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千古之谜”的科学主义的全面破译

——谈汪济生的《系统进化论美学观》

中国 江苏 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张国安博士

本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艺美学丛书里推出了一本书名有一点特别的美学专著，这就是汪济生的《系统进化论美学观》。该著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上最具独创性的理论专著。也许正因为其理论大厦的卓然独立、宏伟壮观，与其建筑者作为一个年轻大学生的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相当一部分习惯于“以名权实”的“鉴赏力”要做些老生常谈的“好高鹜远”、“向壁虚构”之类的私下的批评，应也属于难免的世态。然而，十多年来，汪济生的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连象样的挑战也未遭遇。它似乎被忽略了。但再略加思考，我又以为这并非完全是真的“忽略”，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史上常见的那种时代“盲区”的一时存在。急剧转变中的中国当代学术界和美学界，一时难以看清这个研究基盘庞大得超出它的习惯性视野、而部分进入它的“盲区”的骤然崛起的“幽灵城堡”。至于对它的象样的挑战，确也甚难以做出。因为虽说中国美学界有诸派论争的传统，但汪氏的美学观却不象别的美学流派那样普遍的观点稀松，它非常严密地自圆其说，不易找到进攻的缺口，更不用说在对它还难以看清的情况下了。

当然，这个势态也并非绝对，只是指一般多数状态而言。否则，这一《美学观》就不可能及时得到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先生的鼎力支持，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慎重推出；它就可能至今还只不过是一本被汪氏本人自嘲为“天书”（1）的尘封的手稿，而不会成为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现实的存在。“盲区”没有遮去这一学说客观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而且，今天当我们站在二十世纪末回顾和前瞻，可以这样说，其价值与意义还不会因二十世纪的到来而成为过去，甚至相反，随着时代“盲区”不可避免的移行和缩小，这座景观的轮廓正在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美学的世界性的长期蜗行和概念游戏化倾向中常感乏味和焦虑、而又执意追求真理的人们，会对它日益投以认真审视的目光。

与以往从本质到现象的美学（即哲学思辨美学或心理学美学）不同，《美学观》则是试图从精神现象的结构系统到系统的本质，亦即将美学作为精神哲学或人性哲学的经验科学的基石来建设的。为了避免形而上学的危害，作者自始至终地本着多研究如此这般，少追究为何这般的科学态度。他不仅恰当地运用系统方法，在自己的研究中最大限度地综合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尝试着将科学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在美学中统一起来。作者的这种学术探索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美学观》一书的成就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探索成功的希望。

在今天，这样的认知前提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人具有动物的生命特征。而动物的生命特征就在于，“存在”能在相应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主动地协调与周围环境世界的各种关系。而且这种主动地协调过程又是以“存在”的感觉为起点和终点的。因此，可以这样说，生命即感觉。精神无论如何特殊，只要她与人关涉，她就首先必须现象为感觉这一生命特征。因而要想进入精神哲学或人性哲学的领域，就无法回避“感性系统”，而这其实是与美学属于同一领域的。所以作者说：“美学本身就是构成精神世界的研究的几乎是首当其冲的领域——研究精神活动的目的物感性系统的构成及其活动规律的领域。”（2）这是美学观念的一次大转换。其实康德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在其弥补两大批判之间鸿沟的〈判断力批判〉中，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美学是一切哲学的入门。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超越他的思辨哲学，自然不可能逾越他所设置的物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禁区，因而他不可能建设这样的一种美学。

黑格尔试图克服“物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对立，而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思辨建立在现象与本质同一的基础上，但这一同一却是靠思辨假设绝对精神（其实也就是精神的异化物）的自我实现来完成的，因而他的《精神现象学》并没有成为康德所想象的那种美学建树。到了马克思，哲学才真正出现了革命。马克思认为，精神与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劳动实践这一感性的物质活动。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历史洞见，其中潜含着一种深刻的美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并没有来得及系统建设一种美学。但马克思关于精神与社会发展的洞见同时也预示了人类知识的未来发展：“自然科学将来会统括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将来也会统括自然科学，二者将来会成为一种科学。”（3）而且，这种人的科学的综合将首先从美学开始。虽然，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出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尤其是在科学哲学中所揭示和显露出来的非理性倾向，似乎逆动于上述指向，然而我们说，也正是这种思潮呼唤着科学理性的光芒去照耀非理性、感性世界的领域，呼唤着科学美学的综合。

