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讨论进化论

关于进化论的争论（选）

肖世敏整理、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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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摘者按：关于进化论争论的帖子多如牛毛，这里选摘了极少的一部分，逾10万字，主要是神创论与进化论的论战。

科学派美学力主美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它将进化论引入美学，并由此得出科学的结论，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美学体系。捍卫进化论，我们当然责无旁贷。科学崇尚真理，宗教强调信仰，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神创论能否定进化论吗？或者说，进化论能被否定吗？尚沂诸位网友发表高见。 


目录1、文章提交者：netharry

关于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科学争论

2、netharry ：[转帖]500多名美国科学家联合反对达尔文进化论

3、netharry ：进化论：微进化是否能证明宏进化的科学争论

4、netharry： [转贴]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现代达尔文主义 

5、netharry ：[转贴]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

6、寒霜：化石

7、寒霜：最早人类骨化石被发现 进化研究取得“钻石成果” 

8、中美科学家发现奇特哺乳动物化石 来自： 新华网 

9、普科 

10、基甸：捍卫的是科学，还是迷信？

　　──试析达尔文主义者对生物系统智慧设计论的批评 

11、wendyeye：给不相信进化论的人扫个盲!

12、宇宙一苇

13、wendyeye ：

14、苍蝇大饼科学狂：澄江动物群挑战进化论了吗？

15、ysazl ：钱锟博士：中国化石挑战达尔文

16、贝尔思 

17、潘非 

18、潘非 ：方舟子：进化论简史

19、gun ：

20、贝尔思 ：[转贴]给科学迷信者们扫扫盲（转）经验范围内的人类共识--关于科学

21、1246115：

22、潘非 ： 

23、潘非：方舟子：海克尔的胚胎 



1、文章提交者：netharry

关于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科学争论

达尔文把他的理论叫“变异遗传”。这反应达尔文相信所有的生物都是生活距今久远的一个共同祖先的变异后代。如果他的理论是对的，在达尔文《物种起源》里唯一展示“生命树”图样的例证就会在化石证据里得到证明。共同祖先会最先出现，就像一个单一的物种在树的底部。个体间的细微差别首先出现，这些差别最终增长到一个物种变成两个或更多的种为止。种间的差别仍然会增大到他们会被分成不同的属为止；属又分叉变成不同的科，科再分叉变成不同的目，等等。这些差别最后变得十分巨大以至于又会出现一个重要的分类或被称为“门”，这样就变成了两个门。今天有几百种的动物门，主要的动物门包括线虫门（蛔虫），环节动物门（蚯蚓和水蛭），软体动物门（蛤蜊和蜗牛），节肢动物门（龙虾和昆虫），无脊椎动物门（海星和海胆）和索脊动物门（鱼和哺乳动物）。

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是对的，那么在我们今天所看到动物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之前必须有一个细小差异积累的过程。就像达尔文他自己写的，在不同动物门出现之前必须有“地球上爬满活物”的“漫长时间”（Excerpt A, p. 83）。然而化石记录却显示几乎所有的主要动物门在被称为寒武纪的地质时期的开始的时候就完全形成了，没有化石证明这些动物门从一个祖先分支出来。达尔文很清楚这一点，他在《物种起源》里承认“几个动物界的主要部分在最底下的化石岩石中突然出现”。他称这个是一个“现阶段无法解释；并可能真很迫切有一个对此看法有效论据”的“严重”问题（Excerpt A, p. 82, 85）。

然而达尔文仍然相信他的理论是对的。他推测不同动物门的祖先没有被发现是因为化石记录的不完整性。如果，就好像寒武纪之前的岩石被热量和压力破坏了，或是被侵蚀了，这样祖先的化石就永远不会被找到了。尽管如此，但他承认他对这个问题真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 （Excerpt A, p. 84）。

不过在接下来的化石收集中，发现了许多生活在寒武纪之前生物的化石。加拿大（伯基斯页岩）和中国（澄江动物群）的化石床也使得寒武纪化石的收集比达尔文和他同时代的人所能得到的更为丰富。在重新研究1991年的证据之后，伯克力的古生物学家詹姆斯•瓦伦西亚和他的同事记录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比我们现在认为是寒武纪最基部还要古老的岩石都形成了让我们能更仔细地评估早期后生动物（即多细胞动物）的化石”（Excerpt B, p. 280）。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后生动物突然爆发是真实的；这些太大了以至于不可能被化石的不完美性所遮掩”（Excerpt B, p. 318）。

一些科学家提出动物门的祖先化石缺失不是因为岩石的被破坏或被侵蚀，是因为寒武纪之前的动物缺乏硬的组织，因此不能在第一地方形成化石。按照这种设想，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仅仅代表在很久前进化的有壳和有骨骼动物的突然出现。然而化石证据却不支持这个设想。首先，就像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斯蒂芬•J•古德和剑桥大学古生物学家西门•C•毛里斯指出的，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化石大部分是软体动物的。其次，化石证据表明寒武纪时期的许多新躯体造型的出现，许多不是现在动物门所具有的。按照伯克力的古生物学家詹姆斯•瓦伦西亚的说法，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包括了比现有动物门还要更多的主要动物群体。”这是“新的生物种类的出现，而不是老物种披上了骨骼—甲壳”（Excerpt C, p. 533）。瓦伦西亚断定“我们有的化石记录不是很支持后生物门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进化的模式”（Excerpt C, p. 574）。

