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物学中的分类和分类文化视角转变的演化为例

分类与知识和科学起源问题

从以上生物学分类知识的发展演化过程看，我认为，解决一般知识和科学起源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到知识分类与分岔演化的过程和线索中查找。

首先，分类是一种基本的、带有本能意义的、普遍的智力活动。分类似乎是从动物到人的演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本能。分类活动可以判别知识系统进化的程度。分类的本能性是通过波普尔的“试错法”进化成为科学的方法的。

从实践上看，甚至简单的生物都具有分类活动特性。动物必须把它的过去的感性经验储存起来，进行比较分类，以此作为今后趋利避害的先决条件。人就更不必说了，一个小孩初次触火，被火苗燎了，经验到痛；以后又触到带刺的玫瑰，又经验到痛，痛的条件反射虽然是共同的，但他能够区别这两种痛。小孩的头脑里实际上已经存在潜在分类了。

我们知道，人在经验地面对客观世界时，注意点不外两个：相似与相异。头脑中注意的心理学，事实上就是意识中模糊的分类法。而后，如果我们注意人类在语言方面的进化的话，我们也到处和大量地发现语言是分类地发展着的。例如在西方文明史进步中，如果不把圣经看成纯粹的宗教典籍，而注意它在历史文化中的人文作用和历史作用，那么我们也会注意到《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关于分类起源的故事：上帝创造亚当后，亚当被允许“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野兽和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而且亚当也开始通过给它们起名字而统治它们。 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分类在语言产生和事物命名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分类也是语言进化的途径和动力学，而语言是知识和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当然这种本能也同样是非线性地向复杂性方面进化的。在试错基础上建立的分类知识方面，波普尔认为，爱因斯坦和阿米巴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有些学者把人定义为“分类的动物”。例如，奥托·叶斯柏森就说过“人是分类的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讲话过程只不过是把各种现象根据看到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分成不同的类而已。在命名过程中我们又看到了同样根深蒂固而又非常有用的倾向棗识别相象性并且通过名字的相似来表达现象的相似”。 语言的产生与知识的产生应该是一致的，而语言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同对相似的实体进行相似归类而表示出的分类概念的进程相互一致，同时语言与地域的隔绝与沟通，即相邻区域的语言的接触有关。语言也存在分岔的分化和融合现象 每一种语言提供它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在颇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和找到什么解答；由于每一个地方的哲学和科学都起源于从在语言中最初得到表达和表述的那些思想关系和分化出发而进行的那种类型沉思，所以，科学和哲学必然反映语言的多重特点和效果。 这样，我们就有了考证一般知识和科学知识演化的钥匙。当然，西方哲学的语言哲学转向中，与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传统相对应的，是迦达默尔、利科、福柯、德里达注重语言的文化、自然多义的传统，在后者的分析中，我们才能找到语言发展的文化特性，而在前者那里，我们只能发现蒸发了不同文化涵义的现代的抽象符号。

当我们把视角投向知识起源的最初阶段时，问题会更加清晰。设想一个原始先民，他的知识是“无”，面对他的生存环境，他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呢？关于原始思维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原始先民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首先和最注重的是，通过观察而获得的实践性知觉， 而后通过语言的建立即通过给事物起名称获得了关于事物的概念，当事物被认识和关于事物的名称概念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类就不得不通过比较和分类使关于事物与世界的认识在人类思维中获得人为的、主观的、目的论的统一知识，这时的知识除有一部分客观知识成分外棗它们也是混乱杂多而成的棗其中夹杂着大量主观、目的论和人为的错误知识。并且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种统一的尺度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人的情感（如人类各民族必经的神话、巫术阶段）表象。

心理学家韦纳研究了原始人的空间知觉。他指出：“就原始人能在空间中进行各种技术活动而言，就他能进行测量距离，划独木舟，把鱼叉猛投向某个目标等活动而言，原始人的空间是一个行动的领域，是一个实用的空间，它的结构与我们的空间并无区别。但是当原始人使这种空间成为描写的对象和反省思维的对象时，……它更多地是一个表达感情的具体的概念，而不是具有发达文化的人所认为的那种抽象空间……它在性质上远不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和抽象的。它显示出自我中心的或人类学的特征……。” 原始人有异乎寻常的敏锐的空间知觉，但是没有抽象的空间概念。所谓的土人一眼能够看出他周围环境中一切最小的细节及其变化。但是，你如果要他给你描述一个河流航道的示意图，那他是做不到的。卡西尔称原始人的表象为 “熟知的表象（presentation）”，而称现代人的表象为“认识的表现”（representation）；对一个对象的表现与对对象的单纯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行为。 在哲学上，这种实践上的“知识”，甚至还不具有实践理念的品格，更不能称为科学知识。我们权且把它称为实践性知觉知识。

