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淀说”之逻辑分析
张国安
提要：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对李泽厚“积淀说”的分析商兑：其—，从“积淀说”美学理论所规定的“美感矛盾二重性”所包含的自身矛盾入手，通过对实践本体的分析，运用逻辑推论，证明了“积淀说”美学有关观念、想象的积淀作为历史积淀没有必然性，而实践本体积淀为形式感及其历史延续，才是审美的“有意味形式”之真正的“意味”，从而在逻辑层次上否证了“积淀说”美学对于“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规定；其二，通过对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人类生命结构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分析，得出了“不同文化的审美心理结构具有生命结构的普同性”的结论，由此进一步否证了“积淀说”美学关于“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规定，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感性文化人类学”的美学认识。
一
认识论为主体的西方哲学，承继古希腊宇宙本体论哲学，于十八世纪左右进入了繁盛时期，然而，确切点说，这种繁盛主要是就以概念知识为对象的理性认识哲学而言的，至于以“感觉完善”为对象的“感性”认识论或知识论，相形之下，无疑还是个缺陷。鲍姆嘉通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创立了“Aesthetics(美学)”这一哲学学科分支或专门理论的。因而，美学一开始便具有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意味。这一分支学科或专门理论的核心范畴便是对应于“完善”知识的“美”以及对应于把握“完善”的直觉感觉——“美感”。显然，这密切相关的两个范畴一开始就蕴含着两对矛盾——“美”的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美感”与“快感”的矛盾。后一矛盾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美感矛盾二重性”上。
众所周知，国内的美学论争，其主要目的便是要将美学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规范，也就是要使美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不难想见，论争的焦点必然要集中于我们上述所揭示的美学原始矛盾。当时朱光潜基本上还停留在矛盾现象的直觉描述，而蔡仪则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实际上也游离了美学特殊矛盾。正是李泽厚禀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最先将“实践观”作为方法论用于美学矛盾的解决，因此美学被引入了文化人类学的思路(以人类实践活动为本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也就是对“理念”本体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种人类学改造)，这也就是所谓的“积淀说”。
李泽厚一开始就意识到“美感的矛盾二重性是美学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分析和解决是研究美学科学的关键”②，美学中，美的矛盾以及其它矛盾的解决都有赖于此，因此，美感的矛盾二重性问题，也就成了李泽厚的整个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所谓美感矛盾二重性，在康德“四契机说”的审美判断分析中曾得到明确揭示：美感，不涉及概念与欲念而又是普遍与必然的愉快。而李泽厚对美感矛盾二重性则采取了这样的先验规定：“美感的矛盾二重性，简单说来，就是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质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质，即主观直觉性与客观功利性。”两种表述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质”取代了与概念（？？）相对应的“普遍”与“必然”概念，显然模糊甚至取消了原有的认识论哲学意义，随之而来的，便是伦理学意义的绝对优势（？？）。
无论是在康德那里，还是在李泽厚那里，美感矛盾二重性都是一种先验规定，然而康德将矛盾的解释也归之于其批判哲学的先验假设，李泽厚则采取了“积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但由于其先验规定的过早伦理学化，限制了“积淀说”解释的彻底性及其理论自身的展开与完善。
二
人类在创造对象世界的同时也创造自身。正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此创造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这是“积淀说”的哲学前提。将这一前提稍加发挥便得到“积淀说”的理论核心：实践活动外化为物化形态，内化为主体“心理结构”，因此，客观世界对象与人类主体便具有了某种“同构”关系，这就是历史的积淀，也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积淀。对这一积淀说，若不深究其细节，则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对李泽厚所先验规定的美学基本矛盾及其它美学矛盾都作出了某种相容性解释。