近年来的研究也很重视寒武纪生物的突然爆发。在复审了介于前寒武纪和寒武纪边界的岩石之后，布宁和他的同事在1993年的报告中说，寒武纪生物爆发“不会超过1亿年的时间” （Excerpt D, p. 1297）。就像瓦伦西亚、杰布隆斯基、欧文在1999年指出的，这是“少于从寒武纪基部到今天时间的百分之二”（Excerpt E, p. 574）。因为从寒武纪到现在的时间也仅仅大约是自地球上生命起源的时间的七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从地质角度上说的确是突然爆发。

按照瓦伦西亚、杰布隆斯基、欧文的说法，广泛的新证据“不能遮掩大爆发，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继续作为早期后生动物历史的一个主要特点而引人注目”（Excerpt E, p. 851）。

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对评估达尔文的所有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变异后代的理论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我们先前看到，达尔文自己也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Excerpt A）。虽然达尔文的理论预言动物进化应该按照从“底向上”进行，最后才出现完全不同，詹姆斯•瓦伦西亚和他的同事在1991年写到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模式时说“给人一个原生动物进化大体按照从‘上向下’进行的印象”（Excerpt B, p. 294）。哈里•威廷顿，一个专门对伯基斯页岩寒武纪化石研究的专家，他在1985年写到“这也可能后生动物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形成了。我很怀疑那些显示不同动物的分支可以向下找到最终是由一种生物而进化来的图表” （Excerpt F, p. 131）。进化论生物学家杰弗里•莱文顿，尽管他相信所有动物来自一个祖先，但是他在1992年承认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给他“重大打击”，就像他所称的——仍然是“进化论生物学最大的矛盾”（Excerpt G, p. 84）。虽然“寒武纪生物的躯干造型大体上是今天看到生物躯干造型的蓝图”，但是莱文顿却说“没有根据去推测那时的进化速率比现在快还是慢。然而这个结论不能解释由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所造成的矛盾和这些古老躯干造型的费解之处” （Excerpt G, pp. 84, 90）。在199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麦考姆•戈登写道：“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可能有一个基类生命形式去进化成不同的高级生命种类（界，门，纲）”（Excerpt H, p. 331）。戈登断定：“传统的共同遗传理论的版本显然不适用在界（即植物，动物，菌类，细菌），也许不适用的地方更多，可能不是全部，比如门，也许不适用门里的纲”（Excerpt H, p. 335）。

所以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是真实的，并且这使得一些生物学家从达尔文理论的视角去看至少是很矛盾和很神秘的。对于其他生物学家，这实际上是组成反对达尔文所有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变异后代理论的证据。一些科学家仍然以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是与达尔文理论完美一致为借口继续为达尔文理论辩解。这些科学家之一的有阿兰•吉斯里克，国家科学教育中心，一个在生物课堂反对任何批评达尔文进化论的群体。在写给提交到德州教育委员会于2003年7月召开的生物课本采用的听证会上的评估报告中，在他的意见中写道，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实际上发生在“超过1.5－2亿年期间”，并且那个“躯干造型‘由上向下’的出现与威尔斯的观点正好相反，是与进化的预想是一致的”（Excerpt I, p. 15）。然而吉斯里克宣称寒武纪生物大爆炸的持续期与詹姆斯•瓦伦西亚和他的同事（Excerpt B, p. 279; Excerpt E, pp. 851-853）及撒木耳•布宁和他的同事（Excerpt D）发表的观点不一致。再说，如果吉斯里克的“进化”就是指“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他所说的“由上向下”的模式和哈里•威廷顿（Excerpt F）及麦考姆•戈登（Excerpt H）发表的与进化论相冲突的观点不谋而合。很显然，吉斯里克的观点不仅仅是反对威尔斯。

吉斯里克也辩解说动物门之间的不同最终不是主要问题，他写到：“现存最原始的脊索动物文昌鱼和寒武纪化石中发现的脊索动物Pikia（原文如此，实际上是Pikaia）非常相似。他们都有一个不灵活的支撑体（脊索）。这两种蠕虫之间的差别是不灵活的支撑体大小不同，但是脊索的出现是一个脊索动物躯干造型的重要差别。此外，是从一个有不灵活的支撑体的蠕虫到另一个长有头的有不灵活的支撑体蠕虫（例如，海口虫），或者一个有分段支撑体（脊椎）的蠕虫，有头有鳍的蠕虫仅仅需要一小步。最后再加上了一个梭状的体形，鳍，鳞，这就类似“鱼”了”（Excerpt I, p. 15）。然而吉斯里克的奇思异想完全忽略了大多数生物学家对蠕虫和脊索动物的知识。蠕虫和脊索动物有好几个基本上的解剖学上的不同，这些完全可以在生物课本里找到；脊索仅是他们的不同点之一。如果脊索动物仅仅是带一个不灵活支撑体的蠕虫，那么他们也用不着分成不同的动物门了。此外，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看蠕虫和脊索动物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在标准的进化树的图例里（例如坎贝尔和里斯所著《生物学》第六版的图例），脊索动物更靠近无脊椎动物（海星和海胆）而不是任何蠕虫门的生物。吉斯里克引用两篇科学文章来支持他的观点：第一篇文章指出大多数原始的脊索动物可能有未成形的大脑这样就比以前所想的更接近有头的脊索动物，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第一个脊索动物是如何起源的问题（Excerpt K, p. 522）。第二篇文章实际上否定了吉斯里克的一旦一个蠕虫拥有一个不灵活的支撑体就很容易进化到脊椎动物的提议。按照苏和他的同事的说法，“如果一个脊椎动物从无头类（即更原始的脊索动物）而来就必须有一个很大的身体重新构造”（Excerpt L, p. 46）。吉斯里克可真不是仅仅反对的是威尔斯。

