斜率，故而，无论是一阶导数还是高阶导数，其本质都是把点当做直线来刻划的，导数实际是反映这一直线的指向。因为切线无论怎样逼近点，它总是切线或者说它是直线，也就是说，牛顿意义上的点是直线的特殊情形。在经典力学中，由于力学点在空间的运动，不涉及点的内部结构，采用“点即直线”的观点来处理问题，可以达到相当高的精确度，而且比较简单，这是牛顿-莱布尼茨微积分取得成功的原因。
但是在复杂体系中，用“点即直线”的观点来处理问题则显得过于简化。因为复杂体系的任何微小部分又都有复杂结构，这种复杂结构对于体系的运动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而从复杂体系中获取的任何一个数据，都是其复杂体系的复杂结构的综合反映；而数据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子结构间关系的体现，又表现为一个复杂结构。由于这个原因，复杂体系的微分方程通常就是非线性的、难于求解的。因此，要使复杂体系的处理变得简单、容易，就需要消除由“点即直线”的简单化处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以“点是结构”作为问题的出发点。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定量化的理解，定量化是现代科学追求的目标。它可以使结论变得来精确和唯一，这在简单性科学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复杂体系中，由于急剧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精确性追求实质上使结果变得更加不确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变动的结构，而描写这个变动的结构的数据本身就是变动的和不确定的，则由这种变动和不确定的数据来做精确的定量处理，得到的结果也就必然是不确定的。只有将定量转变成定区间，并且对区间的不确定性进行估计，才可能得到较精确的结果。
系统科学数学处理方法的不确定的克服，也许并不需要新的数学的出现，而可以在现代数学宝库中去找到合适的武器；也许它会促进数学的发展，形成一门适宜于系统科学的特殊数学，但无论如何，这种数学处理方法的不确定是必定要克服的。
四、系统科学面临的科学与文化不确定
长期以来，科学与文化的分裂是深刻的，普里戈金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引用柯伊莱的话是这样说的：“近代科学打破了隔绝天与地的屏障，并且联合和统一了宇宙。而且这是对的。但正如我也说过的，它这样做的方法，是把我们的质的和感知的世界，我们在里面生活着、爱着和死着的世界，代之以另一个量的世界，具体化了的几何世界，虽然有每一事物的位置但却没有人的位置的世界。于是科学的世界——现实世界——变得陌生了，并且与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而这生命的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甚至把它叫做“主观的”世界也不能解释。
的确，这些世界每天都在(甚至越来越)被实践所连接。对于理论，它们还被一个深渊所分划。
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个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
这就是现代思想的悲剧，它“解决了宇宙之谜”，但仅是用另一个谜，它自身的谜来代替。”
在引用了这段话后，普里戈金作为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满怀信心地说：
“柯伊莱所描述的科学不再是我们的科学，……作为科学家的我们，现在开始找到了通向复杂过程的路，这些复杂过程组成了我们十分熟悉的世界，生物及其社会在那里相伴发展的自然世界。今天，我们真的开始越出柯伊莱所说的“量”的世界而进入“质”的世界，因而也就是“演化”的世界。我们相信，正是这个转向新描述的过渡使得科学史上的这一时刻如此令人兴奋。也许这样说不算是夸大：这乃是同诞生新自然观的希腊原子论者的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一样的时期。”(［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71-72页。)
普里戈金的这段话并没有错，人类的精神也许正面临一场新的文艺复兴。然而，在普里戈金的自信中，也隐隐透露出了科学将要代替文化的消息，而这一点又是普里戈金在书中要极力澄清的。他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的报告。该报告中说到：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部分在其周围的文化空间内已增长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好像正在代替整个文化本身。某些人相信，这只是由于其高速发展而形成的幻影，这个文化的力线将很快重新申明自己并把科学带回到为人类服务中去。另一些人考虑，最近科学的胜利最终要给它统治整个文化的资格，而且文化之所以能继续被大家知道，仅仅因为它是通过科学装置来传播的。还有一些人，被只要人和社会在科学的支配之下就会受到操纵的危险所吓倒，他们觉察到在远处隐隐出现的文化灾难的幽灵。”
普里戈金引用欧文·薛定谔的话也说：“……有一种倾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总的人类文化紧密相联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实际上存在这样一些观点，一是科学代替文化；二是文化统治科学；三是科学统治文化；四是科学与文化结合。
无论取哪一种观点，对系统科学来说，有一个问题它必须回答：它是科学呢, 还是文化?
人们通常的回答是：它是科学。那么，进一步问，它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它为啥可以填补传统科学与文化的鸿沟?文化的多元性对于它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并不是纯理论的讨论，而是有现实意义的, 因为系统科学具有横断性质, 要说科学统治或代替文化的话, 它最有资格。例如我们常讲，管理是艺术，我们要在管理学中引进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怎样和“艺术”相容?
上述问题是由系统科学的横断性质所引起的，这种横断性质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壁垒，打破了科学与文化的壁垒。而由于这种打破，就出现了系统科学关于科学与文化的不确定性，而由于系统本身不确定的存在，就使得这种不确定变得来更富有深意，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关于科学的概念的重新认识，涉及到如何以不确定研究做为纽带而把科学与文化统一起来的大问题。
系统科学与文化的关系, 还涉及到它与以生物、生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关系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看, 真正意义上的(复杂)系统是生物、生命、社会。而以生物、生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在某种意义上均是研究"系统", 而且这些学科比系统科学的资格要老得多。这些学科与"文化"或多或少都有关系,那么,系统科学怎样面对这些学科中的"文化"? 它在何种范围内能在这些学科中应用?它的应用有限度吗?
系统科学要克服科学与文化的不确定, 它就必须对于涉及(复杂)系统的规律、规范、规则、伦理、经验、精神等等做出科学的说明,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但必须要做的事。
五.克服不确定, 发展系统科学
根据上述分析, 系统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4个问题:
1.系统参照系的建立问题 ;
2.系统信息的科学选择问题 ;
3. 系统状态的科学描述问题 ;
4.系统的规律、规范、规则等的揭示问题。
系统科学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无论怎样回答, 有两点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一是它有可能对生物、生命、社会类学科；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现代的系统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科学的已有成果做出合理解释; 二是它有可能为系统科学的理论、应用提供新的知识或启示。
同态学正是试图通过寻找生物、生命、社会类学科；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现代的系统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科学的公共不动点, 来对上述4个问题做出回答。
(四川大学,电子信箱 chenyusi5225@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