首先，美感活动的发生有赖于一定的“同构”关系，而“同构”关系却是实践的积淀，实践的客观社会性自然也就解释了美感在具有主观直觉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的客观功利性。这样一来，“美感是对美的反映”的命题，也就等价于“美感是对‘同构’关系即实践‘积淀’的反映”这一命题，所以美既不在心也不在物；既不是主观的属性也不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客观的社会性存在。美学似乎因积淀说显得既唯物又辩证了，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似乎也就完成了对西方美学的改造。
然而，这种改造后的美学并非是圆满的，其实也不可能是圆满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美学观念及前面所指出的李泽厚美学先验规定的伦理学倾向的限制，这种限制集中表现在李泽厚积淀说理论对“实践积淀”美学意义的急功近利不加分析的片面理解上。
《美的历程》对“有意味形式”命题的积淀说论证，清晰地显露了李泽厚积淀说理论的实用意义及其“实践积淀”的真实内涵，我们不妨由此入手对李泽厚美学加以逻辑归谬，并将积淀说理论的美学认识推进一步。
对大量考古学资料的分析表明，几乎所有的几何形纹饰图案都是图腾形象演化而来的，如螺旋形纹饰是由鸟纹变化而来；波浪形的曲线纹和垂幛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水波纹似蛇的爬行状，而鸟、蛙、蛇都曾充当过图腾形象，于是李泽厚便在书中得出结论：
陶器纹饰的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科学问题……但是，由写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演化而成抽象的、符号的、规范化的几何纹饰这一总的趋向和规律，作为科学假说，似有成立的足够根据。同时，说这些从动物形象到几何图案的陶器纹饰并不是纯形式的‘装饰’、‘审美’，而具有氏族图腾的神圣含义，似也可成立。
所以，“抽象几何纹饰并非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便是积淀：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有意味形式”的全部神秘性也就在于“积淀”。然而，这里的论证解释也并非没有可疑之处：想象与观念的积淀——“有意味的形式”如何能成为一种历史的延续就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李泽厚不得不随之忙于提醒读者：“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这种原来是“有意味的形式却因其重复的仿制而日益沦为失去这种意味的形式，变成规范化的一般形式美。从而这种特定的审美感情也逐渐变而为一般的形式感”。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的两难心理，本欲否认所谓的“形式美’(因为形式感与其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规定很难相容)，又似觉不妥，所以才不惜煞费苦心，将问题上溯到图腾时代，然而图腾观念、想像的原始积淀绵延至今，难免有些牵强，故而又不得不作出这番提醒。事实上若不囿于已形成的美学观念，积淀说的分析完全可以再深入一步的，然而其代价是昂贵的，这就会导致对其美学出发点——“美感矛盾二重性”规定这座美学堤坝的冲决。
我们并不想去怀疑李泽厚对几何纹饰图案之由来的图腾观念性解释。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由写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演化而成抽象的、符号的、规范化的几何纹饰这一总的趋向”的必然性。显而易见，几何纹饰由什么图腾演化而来，这纯属偶然，而形式化规律才是必然。就主体感觉而言，正是形式感起着导向作用。
那么人类的诸种形式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人类学还没有提供特别详细的知识，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这就是形式感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中介便是早期人类谋生活动的操作实践。“劳动过程中的合规律性的形式要求(节律、均匀、光滑……)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所以，自然呈现出来的对称、均衡、韵律、节奏、杂多整一、变化有致等等形式规律及其相应的人类形式感，既是大自然的恩赐又是人类的主动索求。形式化规律及其形式感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形态方面的积淀，我们姑且称之为实践本体的积淀(只承认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社会观念与想象作为积淀的美学意义，而暧昧地否弃了实践本体积淀的美学内容，这也正是我前面所说的李泽厚美学先验规定过早伦理学化的进一步表现)。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形式感对主体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这里的与生俱来是个相对概念，作为人类共有的某种潜能，显现于某个个体，只有相对于“文化系统”亦即个体所置身的世界关系才是有效的)，可见，实践本体的积淀因获得了基因的地位，而真正成为一种历史延续。
事实上，实践本体的积淀，也正是人类理性之母，可以说，逻辑规律的不矛盾律正是形式化规律的再度积淀，对此，皮亚杰的认知结构是活动操作的协调内化理论，从一个可能的角度，逻辑地提供了参证（？？）。然而，人类更有意义的是对实践本体积淀的享受(当然这种享受不只停留在表象世界)。正是这种享受给以逻辑过程为特征的人类理性活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活力。几乎所有理论前提的确立，重大理论的发现，还有艺术创造，无不伴有形式感的灿烂显现，其印证俯拾即是：欧氏几何中唯有平行公设不能直观，数学家们的形式感一度受到愚弄，因此平行公设的公理性质时刻都受着怀疑，直至数学家们“杂多整一”的形式感在非欧几何创造中得到更高实现。这里与艺术一样体现了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令常人不解的科学美的奥秘也正在这里，正是因了形式感，人类的精神活动才得以驰骋于更为广阔、更加深层与抽象的世界。从此种意义来说，深刻的形式感，既是对历史的享受也是对历史的创造，发现与创造的逻辑也就是形式感的逻辑；我们又似可以说人类形式感的每一次享受都是与自然亲密关系的增进，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深一层发现。这也许就是自然的目的，在我看来，这才是“有意味形式”中的真正“意味”，“有意味的形式”是绝对的真，同时也是绝对的善。逻辑的推演使我们获得了认识论美学的本意：可感觉的“完善”。