因为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突然性和多样性得到很好的证实，所以就没有理由当生物课本涉及生物化石时没有甚至也不提它一下。此外，因为一些生物学家始终认为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是对达尔文理论一个重要教旨的挑战或至少是“与之相矛盾”的，任何生物课本不讨论这个对达尔文理论构成挑战的证据就会让学生失去思考比被广泛教受的达尔文进化论更宽广的关于生命起源的资源。

以上是《500多名美国科学家联合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网站上的文章《Fact Sheet: The Cambrian Explosion》http://dissentfromdarwin.org/

2、netharry ：[转帖]500多名美国科学家联合反对达尔文进化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2日 08:02 新浪科技 

　 500多名美国科学家联合签名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些科学家联合签名的反对文章中写道：“我们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表示非常怀疑”。

　　这篇文章还称：“我们对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理论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作为科学家，我们有责任要求各领域科学界进行一系列更加深入的研究，以确定达尔文的理论是否合理”。

　　在这篇反对文章上签名美国科学家共有514名，其中有154名生物学家、76名化学家、63名物理学家，其余为毗邻学科的专家们。

　　据这篇反对文章的起草者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具有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达尔文进化理论狭窄的框架根本容纳不了地球生命的起源与未来发展进程。

3、netharry ：进化论：微进化是否能证明宏进化的科学争论

当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人们早就知道现存的物种随着时间可以变化。这是人工培育的基础，人工培育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达尔文和他同时代的伙伴也非常了解化石记录知道现有物种的变化需要超过地质年代之久才能产生。达尔文的理论就是类比人工培育的过程同样发生在自然界，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达尔文的理论也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经过自然选择现有物种就能发生像我们看到化石记录上的巨大变化。

达尔文之后，第一个现象（在一个物种内或基因池发生的变化）被称为“微进化”。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在一个不论是家养的还是野外的物种内可以发生变化，所以微进化无可争议。第二个现象（超过地质年代大规模的变化）被称为“宏进化”。达尔文用前一个物种去证明后一个物种变化过程的理论从开始就存在争议。许多达尔文同时代和以后的生物学家都怀疑是否自然选择真能做出人工培育所从来不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产生新物种，新器官，新躯干造型。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对进化论这方面强大的质疑使得达尔文理论黯然无光。（看彼得•鲍勒的《进化论：一个想法的历史》的第九章，加州大学出版，修订版，1989）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近代进化论者”宣称基因变异（这是达尔文不知道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极大部分的基因变异是有害的，但是极少数的变异特例还是对有机体有益处。例如，基因变异证明一些对细菌产生抗生素的例子；如果一个有机体在抗生素面前，这样的变异是有益的。所有已知的有益变异不过只影响一个生物的生物化学。而达尔文的进化论需要大规模的生态学或解剖学变化。二十世纪中叶，一些支持进化论的遗传学家提出偶然的“剧大变异”可能产生进化论那样大规模的生态学变化。不幸的是所有已知的生态上的变异是有害的，而且越大的变异就越有害。对剧大变异的科学批评家开始把它称为“希望怪兽”的假设。（看鲍勒书的第九章）

对可观察到的发生在一个物种或基因池内的变化（微进化）能否证明能引起超过地质年代大规模的变化（宏进化）的争论持续到今天，这里有几个近几年对此评论的科学文章。

戴维•L•斯登“视角：进化发展生物学和变化的问题，”进化杂志54（2000）：1079－1091

“进化论最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近代综合进化论者强调巨大变异进化的优势，然而别人注意到在巨大变异和渐进转变之间的相似去反击支持巨大变异者。”

罗伯特•L•卡罗“面向一个新的进化体，”生态学和进化的趋势杂志，15（2000，1）：27“大规模进化现象仅靠观察到的现有物种的变化去推测是无法让人明白。”安德鲁•M•西门“微进化和宏进化上的连续性”进化论杂志15（2002）：688－701“在进化论上持续的争论实际上是在微进化和宏进化上连续性的争论——是否宏进化趋向被微进化的原理控制。”

应该知道的是以上的科学家都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而且他们都相信这些争论最终都会在进化论的框架内解决。例如，斯登相信新的基因功能研究会提供“现今缺失环”。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争论并没有解决，准确地说是因为解决问题的证据还没有找到。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证据是出现还是没出现——不是某些科学家希望的会最终找到证据。