以上所述也正是《美学观》一书作者开始他的精神现象的科学探索的契机所在。在《美学观》一书的“感性系统论”部分，作者一开始就引用了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话：

感性世界（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只有在科学从感性世界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

要这双重形式出发，也就是说，只有在科学从自然出发是，它才是真正的科学。于是“人”就变成

感性意识的对象，而“人作为人”的需要也变成了（自然的感性的）需要，全部历史都是为此作准

备，都是发展史。（4）

作者随之申明，将首先从“感性世界”着手进行他的具体探索。作者认识到了以往“把‘感性世界’看作是混然一体的粗枝大叶做法，是为害甚久了”，主张一种系统的科学研究，这也就是“要把这个感性世界的物质基础——感性系统，先进行分解研究，再进行组合研究。（5）

《美学观》首先对精神现象的基础感性系统进行了结构性的科学分析。具体表现在对已有的生理学资料，从自己独特的研究目的出发，进行细致地辨析，从而将人体结构按照生命运动的感觉信息发生机制的不同，划分为“机体部”、“感官部、”“中枢部”三大部类；又结合心理科学的成果，在中枢部神经系统的活动中揭示出了层层递进、也层层因依的“三级反射”的“感觉情感”引发机制。（将感觉的引发机制归结为“反射”，这是巴甫洛夫生理心理学的贡献，而“三级反射”概念的提出，则是作者在前者基础上的创新。“三级反射”系统与原苏联心理学中的“机能系统”概念在机制的解释上有等价的意义，这与沙赫特的“情绪三要素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依据以上分析，作者综合出了一个“一元三层次”的感性系统的“感觉情感引发结构”模型。所谓的“一元三层次”，指的是感性系统的感觉，在生命体三大部类的生理化学运动的物质性的一元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中枢神经运动方式逐级复杂化的三个层次。而所谓的“感觉情感引发结构”模型，从美学角度看，则可以名之曰“快感美感引发结构”模型。依据感觉情感运动方式的两极性特点，若一定要称之为“恶感丑感引发结构”模型，也是具有部分合理性的。正是上述的物感结构，在规定着精神现象感性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运动方式。

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感觉情感或美感形态中，却抽取出这样一个近乎具有刚性特点的“一元三层次结构”，可能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疑窦丛生，但其实两者是可以不相排斥的。就象一个舞蹈观赏者眼中的人体，和一个医生眼中的人体，两者是可以并不相互排斥的一样。

而当作者将“一元三层次”的“感觉情感引发结构”放到生命进化史的背景上展开的时候，就发现了结构中潜含着的重大的历史逻辑，或称进化规律。下面将生命进化的历史线索作一大致概述。

从简单的单细胞动物发展到鱼类超纲，组成动物体的十大系统已经基本形成，这一时期是生命体的“机体部”大发展时期。从扁虫门初级感官形态的出现，到爬行类纲听觉器官的形成，生命体的“感官部”已具雏形。而从爬行类纲到人科时期，生命体的神经系统得到了飞速地发展，特别是从人脑的综合区开始的更高级的部分，即作者所谓的“中枢部”的发展。人类中枢神经的主角，大脑的前身“新皮质”，在鱼类还只不过是一种平坦的覆盖层，而到最初的哺乳动物，新皮质便开始作主管了。进化到高等哺乳类，新皮质的面积大大超过大脑的表面， 形成沟回。这种与动物的能力有关的沟回折叠，在人类尤其显著。到人类，中枢部的“三级反射”系统已经形成。当然，上述三个发展时期，似乎也有些重叠交差的地方，但基本上呈现出了一种历史的先后顺序。