积淀说分析的进一步展开表明，所谓的形式美及其相对应的形式感，首先是实践本体的积淀。对积淀说来说，既然能将积淀于形式的社会观念与想象(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当作一种“意味”，为什么就不能承认积淀为形式的实践本体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形式的“意味”呢?既然能肯定社会观念与想象积淀的美学意义，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实践本体的积淀具有同样意义呢?社会观念与想象积淀为感受能享有美感的尊严，实践本体积淀为形式感为什么就偏偏要遭受“动物性的感觉”的屈辱呢?广而言之，既然积淀说能信仰人类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世界的全部工作成果’(包括前人类的生命进化及其人类的文化进化，其主要内容应是人类实践本体的积淀)，为什么就不能将其美学视野扩展到味、触觉等全部人类感觉感性活动领域呢?所有这些，积淀说无视自己的推论——人类所有感觉感性活动具有实践本体的人类学意义的统一性，而偏要将所谓的“美感”与“快感”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若不是出于以往美学的先验价值规范或某种情感的原因，是没有任何必然理由的。
进而言之，积淀说中观念、想象的积淀也不是一目了然的，这也就意味着，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规定经过积淀说的有关解说也并没有变得确证无疑。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待澄清：首先，观念、想象积淀于个体；其次便是这种积淀是历史的，也就是说能成为一种历史的延续。
观念、想象积淀于个体，这在条件反射学说看来是有可能的,并且，最新的研究进展也已表明，脑和神经系统能影响消化系统，协调体腺分泌等复杂的化学反应，诸如此类也就意味着观念激起情绪反应在机理上来说是可能的；这个过程还是可逆的，机体的重要系统的功能能够影响大脑的作用进而达致对行为的影响。因此，观念、想像积淀为个体的主观感受是有足够的科学依据的。至于积淀的历史延续性问题，本文前此对“有意味形式”命题的分析已涉及到。在那里，我们已感觉到李泽厚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然而，积淀的历史性问题正是积淀说理论的精髓所在，它是积淀说美学的创新之处，若撇开这个问题则积淀说将显得毫无意义。
理论上说，观念想象的积淀是可能的，且这种积淀可在个体的脑结构中找到痕迹——新形成的细胞突触。然而，这种成果是否在基因结构中也同样表现出来，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任何科学答案，作为科学猜测，尽管不易证实，但否证还是可行的。（基于拉马克学术）
我们不妨假定，观念与想象的积淀能成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性共同心理结构亦即是一种基因结构，则蛇、鸟、蛙等形象就足以激动我们，我们并非非要流连于与此相关的几何纹饰图案不可。可事实则恰恰相反。据上述假定，我们还可推断，与西洋风景画相比，中国山水画应更易于激起中国儿童的兴趣或成年人的欣赏，但事实上，即使中国知识分子，若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修养，不能领悟中国哲学传统的宇宙意识，即使再优秀的山水画，不要说欣赏，就是产生兴趣亦难。（这里说文化不通过基因遗传）这里，尽管我们不在理论上去否证上述假定，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假定的推论也是有悖于我们情感的。不可想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激起过民族狂热崇拜情绪的红颜色将成为我们民族的最美颜色；更有甚者，若据假定，历史上的纲常名教等观念，不仅因载之于文化典籍流传至今，而且还对应于所谓的民族心理，作为历史的积淀，无论好坏，都已流淌于我们民族每个个体的血液之中，则民族文化现代化，不换人种又如何可能呢?（这里又肯定文化能通过基因遗传， 张的观点如何？叙述得不清楚）要么现代化就真的要待所谓的世界文化的儒学文化复兴之日吗!如此结论，情感不容，于常识也是相悖的，因为，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演化毕竟是主流。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社会观念与想象的积淀作为历史积淀没有必然性，这其实也就否证了“主观直觉性与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相统一”这一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规定。
积淀说的实用意义的不可靠性，在上面阐述中已被证实。然而，除此之外，其可靠的表述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无非是要告诉我们，人们今天的“审美心理结构”逻辑地蕴含着以往文化历史的所有成果。这里至为关键的是心理结构的定义问题。