因为对微进化和宏进化的争论是针对达尔文理论的中心，而且进化论对当代的生物学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就对学生学习生物课程而完全忽视争论产生伤害，此外，因为解决问题的证据还没有找到，这就会给学生一个争论都已解决和所有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的假相。

以上是《500多名美国科学家联合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网站上的文章《Fact Sheet: Microevolution vs. Macroevolution》http://dissentfromdarwin.org/

4、netharry： [转贴]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现代达尔文主义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创立的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达尔文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特别是他在环球航行期间以及研究家养动植物时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自然选择的主要内容包括变异和遗传、生存竞争和选择等。变异是选择的原材料，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有利变异在种内经过长期积累，导致性状分歧，最后形成新种。生物就是这样通过自然选择缓慢进化的。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还有T.H.赫胥黎和E.H.海克尔。 

达尔文主义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它的产生不仅是生物学的伟大革命，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 

在达尔文时代,细胞学说刚刚建立,遗传学尚未成为科学，因而达尔文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揭示生物遗传、变异的机制。此外，达尔文还过分强调了生物的缓慢进化。19世纪末叶以来，出现了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遗传学相结合的趋势，各门生物科学的新成就使达尔文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见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进化论)。

C.R.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A.魏斯曼的种质学说相结合的一种生物进化理论。新达尔文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创立者是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美国遗传学家T.H.摩尔根、英国遗传学家J.A.汤姆逊也是有影响的新达尔文主义者。1896年，G.J.罗马尼斯首次将这种理论称为“新达尔文主义”。 

19世纪下半叶，细胞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陆续发现了细胞核、染色体以及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等重要事实。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魏斯曼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认真探讨了遗传和进化问题。他做了著名的小鼠尾巴切割实验,发现连续切割22代,小鼠尾巴并未变短，他由此否定获得性状遗传(见拉马克主义)。魏斯曼提出，生物体由种质和体质所组成。种质即遗传物质，专司生殖和遗传；体质执行营养和生长等机能。种质是稳定的、连续的,不受体质的影响,它包含在性细胞核主要是染色体里。获得性状是体质的变化，因而不能遗传。魏斯曼认为，进化是种质的有利变异经自然选择的结果。1917年，摩尔根提出“基因论”，把魏斯曼的种质发展为染色体上直线排列的遗传因子、即基因。新达尔文主义是进化学说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斯曼把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结合起来，开创了进化论研究的新方向。他首次区分种质和体质，指明了遗传的物质基础及其连续性，在遗传机制上补充了达尔文的观点。这是新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贡献。然而，魏斯曼把种质和体质绝对对立起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达尔文主义 

�� 亦即达尔文学说，它是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从分类学、形态学、胚胎学、生物地理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列举事实证明不同生物之间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古代生物和现代生物之间有着共同的祖先；现代生物是远古少数原始类型按照自然选择的规律逐渐进化的产物。它是一个庞大的生物进化体系。在达尔文学说的科学体系中，最主要的是自然选择学说，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变异、适者生存。随后，英国的赫胥黎、德国的海克尔等称赞并接受达尔文主义，同时也在不同方面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成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 达尔文进化学说，回答了拉马克所不能解释的许多问题，是当时最完满的进化理论。该学说在思想方面、学术内容方面和科学方法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许多方面也引起了争议。首先，达尔文关于生存斗争的论述包括多个方面，即生物跟无机自然条件的斗争；跟同一物种的斗争——种内斗争；跟不同物种的斗争——种间斗争。但他主要指的是繁殖过剩所引起的种内斗争。显然，达尔文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事实上，生命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既包括冲突，也包含和谐；既包含对抗，也包含合作。达尔文则过分强调“斗争”这个侧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种种联系。其次，他把繁殖过剩所引起的生存斗争当作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没有繁殖过剩，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也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种也会取代它们。第三，达尔文的某些主张仍然得不到现代科学的支持。达尔文同意生物在环境条件影响下获得的新性状可代代遗传。达尔文的这种获得性遗传（拉马克提出）假说

新达尔文主义 

�� 新达尔文主义是德国动物学家魏斯曼提出的，魏斯曼、孟德尔、德弗里斯和摩尔根等都是有影响的新达尔文主义者。他们组成了新达尔文主义学派。魏斯曼（August NeoDarwinism Weismann，1834～1914）反对达尔文的获得性遗传的思想，但同时又接受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一般概念，并把这种选择机制推广到种质，提出了“种质论”，即生物体是由种质和体质组成的。种质是生殖细胞，体质是体细胞，因此，新物种的形成是由种质产生的，二者不能转化。环境条件只能引起体质的改变而不能引起种质的变化，因此获得性是不能遗传的。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他提出了“遗传因子说”，即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是以自成单位的因子存在着。他们可以隐藏不显，但不会消失。在减数分裂形成配子时，成对因子互不干扰彼此分离；通过因子重组再表现出来。孟德尔的观点说明了支配遗传性状的是因子，而不是环境。这与达尔文获得性遗传的说法显然不同。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1848～1935），荷兰植物学家，他提出了“突变论”，他认为进化不一定像达尔文所讲的那样，通过微小变异（连续变异）而形成，他说变异可以是一种不连续的，由突变引起而直接产生新种。显然，在德弗里斯看来，自然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并不重要，只是对突变起过筛作用。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6），美国细胞遗传学家。他提出了“基因论”，他认为基因在染色体上呈直线排列，从而确立了不同基因与性状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也就可以根据基因的变化来判断性状的变化了。摩尔根认为，生物的基因重组是按一定的频率必然要发生的，它的发生与外界环境没有必然的联系。并认为，这种变异一经发生就以新的状态稳定下来。因此获得性状是不遗传的。 