对于这种历史的先后顺序，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辨性解释。生命在其对“美感”（即生命感觉主体在与内外环境达成协调后所产生的那种感觉）的 追求过程中，有机体内不断地分工化、精细化、系统化，使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物质交换过程，进行得愈益完善并具有规模。为了保证复杂的机体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协调，当然需要多多地获得外部世界的信息，感觉系统不得不随之进化，于是产生了感官部。形成了的感官部又有了自己独特的美感需求。这就给生命体对美感的追求增加了新的成分。于是，“机体部”又加上“感官部”对美感的共同需求，便促成了生命体对美感的新的更大追求。这样，为了实现生命体与环境的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调，负责处理感官部收集的信息资料的中枢部，又随着感官部之后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了。同前，形成了的中枢部又会有自己独立的美感需求，从而给生命体的美感追求又扩充进新的内容。而中枢部为了要愈益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又不断地发展出了能够愈益深刻地切入并穿透外部现象世界的一级、二级、三级反射结构。反过来，也就使人类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情感反应，变得范围异常广大、形态异常纷繁。（作一个粗略的比喻，就如钓鱼杆越长，渔夫关注并为之心动情牵的范围也就越大。）如此由因致果，互为因果的演进，使人类的“一元三层次”的“感觉情感引发结构”达到生成和完善。作者的逻辑结论是：生命体对“美感”的追求（同时亦即是对能够引起自己的美感的“美”的追求），有一种自然存在的进化意义，揭示出人类精神发展的总趋向。这里值得提醒的是，《美学观》是在“谋生活动”（包括其最高形态人类的劳动活动）和“游戏活动”（包括其最高形态人类的艺术活动）的辨证关系的论述中来阐明这一进化意义的，因而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是并行不悖的。以上就是《美学观》从进化论角度提出的美感功能理论所揭示的、潜含于“一元三层次”“感觉情感引发结构”中的历史逻辑。这一历史逻辑其实也蕴含了这样的哲学命题：精神的现象与本质、功能与目的是同一的。这种同一当然不是什么“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这是世界的物质运动的同一。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时所说的：“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6）

按照《美学观》的“感性系统论”的揭示，“机体部”、“感官部”、“中枢部”作为“感性系统结构”的组成，都有生命存在的意义，都有感性显现的需求，都有相应的对象化形态。作为组成的结构，“一元三层次”的“感觉情感引发结构”在活动中表现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如“异性感觉综合效应”的“三大规律”便是例证之一。根据这一系列理论原则，以往一直纠缠不清的美学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解释，一些思辨的美学命题亦能得到科学还原，对立的美学观也显露出了被综合的可能。可以说，作者是通过对这“一元三层次”结构的静态和动态的考察和描述，向我们给出了一个对美学的“千古之谜”（特别是其中心部分的美感之谜）的全面性的破译。而这全面性又是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的，正是这一素质，使此一美学观在面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美学难题时，显出轻松、稳健，甚至游刃有余。

《美学观》对音乐问题的美学阐释，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音乐历来都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她迷乱了古今中外众多的智者睿人，使他们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关键问题在于人们还缺乏对情感与音乐关系的科学认识。《美学观》从感性系统的“感觉情感”结构组成及组成结构的双重原则与规律出发，确立了听觉感觉本质力量对应对象化的“游戏”形态——“纯音乐音调”的存在及其可能阈值。经过严密的科学分析，《美学观》成功地将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还原为“纯音乐”的“多层次声音节奏体系”与情感情绪运动节奏（其本质为神经系统的一种运动节奏）的关系，并揭示了这两种节奏之间的辨证关系。由此揭示，诸如音乐陶冶情感之类一系列音乐美学难题，基本上都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从《美学观》的音乐美学分析中，我们不难想见，“感性系统论”中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表现为与“感觉情感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相对应的各种对象化形态（如“纯音乐”便是听觉感觉这种本质力量的“精确的”对应对象化形态）。而且，这种对应的对象化，因为组成的结构原则，实际上都存在着成为复杂的综合形态的可能（如音乐中的“纯音乐”与情感等等别种本质力量的综合）。这样一来，国内美学中“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感性显现）”这一思辨命题，在“感性系统论”中就变得清晰了。而原命题所面临的困扰，如不能指导艺术分类，不能解释自然美、形式美，等等，在新的对象化命题中都迎刃而解了。另外，近年来兴起的“体育美学”、“烹饪美学”等部门、应用美学，在以“对象化”命题为核心的思辨美学看来，似乎不可理解、难以接受，而“系统进化论美学观”都能提供出有机统一着的相应的理论原则。今天特有的诸如电脑音乐、激光音乐等现代艺术审美形式，《美学观》都有超前预示。