但是这种通过实践积累起来的实践性知觉知识，在早期人类语言的作用下，逐渐产生了事物与指称的对应性。语言性知识开始出现，这意味着概念的出现和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由于原始人接触事物越来越多，相似或相异的事物也越来越多，早期语言词汇比较起认识的事物具有多种对应关系（这当然与原始人认识的自然范围、种类和文化观念有关）。因此，对事物的指称必定不是一一对应的，即事物多而名称少，或对同一事物有多种指称，或该事物的名称在不同的原始人的认识体系中有不同的含义。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语言中，到现在还保留着几乎用鱼（fish）称呼一切水生动物，用虫（worm）称呼一切爬行生物的痕迹。如贝壳类生物被称为shellfish，棘皮生物海星被称为starfish，小龙虾被称为crawfish。在这里“鱼”概念不是现在的鱼的指称，而是一切水生生物的指称。在进一步的实践性认识中，原始人会发现在这统一的指称下已经不足以反映水生生物的各种差别，当对不同生物有了进一步认识后（仍然以鱼为例），他们会发现，同样生活在水里，但是有的鱼有壳，有的鱼象五角星，有的鱼爬行缓慢；于是他们在语言的规则下进行指称的组合，即把这些不同的区别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比较熟悉的事物名称与“鱼”概念组合地加以指称这些不同的鱼。把贝壳类生物称为shell-fish，棘皮生物海星称为star-fish，小龙虾称为craw-fish；即“壳+鱼”就是贝壳类生物，“星形+鱼”就是海星；而小龙虾则是“缓慢爬行的蠕动的鱼”。在中国古代的某些地区，曾经运用“虫”称呼各种生物，他们把动物区分为：介虫（昆虫）；鳞虫（鱼类）；羽虫（禽类）；毛虫（兽类）；裸虫（人类）。如把蛇称为长虫，把老虎称为大虫， 在原始人或古代人这样称呼生物时，他们就已经不自觉地把混乱而零散的知识在语言中进行了以人为中心的主观认识化整理和归纳，这种整理本身就是一种分类。而任何一种分类，都比混乱要好。

当然，最初的整理和分类，并不一定是科学意义的客观的分类。人早在它生活在科学的世界之前，就已经活在生活的世界中了。即使在人类发现通往科学之路之前，人的经验也并不仅仅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觉印象，它也有了一定的秩序和组织特征。不过这种对经验的综合统一性体验，或仅仅是一种知觉，或是一种神话意义上的概念，或是一种巫术，或是一种语言意义上为实用目的的分类。这种具有人为和实用目的功能的分类，依赖于事物表面上的相似性，或仅仅是形态上、现象上的相似性。

当科学开始时，分类作为科学的特征之一，必须修正和克服表面的、现象的所谓相似性，科学的、分类的术语不是任意制造的，它们遵循一定的规则，其基础一定是事物内在的本质。所以，我们语言学的各种名称和最初的科学各种名称可以被看作是同一分类本能的结果和产物。按照卡西尔，在语言中无意识地完成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科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打算做的并且有条理地完成的事情。

　

分类与社会文化进化

分类与社会和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按照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文化一点也不缺少分类，但其分类的特征是非科学的，原始文化中分类的根据是：有的依据外部形式、有的根据人类的当时的心理特征，有的根据实用。在原始文化中，分类也服从于更一般的观念。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人把自然和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分类图式联系起来。原始分类系统借助的根据是：一般与特殊的对比，自然与文化的对比。分类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在文化与自然之间，原始人常常进行一种双向的交换：把自然与文化作类似性和区别性的类比交换，这种交换有时在动物之间，有时在人之间，有时在动物和人之间，有时在植物和人之间。他们常常从自然中抽取动物之间的区别并将其转移到文化中去。他们也常常把人类社会的特性转移到动物描述上。每一文化在其自己的指意系统中赋予每种东西什么作用是不同的。因此，不了解不同文化系统的整体特征，也不可能了解分类的文化演化。

在原始人那里，例如在法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著《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反映的不同部落的原始民族那里，并非没有精细的知识，例如，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能够把当地鸟类分成75种，能辨认10多种蛇，60多种鱼，……他们记录了461种动物。白人文化人类学家调查的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人，都对他们周围的生物环境高度熟悉，热心关切，以及有精确的知识。这种知识及其使用的语言手段也扩充到了形态学方面。在特瓦语中，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每个部位或几乎全身，都有明确的名称。 这种知识除了实用目的外，也同样具有满足理智的或文化的需要的目的。他们同样有分类。只不过指导分类的文化不同于今天的文化而已。因为对于秩序的要求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