新达尔文主义学派尽管提出了“种质论”“基因论”“突变论”等，但也有许多地方引起了争论。首先，新达尔文主义是在个体水平上研究生物进化的，而进化是群体范畴的问题。因此，这一学说在解释生物进化时，在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新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的多数学者，漠视自然选择学说在进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们不可能正确地解释进化的过程。 

现代达尔文主义 

�� 也称综合达尔文主义，是以乌克兰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遗传学和物种起源》（1937年出版）一书的问世为标志的。杜布赞斯基在此书中提出的“综合理论”是现代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基础。综合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1）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进化机制的研究属于群体遗传学的范围。（2）突变、选择、隔离是物种形成及生物进化中的3个基本环节。他认为，突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突变不仅能产生大量的等位基因，还可以产生大量的复等位基因，从而大大增加了生物变异的潜能。随机突变一旦发生后就受到选择的作用，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使有害的突变消除，而保存有利的基因突变。其结果便造成基因频率的定向改变，这才使新的生物基因类型得以形成。群体的基因组成发生改变以后，如果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能够杂交就不能形成稳定的物种，也就是说，物种的形成还必须通过隔离才能实现。这是他早期提出的综合理论，又称“老综合理论”。1970年，杜布赞斯基又发表了他的另一本书《进化过程的遗传学》。在这本书中，他又对以上综合理论进行修改，他认为在大多数生物中，自然选择都不是单纯的起过筛作用的。在杂合状态中，自然选择保留了许多有害的甚至致死的基因，其原因就在于自然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选择机制或模式。这一思想相对于“老综合理论”成为他的“新综合理论”。 

杜布赞斯基以上的综合理论，综合了自然选择学说与基因论两种观点，吸取了达尔文学说的精华，又提出了自然选择模式概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的选择性，他又引入了群体遗传学的原理，弥补了新达尔文主义基因论的不足。他用分子生物学和群体遗传学的原理和方法，阐明了生物进化过程中内因（生物的遗传变异）和外因（环境的选择）、偶然性（遗传变异）和必然性（选择）的辩证关系。尽管如此，在进化理论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上，杜布赞斯基的综合理论还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如生物体新结构、新器官的形成等比较复杂的问题，单纯用突变、基因重组、选择和隔离的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如果离开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离开了习性与机制变异的连续作用，离开了与其他器官的相互影响，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外，这一学说把实验方法理解为研究生物进化问题的惟一手段也是不恰当的。

5、netharry ：[转贴]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

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 

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没有深纠，也是因为深纠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例如用比较解剖学来论证进化，形象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征；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人云亦云，人们盲从地接受了它。 

胚胎发育重演律，逻辑上不能立足，理论上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是一个观察错误。 

19世纪，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重演律学说，认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实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这个假设就成了进化论的重要证据：如果进化存在，胚胎发育的“重演现象”很象在反映进化的过程；因为有重演现象，进化就是存在的。这不但运用无意义的循环论证，而且掩盖了最关键的一点：谁也不明白“重演现象”和进化有什么关系，硬说成是因果关系。 

其实，重演律是在生物学还很不发达的时候提出的假说，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失去了理论依据。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也指出了该理论的致命缺陷，这些已是共识了。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 德国人类胚胎学家布莱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 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书中，以详尽的资料证明人的胎儿开始就都是人的结构，例如以前认为胎儿早期出现的象鱼一样的“鳃裂”，实际是胎儿脸上的皱褶，完全是人脸的结构，被硬说成“鳃裂”。胎儿在9毫米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象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构特征，那是一条中空的神经管，它发育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长，暂时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复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残迹器官。 

对罕见的畸形病：毛孩和长尾巴的小孩，进化论认为那是人祖先的特征；要按这么推理，没有大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 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毫无道理。 

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 否则就进化就是谬论。 

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用“猜想”作了证据－－这又是极不严肃的。事实又是怎样呢？直到现在， 发掘出的化石不计其数，禁得起推敲和鉴定的证据还没有一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 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 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 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 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还是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进化存在，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 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 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尔德里奇曾根据地质历史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间断平衡”假说，来说明过渡类型形成化石机率较小， 并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过渡类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该假说的进化机制在基因水平上看， 是绝对不可能的。 

