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OCR（即用扫描仪扫描后再机器识别并人工校对，后同）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1期1-3页，顺向该刊致谢。
经常听到一些人议论社会之腐败。但是很少看到公开议论本系统的问题。一个学术刊物借新世纪的来临之机，不仅深刻总结了20世纪我国学术界的成绩与问题，还严肃指出了当前我国学术界的严重问题与出路。在腐败从个别部分蔓延到肌体的可观部分以后，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在此我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表示敬意和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会唤醒学术界同人以勇气、正气与耐力从自身做起，通过大家的努力揭露丑陋，宣扬正气并且形成气候，再造学术繁荣与进步。--网页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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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繁荣之进路
本刊评论员
步入千禧年的门槛，沐浴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之下，沉酣在二十一世纪的春风之中，无疑是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好时机。
二十世纪的“尘埃”远不能说已经“落定”，但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却依稀可辨。在旧世纪的上半叶，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伴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和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学术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学派纷呈，思想攻错，大家辈出，宏论四惊。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五十年代，在层出不穷的思想改造的高压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中国学术日渐凋敝，并最终导致学园荒芜，畸胎徒生。这种怪现状延至文革竟沦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读者只要回想一下当年的“革命大批判”哲学、“影射”史学、“高大全”文学以及花样翻新的批《海瑞罢官》、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就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盛况’了。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中国学术带来了新生的契机。尽管其间几多风雨，几多倒春寒，但是不可逆转的思想解放和面向世界的大趋势仍促使中国学术取得了长足进展。八十年代，伴随西方学术思潮的引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复兴，掀起了新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文化热，至今仍使学人激动不已。九十年代，经过短暂的政治反思和经济躁动之后，一批有志于献身于中国学术事业的学人沉潜下来，在深度和广度上作出了新的学术开掘和拓展。直至世纪末，中国学术不仅对内与以往的学术积淀和学术传统衔接，而且对外逐渐开始与世界学术公开对话——中国学术从此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世界学术思潮的坚实土地上。
有人说，八十年代是学术淡入、思想凸显，九十年代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和恰当，那也只不过是时代特点的映射和学术发展阶段性的呈露而已。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学术和思想的和谐统一与相得益彰。不用说，理想的达成既需学人的艰苦努力，还需假以时日。
在这里，值得引起学术界警惕和关注的是，在肯定近二十年学术成就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学术失范、道德滑坡的现象。其表现是学术丑闻时有所现，剽窃抄袭之风蔓延，一稿多投屡禁不止，……看来，这似乎与所谓的“世纪末”颓废情结毫无干系，而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不用说，这也是学术规范建设滞后，学术批评乏力，学人自律松弛和自甘堕落的恶果。
对百年学术沿革的简略回顾，对百年经验教训的初步思考，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能使我们认清阻碍学术健康发展的瘤疾，明确学术进展的方向，并感受到自身肩上的学术重任。要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繁荣兴旺，发扬光大，并跻身于世界学术前列，就必须为其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也许以下几条进路不失为保障中国学术“通幽”之“曲径”。
斯宾诺莎把自由定义为：“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自由。”尼采则称自由是“人所具有的自我负责的意志”。照此看来，学术自由就是学术本性的必然性和学术的自我决定，是学人的自我负责的意志。按照爱因斯坦的具体理解，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展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