早期的原始先民的分类标准依据什么呢？一般而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背后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早期的作为一种自然哲学的巫术思想规定的。我们常常把巫术斥为迷信和虚妄，但是在相信自然界存在秩序上，它是一种“关于因果律主题的辉煌的变奏曲”，是一种更执拗地运用决定论的不幸结果。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生造了大量的无意义的所谓无指谓的词。近代之初，霍布斯、洛克等都批判了这些滥用词汇的做法。洛克、伽利略、培根等人都批判了古代产生的、被经院哲学家强化了的、一直延续下来的“质因”、“第一性、第二性”学说，他们力图在研究的文化里剔除多余的、不必要的虚妄概念，把研究放在实实在在的地上，研究那些存在的客观物，在不了解外物的情况下，不是先追问它为什么存在，而是先研究它如何存在。对于分类而言，当虚妄的指导分类的文化原则去掉后，分类的人为性便暴露无遗。分类系统的转换时刻就到来了。因此，与客观事物的对照，使得词汇有了真实的指称。近代的分类才成为真正需要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根据以上研究，我认为，近代科学的诞生除了分类系统在起一定作用外，另外则在一定程度上是转变了分类的文化视角和态度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文化环境或制度对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更为重要。这也正是自组织理论中关于耗散结构的产生需要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的环境的结论。

　

结语：分类与科学知识的自组织演化

如果追究科学的名词，我们知道，所谓“science”的意思，按拉丁语具有某一学科的意思，即带有分门别类的学问的意思。因此，严格地说，只有分科，才算科学形成的话，那么，具有科学资格的学问整体，应该是从近代科学开始。近代之前，只有极个别学科形成或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所以应该称为“前科学”可能更精确一些。当然，在古代不是没有知识，也不是没有科学知识，但是在总体上就学科作为一种系统知识而言，无论中国还是古代西方，都没有形成。

所以，就与分类和分类学相联系的知识、科学的演化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门科学的发展最初总是从分类开始的。分类作为本能，反映了人类对秩序的内在追求。在原始先民的神话中，到处都可见到混沌转化为秩序的故事，这在本性上反映了人类对秩序的天生追求。而事物的秩序则是科学的基本假定。

分类又是一种整理原则，它受到文化的支配。不同文化下有不同的分类。不同文化下，分类对知识的演化有不同的作用，知识在不同文化下，被分类整理、整合和归结为错误的或包含错误的或正确的体系。因此，分类成为知识演化的路标。在这种意义下，我们甚至可以比较中西知识体系特征。例如，在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文化支配下，分类长期稳定在草、木、虫、鱼、鸟、兽的现象的人为的分类上。而西方的分类系统则在近代有了比较大的变革，从现象的、人为的分类逐步过渡到反映生物基本性状的、自然的分类。我们曾经分析过科学的自组织演化问题，并且运用自组织观点研究了李约瑟问题，我们提出的知识内在含有自组织演化特性的观点， 以及波普尔关于客观知识自主进化的观点，为分类的演化以及分类对于知识演化的作用提供了有意义的指示器。

现象分类发展到本质自然的分类是知识到科学的分界线和标志。例如，如前文所示，西方生物学的分类演化就经过了现象的直观分类、形态结构分类，性状分类，进化分类、综合分类。分类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步骤，科学的进步是同分类系统的不断完善相联系的。每一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都有无数的对象，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一类一类对象的内在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就需要以分类为基础。科学分类应该能够反映自然对象的自然分岔演化，达到这样的水平同样需要其他学科的发展，因此分类学又始终与科学知识的演化发展联系在一起，不断相互作用着。

当然，科学在现象中寻求的远不止是相似性，而是一种内在的秩序，即所谓规律。这样，科学也不仅仅需要分类学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发展到理论阶段的科学更需要一种科学语言作为基本工具和概念基础框架，这就是数的语言。但是，表面上退后到科学研究背后的分类学在实际上仍然更深地制约着科学的发展。分类学是富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从广义上说，它意味着对次序的研究，因而引起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和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暗示动物可能掌握语言的某些最原始的形式，逻辑哲学家罗素也认为动物的某些表达情感与发布命令的声音是语言的最原始形式。一切知识都以某种语言形式来表述和表达的；语言是用来完成一切对经验的解释的工具。（同上，108）“总之，生活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对经验的分类采取截然不同的路线”。 而科学的分类则与文化的价值越来越远，它逐渐变成客观事物的演化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