6、寒霜：化石

　　通过自然作用保存在地层中的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活动遗迹以及生物体分解后残留在地层中的有机分子。所谓古代生物，一般指全新世开始（距今约10000年）以前的生物；最近 1万年内的生物遗体或遗物，不能算是化石。按大小和保存特点的不同，化石可分为七大类，（1）实体化石：指生物的遗体被保存在岩层中所形成的化石，如琥珀中的昆虫；波兰斯大卢尼沥青湖中的披毛犀化石，恐龙的骨骼化石，古植物形成的硅化木化石等。（2）铸模化石：指生物遗体在岩层或围岩中留下的印模和复铸物，其中第一类叫印痕化石。即生物陷落在沉积物中留下了印痕。其遗体虽遭到破坏，但印痕却保留下该生物的主要特征，如水母的印痕、蠕虫的印痕、植物叶子的印痕等；第二类是印模化石。包括外模与内模两种，外模是遗体的坚硬部分（如贝壳）的外表印在围岩上的印痕，能反映原生物的外部形态，内模指壳体内面轮廓留下的印痕，能反映硬壳内部的形态构造。（3）遗迹化石：指古代动物活动时留下的痕迹，如恐龙的脚印化石。蠕虫的爬迹化石等。（4）遗物化石：主要指动物的粪化石和卵化石，如鬣狗的粪化石，恐龙的卵化石等。（5）化学化石：指生物遗体分解后遗留在岩层中的化学分子，如古代蓝藻的叶绿素分子分解后所遗留的卟啉和植烷（C20H42）等，其中最稳固的是一种名叫异戊二烯烃（isoprene）的分子：

　　化学化石需用一定的化学方法方能检出。（6）微体化石：指需在显微镜下方能看见的个体微小的古生物化石或大生物体内某些微小部分的化石，如有孔虫、放射虫、孢子、花粉、牙形石等。（7）超微化石：指需在电镜下方能观察研究、大小在10微米以下的特别微小的化石，如古代的超微浮游生物化石等。

7、寒霜：最早人类骨化石被发现 进化研究取得“钻石成果” 

国外消息：多年来，考古学家认为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东部。最近，由法国和加拿大等国考古学家组成的一个科研小组在中部非洲国家乍得发掘出一个完整的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国际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普遍认为，这一重大发现，将把“从猿到人”的时间上溯到距今600万至700万年前，远远超过人们此前判断的时间。 

国际科研小组在乍得发掘出土的这个人类头盖骨化石可能是一个长相酷似无尾猿的高级动物的。考古家给这个额骨宽厚、面部扁平的头骨取名“图迈”，意为“生命的希望”，它比此前找到的最早人类化石还早100万年，而比此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则早了300万年。它的出现极有可能将科学家对大猩猩进化为人类时间的猜测提前。他们认为这是最近75年来人类进化研究领域里的“钻石成果”。 

有关论文将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论文说，对这个人类头盖骨化石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个高级动物的大脑与黑猩猩的大脑极为接近，而它的前额和牙齿更像是人类的祖先－－猿人。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古生物学家米歇尔·布鲁尼兴奋地说：“当我手捧这个人类头盖骨化石的时候，心情万分激动，我感到，自己似乎正站在我们人类起源的起跑线上”。 

不过，也有少数考古学家对上述发现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个人类头盖骨化石也可能是一种与黑猩猩或大猩猩“沾亲带故”的高级动物的，或是属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最终未能演变成人的动物族群的。(国际在线) 

8、中美科学家发现奇特哺乳动物化石 

来自： 新华网 

新华网南京２月１８日电（蔡玉高　王海峰）前肢直立，后肢外展，上半身像胎生，下半身似卵生……近日，中美两国古生物学家在研究一块出土于中国辽西的原始哺乳动物化石时，发现了一个兼具爬行动物和卵生动物特征的“怪物”。 

最近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这一发现，并称此发现很可能改写哺乳动物的传统进化理论。 

据介绍，这个珍贵化石标本产自中国辽西凌源地区义县组大王杖子层，是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丕基研究员在开展热河生物群研究中收集到的，并主持了对这一化石的研究。 

发现者之一、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罡介绍，现存哺乳动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胎生兽类，骨骼已完成进化，比如袋鼠和大象；另一类是卵生单孔类，骨骼仍比较原始，比如蜥蜴。这块化石中的怪兽上下半身同时具备了进化与原始两种骨骼特征，这为它赢得了“世界第一”的美誉。 

据了解，这个名为尖吻兽的“怪物”因其具有尖尖的嘴而得名。尖吻兽大约１２厘米长，估计重量１５至２０克左右，距今约一亿两千万年，属白垩纪早期。初看，其外形酷似壁虎。借助显微镜，专家们却看到了它的另一番模样：前肢自然下垂，如两条笔直的棍棒，接近老鼠、狗等现代兽类的腿型；后肢则是典型的“外八字”，大腿平伸，小腿９０度急转直下，宛若蜥蜴等卵生动物的经典姿势。 

以胸部为分界线，专家还在尖吻兽的上下半身找到了许多进化上的差异。比如，其嘴里长着兽类的牙齿，而腰间却留有原始哺乳动物才有的腰肋骨。这种“怪兽”的头骨、上肢和肩部骨骼特征，表明它是胎生兽类的一个已经绝灭的亲缘物种，但它的腰椎、骨盆和后肢骨则表现出卵生单孔类动物的特征。尖吻兽集进步的前部骨骼特征和原始的后部骨骼特征于一身，是以往研究从没有发现过的，也正是它的奇特所在。 