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根本保证，也是民主社会的鲜明标识。自由而宽松的外部环境不仅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使社会直接从中受益纳福。反之，限制甚或压制学术自由，强使“舆论一律”，只能造成学术界百花摇落，社会上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的局面。诚如彭加勒所说：“强求一律就是死亡，因为它对一切进步都是一扇紧闭着的大门；而且所有的强制都是毫无成果的和今人憎恶的。”世界文化史和中国百年学术史，已经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真正的学人而言，学术自由无疑是最珍贵的。外在的学术自由固然值得维护和争取，而保持内心的自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爱因斯坦语）试想，一个把灵魂抵押给权势。把肉体出卖给金钱、一门心思趋时赶潮捞外快的学人，怎会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又怎能在追求真理的崎岖小道上踽踽独行？
法国哲学家库辛有句名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学术批评（批判）也是学术的生命。
学术批评决非文革式的“革命大批判”。那种大批判的目的是，依据想当然划出的敌我界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种大批判的批判者挥舞的是帽子和棍子，干的是落井下石的勾当，或为展现自己的“革命豪情”，或为以他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其结果，假学术或伪学术漫天飞舞，真正的学术则被扼杀殆尽。
学术批评则是以求真为旨趣，以崇实为根基，以尚理为先导的。它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它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既有吐故、革故的破坏性功能，也有纳新、鼎新的建设性功能。
学术批评的摧枯拉朽的破坏性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学术界的教条迷信、陈规陋习以及形形色色的污泥浊水，只有靠学术批评的力量才能涤荡，舍此别无它途。试想，在严肃的学术批评面前，那些热衷于宏大叙事、庙堂话语的“假大空”学术还会有市场吗？那些见不得人的学术丑闻还会愈演愈烈吗？那些异常活跃的学术掮客和学术混混还会如过江之鲫吗？
学术批评的高屋建领的建设性作用不容忽视。学术批评不仅有助于静化学术氛围，为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它所具有的深造性和前瞻性，对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砥砺思想、明晰与境。洞察进路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术批评是学术建设的清道夫和学术进步的助推器。现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批评太微弱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必须以学术批评为自己开道！
《礼经解》曰：“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孟子》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学术规范与学术的关系恰如规矩与方圆的关系。
纵观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在诸如学术社团的组建、学术站点的设置、学术职务的评聘、学术资源的分配、学术成果的评价、学术奖励的颁发、学术刊物的运作、学术论著的出版、学术规章的制定等方面，都存在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根本没有规范，或者规范不尽合理乃至荒诞可笑，或者规范合理但却流于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的阴影至今还笼罩着学术界，连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谁充当所谓的“学术带头人”都由官方钦定。学术规范的制定、学术资源的分配，都受行政官员或行政官员指挥下的少数“权威”控制。广大学人每每被剥夺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变成了庞大的计划学术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不再是思想敏锐的活生生的研究人——这是学术和学人的异化！其结果，伪劣学术泛滥成灾，真知灼见则被淹没在团团的学术泡沫之中。
要打破计划学术的一统天下，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是恢复中国古已有之的学在民间的优良传统，借鉴国外学术自主的成熟经验，在独立自主的民间立场上重建学术规范。惟有如此，中国学术才会具备特立独行的品格，不再沦为“附皮之毛”，真正成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成为振兴中华文化、建构人类精神文明的学术。
近些年，学术界的道德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丑陋的学术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除了人人喊打的剽窃抄袭外，热衷于拉关系、通关节，不干正经营生者有之；吹吹拍拍，四处露脸，争当“学术明星”者有之；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掠人之美者有之（如把他人的观点改头换面据为己出，而又难以认定是抄袭，一字不差地引用他人译文，却署原始文献，其实引者本人根本就不懂外文或未找外文文献）；……
道德滑坡的另一个不易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是甘居平庸乃至追求平庸（不求质量，只留数量，以致像一个县建一个啤酒厂，一个地区建一个卷烟厂一样，一所高校都争编一本自然辩证法教材）：或者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材料掺足水分，能写一篇的写它三五篇；或者剪刀加浆糊，胡拼乱凑，敷衍成章。翻翻当今的学术论著，货真价实的委实不多，许多都是劣质品或文字垃圾。
道德滑坡已严重拖住了学术进步的后腿，若不下大力气整饬，则中国的学术繁荣无望。必须内外结合、标本兼治。关键是营造一种健全的学术环境，使优者胜劣者汰，使学人倾心、醉心、潜心于学术事业和学术研究。
千禧元祚，吉祥善岁。新世纪赋予我们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学术在新世纪的繁荣寄托在新世纪的几代学人身上。有社会责任感、有学术良心、有学术魄力和能力的新世纪学人，勉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