关于心理问题，若我们不持心理实体与生理实体共存的二元论假设，就必须承认心理是脑的机能，则所谓的心理结构也就只能理解为脑系统的解剖结构及其特定的活动规则。而审美活动是整个身心的活动，所以所谓的审美心理结构亦即人类的生命结构——感觉感性系统结构(包括脑)。若我们可以理解文化进化是生命进化的延续，则我们把握住了人类的生命结构亦即审美心理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因此也就可以窥见以往文化系统的演化。
这里，从整个文化系统演化的角度，我们又可将文化心理结构同一于生命结构，就此而言，我们以为人类具有一致性(从宏观意义上来说)。然而，我们又如何理解文化形态与文化心理反应实际上的差异呢?对此，我们可作如下的理解：
文化的发生，我们不妨假定是以人类生命开始通过谋生活动的劳动操作实践直接与周围世界发生主动关系为起点。首先，我们得肯定世界结构及其运动具有形式的普遍性与共同性，这是世界运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刚刚开始的人类也必然具有自然进化而来的生命结构的共同性，这是人类生命运动的必然性。在生命运动的开始，必然性起作用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必然性作用的发生，自然是直接体现在中介活动的本身也就是实践本体的积淀，因而，文化的发生注定了有一种必然性。然而世界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又是异彩纷呈的，世界充满着特殊性与偶然性，人类群体生存的地理环境中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必然于群体实践活动中有所反映，如不同图腾部落的几何纹饰图案的差异，就是这种特殊性与偶然性的表现。正是因为这种偶然性对实践创造的影响，决定了群体下一步实践活动环境对象世界的必然性差异。正是类于此的种种偶然性与必然性作用的效应放大，导致了种种特征的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应的文化心理反应。然而总的来说，文化的发生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必然性中进行的，种种偶然性的作用，终究要受必然性的制约，如图腾形象的几何规则性变化。因此，逻辑上可以判定，文化演化至今，人类生命结构在整体构成及其活动规则上还是一致的，这如同演员脸部经过不同色光的照射可以反射不同光谱，而其脸部结构并无变化一样。
然而，这有目共睹的文化形态及其心理反应的差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类群体生命结构的差异呢?显然，这是很难测定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实例分析加以推测。人类语言的语音体系是无计其数的，这纯粹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每个语言体系下成长的儿童都很快就会有意义地发该种语言的语音，似乎是无意识的行为，由此推断，历史的偶然性影响了生命结构亦即表现于基因，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上述分析过程及其推论表明，就人类学意义而论，不同文化的审美心理结构具有生命结构的普同性。由于人类对文化系统演化尚无自觉意识，因而，便将不同文化形态这一必然性的偶然性对审美心理的无意识影响，归结为审美心理结构的必然性原因。从美育学的意义来看，尽管个体的审美心理与以往的观念文化、价值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导致了文化个体审美心理结构的显性差异——暂时神经联系的多样性，然而生活在英语环境中的中国儿童只能说英语而不会说汉语的事实又很快驳倒了这一推测。类似的例子很多，由于我们可以过一步推想，文化的差异主要是形态上的差异，与此相比，生命结构上的差异，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
上述分析过程及其推论表明，就人类学意义而论，不同文化的审美心理结构具有生命结构的普同性。由于人类对文化系统演化尚无自觉意识，因而，便将不同文化形态这一必然性的偶然性对审美心理的无意识影响，归结为审美心理结构的必然性原因。从美育学的意义来看，尽管个体的审美心理与以往的观念文化、价值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导致了文化个体审美心理结构的显性差异——暂时神经联系的多样性，然而这只是出于个体周围“人群态度”的选择⑧，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原因，因而只是一种结构的暂时形态，我们不妨称之为审美心理的“弹性结构”，“弹性结构”的存在也正表明，若有文化自觉的前提，人类对“弹性结构”就有着无穷多的自由选择，这事实上也正说明了人类的审美心理结构亦即生命结构蕴含着无限的文化创造性，这里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再一次否证了李泽厚美学美感矛盾二重性规定的先验性，因此，也昭示出，美学不能建基于任何价值的先验规定上，若有例外的话，这只能是人类的生命存在自身,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肯定，所以，新的美学必须也必然是有关人类的生命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亦即我所称之为“感性文化人类学”的科学。⑨
美学本应着眼于创造，瞩目于未来，因而与其如同"积淀说”所称，今天的审美心理结构积淀了以往文化历程的所有成果，不如说，以往的所有形态文化都是对今天人类审美心理结构运动轨迹的描述。
注：
1，2 参阅拙文《美学：感性文化人类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5期。
3 李泽厚《美学论集》第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4，5，6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25、8、2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7 参见拙文《美育：优化文化学》，《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