李罡说，一个动物身上存有如此明显的进化特征，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这种现象在现代存留下来的动物中没有发现，在过往发现的动物化石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尖吻兽为何会表现出如此鲜明的两面性？李罡说，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其实按年代推算，哺乳动物中的兽类此时进化已经比较完善，但这个“怪兽”却还是一个明显的“过程性”产物，或许在“很久以前，尖嘴兽的上下半身骨骼本已完成了同步进化。可后来，由于某种特殊的生存需要，它又不得不让进化完的后肢来了个‘倒退’，返回原始状态。”当然随着研究的进展，或许会有另外的解释。 

国外有专家表示，这一化石的发现，很可能改写哺乳动物的传统进化理论。（完）

9、普科 

　 天地伊始，一切单一纯简。即使是简单的宇宙，要说清楚它是怎样开始形成的真是谈何容易。而复杂的生命，或能够创造生命的生物如何突然出现，而且全部装备齐全，我想，无疑是一个更难解答的问题。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说明了由单一纯简变成错综复杂的途径，说明了杂乱无章的原子如何能分类排列，形成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直至最终创造人类。人们一直试图揭开人类生存的奥秘，而迄今为止只有达尔文提供的答案是令人信服的。我打算以比一般还要通俗的语言阐明这个伟大的理论，并从进化还未发生以前的年代谈起。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其实是稳定者生存（survival of th estable）这个普遍法则的广个特殊情况。宇宙为稳定的物质所占据。所谓稳定的物质，是指原子的聚合体，它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或普遍性而被赋予一个名称。它可能是一个独特的原子聚合体，如马特霍恩（Matterhorn），它存在的时间之长足以值得人们为之命名。稳定的物质也可能是属于某个种类（class）的实体，如雨点，它们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致理应有一个集合名词作为名称，尽管雨点本身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周围看得见，以及我们认为需要解释的物质——岩石、银河，海洋的波涛——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都是稳定的原子模型。肥皂泡往往是球状的，因为这是薄膜充满气体时的稳定形状。在宇宙飞船上，水也是稳定成为球形的液滴状，但在地球上，由于地球引力的关系，静止的水的稳定表面是水平的。盐的结晶体一般是立方体，因为这是把钠和氯离子聚合在一起的稳定形式。在太阳里，最简单的原子即氢原子不断熔合成氦原子，因为在那样的条件下，氦的结构比较稳定。遍布宇宙各处的星球上，其他各种甚至更为复杂的原子正在形成。依照目前流行的理论，早在开天辟地发出“大砰啪”爆炸声之时，这些比较复杂的原子已开始形成。我们地球上各种元素也是来源于此。 

　　有时候，在原子相遇时，由于发生化学反应而结合成分子，这些分子具有程度不同的稳定性。它们可能是很大的。一块钻石那样的结晶体可以视为一个单一的分子，其稳定程度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分子，因为它内部的原子结构是无穷无尽地重复的。在现在的生活有机体中，还有其他高度复杂的大分子，它们的复杂性在好几个水平上表现出来。我们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就是典型的蛋白质分子。它是由较小的分子氨基酸的链所组成，每个分子包含几十个排列精确的原子。在血红蛋白分子里有574个氨基酸分子。它们排列成四条互相缠绕在一起的链，形成一个立体球形，其结构之错综复杂实在使人眼花镣乱。一个血红蛋白分子的模型看起来象一棵茂密的蒺藜。但和真的蒺藜又不一样，它并不是杂乱的近似模型，而是毫厘不爽的固定结构。这种结构在一般人体内同样地重复六万亿亿次以上，其模型完全一致。如血红蛋白这样的蛋白分子，其酷似蒺藜的形态是稳定的，就是说，它的两条由序列相同的氨基酸构成的链，象两条弹簧一样倾向于形成完全相同的立体盘绕模型。在人体内，血红蛋白蒺藜以每秒约四百万亿个的速度形成它们“喜爱”的形状，而同时另外一些血红蛋白以同样的速度被破坏。 

　　血红蛋白是个现代分子，人们通常用它来说明原子趋向于形成某种稳定模型的原理。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远在地球还没有生命之前，通过一般的物理或化学过程，分子的某种形式的初步进化现象可能就已存在。没有必要考虑诸如预见性、目的性、方向性等问题。如果一组原子在受到能量的影响而形成某种稳定的模型，它们往往倾向于保持这种模型。自然选择的最初形式不过是选择稳定的形式并抛弃不稳定的形式罢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事物的发展只能是这样。 

　　可是，我们自然不能因此认为，这些原理本身就足以解释一些结构复杂的实体，如人类的存在。取一定数量的原子放在一起，在某种外界能量的影响下，不停地摇动，有朝一日它们会碰巧落入正确的模型，于是亚当就会降临！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几十个原子变成一个分子，但一个人有多达一千亿亿亿个原子。如果要制造一个人，你就得摇动你那个生物化学的鸡尾酒混合器，摇动的时间之久，就连宇宙存在的漫长岁月与之相比好象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你也不会如愿以偿。在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达尔文学说的高度概括的理论。有关分子形成的缓慢过程的故事只能讲到这儿，其他的该由达尔文的学说去解释了。 

　　有关生命的起源，我的叙述只能是纯理论的。事实上当时并无人在场。在这方面存在很多持对立观点的学说，但它们也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我的概括性的叙述大概与事实不会相去太远。 

