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内的腐败

                  ——大陆高校学者腐败常规化

 方舟子

    学术腐败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引起重视，有关报道、讨论时见报端。最近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的清华大学生物系常智杰副教授在履历中捏造论文发表纪录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也有人对“学术腐败”这种提法表示异议，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在2003年年初就曾向记者表示，“把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笼统称为‘学术腐败’并不科学”，

“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不过，中国学术界的某些不端行为在国际上相当罕见、甚至可能绝无仅有，例如官员纷纷利用权力成为硕士、博士、教授乃至院士，科研机构包庇弄虚作假的成员，研究人员私分经费大吃大喝等等。而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也可见到的不端行为，例如剽窃、一稿多投、伪造成果，在中国学术界之泛滥，也已到了见怪不怪、大多数人都难以洁身自好的地步。因此，使用“国际通行的说法”未免太轻描淡写，不足以体现出中国特色，只有用学术腐败一语，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国学术界的堕落程度。

  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密不可分。中国至今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度，研究职务、头衔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科研、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官场的一部分，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与仕倒是真的成了一体，大批的中、高级行政官员都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兼任大学教授，中部有一个省的八个省长竟然全都有研究生文凭，创下了世界之最。但看他们的履历，大多不曾脱产读书过，乃是象征性的“在职读研”，恐怕连论文都是秘书代笔，被称为“假的真文凭”，与“真的假文凭”相映成趣。

  所谓“真的假文凭”，并不单单指那些在街头巷尾叫卖的假文凭，更有迷惑性和诱惑力的是那些假的洋文凭。新浪网前主席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文凭事件，使人们注意到美国的“野鸡”大学正在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开拓市场。这些“野鸡”大学虽然往往有大得吓人的名字（例如“加州美国大学”）或名字与美国名校非常类似（例如“伯克利大学”、“南加州大学”、“普莱斯顿大学”），但是是不受美国权威认证机构认证的皮包大学，没有师资力量和校园，历史又非常短，许多根本就是专门为了在中国“办学”而成立的，然而却能在中国大办MBA班卖文凭，甚至获得中国名校的合作。

  与假的洋文凭类似的，是一些归国留学生谎报自己在国外的学术履历，拔高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在报道归国留学生的事迹时，往往宣称他们“拒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这种说法早已成了笑话，但是至今没有绝迹，直到最近报道本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陈薇，还说她在美国进修几个月期间，“谢绝了年薪１０万美元的挽留，提前回国”，令那些在美国辛辛苦苦读了多年博士而只能找到几万美元年薪的研究职务的人艳羡不已。前一段时间全国媒体纷纷报道爱国模范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任医师薛毅，其主要事迹是在国外进修不到一年就发表6篇论文，拒绝年薪9万美元的聘请毅然回国。但是我们向其国外导师查证，这一切都是“一个心理有毛病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

  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花样非常多。美国医生都是MD（医学博士），中国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到了美国也自称MD，这倒也罢了，然而我们却发现，有的这类中国“MD”回了国，居然继续自称是“MD”、“医学博士”。另外，还有自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其实是个普通的经济师）、大银行“副总裁”（其实可能也就相当于副科长）、大公司“首席工程师”（其实可能就是个课题组长）、全国性学会“主席”（那个学会是自己去登记的）、“哈佛大学教授”（其实是在哈佛当TA（助教）或做博士后研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查无此人）、“诺贝尔科学院院士”（自己登记注册的“科学院”）等等，真是无奇不有。

  学术腐败也与经济腐败密不可分。大学办成了商业公司，教授下海让科技成果产业化，由学者变为学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真正的科技成果要走向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从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到转化成技术应用，往往需要长期的探索，不如假产品可以得到快速的回报，而且一本万利，所需要的只是让科学家来打高科技的招牌而已。两年前中国就已领先世界跑步进入“纳米时代”，在发达国家还只在实验室里试验纳米技术的时候，中国已满大街都是纳米产品：纳米水、纳米油、纳米茶、纳米布、纳米洗衣机、纳米电冰箱……在萨斯肆虐的时候，则有纳米口罩。珍奥核酸、脑白金、脑轻松、忘不了……形形色色不是药胜似药的保健品此起彼伏。所有这些商业炒作、商业骗局，都有专家包括院士为它们捧场，与商家联合欺骗消费者。