以上表明，“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具有很强的理论综合能力与实践指导能力，无怪乎北京大学金开诚教授还在一九八三年仅仅见到汪济生的著作提要时，就明确表示：“感到解决问题——过去各种美学著作当然不乏精湛的见解，详细的论证，但总使人感到不能直接而完满地解释美学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汪济生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则可以使这些现象与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而言之成理的解释。”（7）后来他又致信汪济生说：“我久已认为，尊著是我国美学研究获得世界声誉、突破国际水平之希望所在。”（8）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古今中外那些智者哲人们的争持不下、各有见地的美学诸说，是否都能被“系统进化论美学观”成功地还原呢？这是一个我们立刻面临的、而且不能回避的重大而有趣的问题。《美学观》将要接受各种考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相对完善的科学美学还原是存在的，《美学观》已有的成功是肯定的。无论它将会遇到多少难题，这种精神现象及其构造的科学美学探索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美学走向科学也就是美学真正地走向生活、走向人生。在这条道路上，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说：疏忽或回避“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将会使学界甚至实业界遭到相当大的精力与时间的浪费。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推测。这里，我想起美学家祁志祥先生不久前在报刊上撰文所说的一段话：“汪著所体现的学、才、识，所达到的现实与逻辑的统一，所展示的创新品格、丰富层次与严密体系，常令我叹为观止，同时，也深为此书不为学界重视而感到惋惜——不只为汪济生，亦且为我们的美学界。新美学的建设；离不开美本质的追问，美学的前进离不开对人类有益思维成果的继承。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要大声对中国美学界说：勿忘汪济生，重读汪济生。”（9）

当然，作为科学的人学体系的建设，《美学观》作者的探索还面临更广阔的领域，甚至更严峻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在这焦渴而纷繁的世界，在探索者尤其难免要经常遭遇的多舛的生存境遇里，执着地冲刺人类思想峰巅的精神，代表的总是人类精神的辉煌。

注释：

（1）（8） 见邬峭峰：《鹰，古老而又年轻——记年轻的美学探索者汪济生》（报告文学，载中国河南：《奔流》月刊，1 9 8 6年第6期，第3 8页、第4 2页）。邬峭峰先生为中国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2）（5） 见汪济生：《系统进化论美学观——人学的感性系统论》（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8 7年3月版，第5页、第9 0页）。汪济生先生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职于上海教育出版社、复旦大学艺术教研室。1 9 9 1年底东渡扶桑学习研究。

（3）（4） 见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朱光潜译，载朱光潜著《美学拾穗集》，中国天津：百花出版社，1 9 8 1年版，第1 2 1页、第1 2 2页）。

（6） 见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2卷，中国，人民出版社，1 9 7 9年版，第1 6 7页）。

（7） 见金开诚为汪济生所著《美感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 9 8 4年1 1月版）所作的《序》。金开诚先生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文献学与文艺心理学的著名学者，中国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著有《楚辞选注》、《屈原研辞究》、《文艺心理学论稿》等著作多种。

（9） 见祁志祥：《从〈系统进化论美学观〉说起》（论文原题《汪济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载中国江苏：《东方文化周刊》，1 9 9 9年第6期，第1 8页）。祁志祥先生为中国美学家，上海市美学学会副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著有《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佛教美学》等著作多种。

[本文说明：此文载中国广州中山大学1 9 9 9年《中山大学学报论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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