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OCR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3期4-5页--编者向作者和出版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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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官尘暴”对学术的侵害

袁良骏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学术事业是一片净土，它以追求真理、弘扬正气、推动社会前进为务，它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它是一项繁难、复杂、绞脑汁的艰苦事业。这项事业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关怀、领导，否则它将寸步难行。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学术项目（或日科研课题）而言，却不能搞“官本位”，领导说了算，而要靠学者们的刻苦努力，深入钻研。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说不完的话题，都有无穷无尽的未知数，需要学者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任何一点一滴的学术成就，都是学者们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而整个学术史，就是一条千遇百转，浩浩荡荡的人类智慧的长河。

很遗憾这条长河目前受到了“尘暴”的污染和侵袭。不过不是造成沙漠化威胁的“沙尘暴”而是构成官僚化、世俗化、平庸化、丑陋化、非学术化的“官尘暴”。
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大学问长”。一种是“学官”，即各级学术部门的领导，其中不少人本身即是学者，甚至是卓有成就的学者，正因为卓有成就，才被推举提拔到各级学术领导岗位上。这本来是大好事。不妙的是，其中某些人当了“学官”之后，春风得意，忘乎所以，自以为无所不能，无所不会起来，这里夸夸其谈一番，那里指手划脚一顿，慢慢变成了瞎指挥的“学术官僚”，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更坏的是利用职权拉帮结派，排斥异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自己的小小领地内大搞独立王国，一言堂，把一块好端端的学术领域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官场”“商场”，造成了臭气熏天的学术污染。

由于热衷于搞权术，这类学官的学术敏感渐渐钝化，学术兴趣渐渐淡化，学术功力渐渐退化，三年两载下来，学问不是长进了，而是大大地削弱了。

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他们发明了一副“官大学问长”的灵丹妙药，那便是纠集一帮人马，集体编书而自任主编。由于学官自任主编，这种项目自然不难获得国家基金，于是，人多势众，名利双收，学官的学问也似乎大长了，然而，这种乌合之众搞出来的集体项目往往前后重复，自相矛盾，错误百出，贻笑大方。这种的集体项目层出不穷，成了九十年代学术领域的一大悲哀，也成了“官大学问长”的一大讽刺。

“官尘暴”的另一方面表现是某些“非学官”也纷纷染指学术，侵犯学术。比如，他明明是位党委书记，办公厅主任、后勤部长……他并不搞学术，也不懂学术，平时也用不到学术，然而，不知从哪一天起，这种“非学官”忽然心血来潮，激发了浓厚的“学术兴趣”，非要闹一个“学官”当当不可，于是书记兼教授、主任兼研究员者便越来越多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教授臭满街”的可怕局面。至于这些冒牌教授、冒牌研究员哪里来的？那就猫腻儿多了！

何止教授、研究员？连硕士、博士也可以通过非学术手段猎取了。某市委秘书班子本来只有一名硕士毕业生，但三年下来，连几位大学都没上过的也都戴上了硕士帽。据说“速成”妙计是由市委领导关照某高校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三年之内让市委的各位秘书都戴上硕士帽。学校领导自然遵命唯谨，至于读了几门功课，考了几多学分，就只有天晓得了。可悲的是，这种冒牌硕士、冒牌博士不仅可以由“首长”关照猎取，也可由经济手段猎取。某高校有的博士生根本没有经过考试，而是因为对该校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获取。“突出贡献”者何？捐助学校**万元是也。封建时代有“捐班”，即花钱买官，不知某校这样做算不算“捐硕…‘捐博”？更糟糕的是，这“捐硕…‘捐博”竟然也适用洋鬼子。某国有的学生在他们本国考不上硕士博士，但花了若干美元之后，便堂而皇之地成为我国某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了！对此，有些外国学者嗤之以鼻，认为拿到中国的硕士、博士太容易了。这算不算“现国际大眼”呢？

九十年代“官尘暴”对学术的侵袭也表现在某些学术会议上，学术会议顾名思义是研讨学术的会议，是学者参加的会议。然而不对了！不知从哪一天起，学术会议光有学者参加不行了，不上挡次了，不够水准了。必须请各级行政长官莅会并发表高见。

为了请动高档次的行政长官，办会者煞费苦心辗转托人，殷切恳请，非要首长光临不可，有的首长忙得不可开交，辞谢再三，但办会者则楔而不舍、韧性战斗，非要把“尊神”搬来不可。说不好听的这真有点“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传）的味道。何苦来？何况有的官员对某项学术一窍不通，到得会上只能东拉西扯，怎能不言不及义呢？这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学术会议的档次和水准呢？

九十年代盛行一时的“官尘暴”现象是一种世纪末的病态，但它却并不会随着新世纪的降临而自然消失。学术界必须像金融界对付“千年虫”那样认真铲除这种病态。像在沙漠边缘植造防风林带一样，学术界也必须营造足以抵制任何强大的“官尘暴”侵袭的学术防风林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