  自从论文数成为升职称、提待遇以及获得科研经费和奖励的指标之后，中国学术界就开始疯狂制造论文数。一稿两投极为常见，一稿三投、四投的也不希奇。我们目前发现的最高纪录是一稿十投，堪称又一世界之最。增加论文、著作数量的另一捷径当然就是抄袭了。200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抄袭一事引起轰动时，有人很忿忿不平地为他辩护说：凭什么大家都在抄，却要抓他一个人？的确，王铭铭事件除了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之外，事件本身并无什么希奇之处。抄袭别人论文，特别是国外论文，屡见不鲜，有的抄袭者的地位也比王铭铭高得多，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和吴汝康就都被发现把翻译国外的著作当成自己的著作发表。抄袭国外论文，一般是采取英译中的方法，但是也有人居然翻译都不做，直接抄成英文论文，而且还拿到国际上发表，甚至一再这么干的，例如合肥工业大学的教授杨敬安，最终由国外被抄袭者发现、揭发。

  上述是一个人敢做敢当，责任分明。也有的是因为合作者、学生抄袭，自己参与署名而被连累上的，例如2003年年初东南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被发现有三篇他参与署名的论文为剽窃之作，他就都把责任推到学生头上，声称是学生瞒着他发表论文。但是如果这些论文不出问题的话，顾校长还是会把它们当成自己的论文的。这种凭借权势在自己并未做出贡献的论文上挂名，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最近就出了一件怪事：同样一篇论文，先后在《北京社会科学》和《清华学报》上发表，前者只有一位作者（一名博士生），后者却有三名作者，原作者成了第三作者，第一作者变成了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刘书林教授。

  要发现、鉴定抄袭，比较容易，只需要把论文做个对比。但是要发现伪造学术成果则要困难得多，往往需要由合作者首先揭发，经过仔细调查才能确认。最近中科院水生研究所研究员戴和平怀疑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病毒系齐义鹏教授的博士生易国华在合作项目中造假，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有定论之前却又冒出了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几名教授举报齐义鹏教授多次伪造学术成果一事，适逢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令校方颇为尴尬，至今未做出公开的答复。苏州大学杨吉成教授举报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张学光教授公开作假骗取国家科研基金，学校派人调查后确认为事实，但未做任何处理。稍早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贺福初被发现他把国外早就发现、克隆的蛋白质改了个名称，就声称是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从此平步青云。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在申请、使用国家科研基金过程中出现的腐败行为，一般人更不容易了解到。2003年年初，26名留学归国人员发表致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的公开信，揭露留学人员骗取国家科研基金的现状：有些留学人员并未按规定的最短期限履行义务，却拿着高出全时在国内工作的科研人员几倍的工资，享受着特殊待遇；还有人利用在国内实验室的身份，一再谎报在华工作时间，骗取国内本来就有限的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并不点名

地揭发有人身兼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合同要求每年9个月）、基金委杰出青年研究基金（合同要求每年6个月）、科学院百人计划（合同要求每年9个月）数职，控制着数以百万计的863经费，但几年来，此人在国内工作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每年三个月。经调查，此人指的是曾经担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因为破坏他人实验而被开除，后到中国科技大学任特聘教授的姚雪彪教授。最近又有人揭露发生在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另类腐败”：该院院长陈化把七百二十万元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中的四百二十万元作为他们所圈定的一些人的科研经费私分了，这些人为了将刚分到手的经费尽快揣到腰包，纷纷跑到院财务室报销，出现排长队报销的奇观。

  学术腐败猖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搞学术腐败代价极低，获利又极大。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揭露，并能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总算有了一点舆论监督。但是即使被揭露出来，也几乎对腐败分子毫发无损。在上述例子中，除了杨敬安被开除党籍，王铭铭被开除行政领导职务之外，其他人都未受到任何处理，照样当他们的校长、所长、院士、教授。中国并不是没有专门处理学术道德问题的专门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都有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处理过科学道德问题。在以前它们甚至否认院士当中存在科学道德问题，直到2003年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才破天荒地报告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但是只是笼统地汇报了一下院士遭到投诉的简略情况，对这些被投诉、被确认为属实的院士是谁，隐讳不言，唯一一个被认定投诉完全属实的“1位院士作为导师，其博士生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也未做任何处理，只是由该名院士“作了自我检查”。

  学生是中国学术的未来，但是学生群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论文抄袭、伪造成果等现象在学生中甚至可以说更为普遍。上举的例子中，有的实际作弊者就是学生（因此成了替罪羊）。一旦导师被揭露出来，也往往有其学生联名为其狡辩。学生造假的危害性远比不上专家学者、学术权威，但是学术道德观的丧失，却不能不使人担忧中国学术的前景。如果不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术道德教育，如果不敢大胆地处罚学术腐败分子、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学术腐败分子，如果不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和处罚机制，如果不改变中国的科研、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价方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学术界的面貌会有根本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