　　生命出现之前，地球上有哪些大量的化学原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有水、二氧化碳、甲烷和氨：它们都是简单的复合物。就我们所知，它们至少存在于我们太阳系的其他一些行星上。一些化学家曾经试图模仿地球在远古时代所具有的化学条件。他们把这些简单的物质放人一个烧瓶中，并提供如紫外线或电火花之类的能源——原始时代闪电现象的模拟。几个星期之后，在瓶内通常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一种稀薄的褐色溶液，里面含有大量的分子，其结构比原来放入瓶内的分子来得复杂。特别是在里面找到了氨基酸——用以制造蛋白质的构件（building block），蛋白质乃是两大类生物分子中的一类。在进行这种试验之前，人们原来认为天然的氨基酸是确定生命是否存在的依据。如果说在火星上发现氨基酸，那么火星上存在生命似乎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了。但在今天，氨基酸的存在可能只是意味着在大气层中存在一些简单的气体，还有一些火山，阳光和发生雷鸣的天气。近年来，在实验室里模拟生命存在之前的地球的化学条件，结果获得了被称为嘌呤和嘧啶的有机物质。它们是组成遗传分子脱氧核糖核酸的构件，即DNA。 

　　“原始汤”的形成想来必然是与此类似过程的结果。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认为“原始汤”就是大约三十亿到四十亿年前的海洋。有机物质在某些地方积聚起来，也许在岸边逐渐干燥起来的浮垢上，或者在悬浮的微小的水珠中。在受到如太阳的紫外线之类的能量的进一步影响后，它们结合成大一些的分子。现今，大有机分子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甚至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会很快地被细菌或其他生物所吞噬或破坏。但细菌以及我们人类都是后来者。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大有机分子可以在稠浓的汤中平安无事地自由漂浮。 

　　到了某一个时刻，一个非凡的分子偶然形成。我们称之为复制基因（replicator）。它并不见得是那些分子当中最大的或最复杂的。但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能够复制自己的拷贝。看起来这种偶然性非常之小。的确是这样。发生这种偶然情况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实际上可以把这种千年难得一遇的情况视为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买的足球彩票永远不会中头奖的道理。但是我们人类在估计什么是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习惯于将其放在几亿年这样长久的时间内去考虑。如果你在一亿年中每星期都购买一次彩票，说不定你会中上几次头奖呢。 

　　事实上，一个能复制自己拷贝的分子并不象我们原来所想象那样难得，这种情况只要发生一次就够了。我们可以把复制基因当作模型或样板。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由一条复杂的链所构成的大分子，链本身是由各种类型的起构件作用的分子所组成。在复制基因周围的汤里，这种小小的构件多的是。现在让我们假定每一块构件都具有吸引其同类的亲和力。来自汤里的这种构件一接触到它对之有亲和力的复制基因的另一部分，它往往就附着在那儿不动。按照这个方式附着在一起的构件会自动地仿照复制基因本身的序列排列起来。这时我们就不难设想，这些构件逐个地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稳定的链和原来复制基因的形成过程一模一样。这个一层一层地逐步堆叠起来的过程可以继续下去。结晶体就是这样形成的。另一方面，两条链也有一分为二的可能，这样就产生两个复制基因，而每个复制基因还能继续复制自己的拷贝。 

　　一个更为复杂的可能性是，每块构件对其同类并无亲和力，而对其他的某一类构件却有互相吸引的亲和力。如果情况是这样，复制基因作为样板的作用并不产生全似的拷贝，而是某种”反象”，这种“反象”转过来再产生和原来的正象全似的拷贝，对我们来说，不管原来复制的过程是从正到反或从正到正都无足轻重；但有必要指出，现代的第一个复制基因即DNA分子，它所使用的是从正到反的复制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突然间，一种新的“稳定性”产生了。在以前，汤里很可能并不存在非常大量的某种特殊类型的复杂分子，因为每一个分子都要依赖于那些碰巧产生特别稳定结构的构件。第一个复制基因一旦诞生了，它必然会迅速地在海洋里到处扩散它的拷贝，直至较小的构件分子日渐稀少，而其他较大的分子也越来越难得有机会形成。 

　　这样我们到达了一个具有全都一样的复制品的大种群的阶段。现在，我们必须指出，任何复制过程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准会发生差错。我倒希望这本书里没有印刷错误，可是如果你细看一下，你可能会发现一两个差错。这些差错也许不至于严重地歪曲书中句子的含义，因为它们只不过是”第一代”的错误。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印刷术尚未问世之前，那时候如福音之类的各种书籍都是手抄的。以抄写书籍为业的人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差错，何况有些抄写员还会心血来潮，有意“改进”一下原文。如果所有的抄写员都以同一本原著为蓝本，那么原意还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歪曲。可是，如果手抄本所依据的也是手抄本，而后者也是抄自其他手抄本的话，那么谬种就开始流传、积累，其性质也更趋严重。我们往往认为抄写错误是桩坏事情，而且我们也难以想象，在人们抄写的文件中能有什么样的错误可以认为是胜于原文的。当犹太圣典的编纂人把希伯来文的“年轻妇女”迻译成希腊文的“处女”时，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误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圣典中的预言变成“看哪！一个处女将要受孕并且要养一个儿子……”。不管怎样，我们将要看到，生物学的复制基因在其复制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确实能产生改良的效果的。对生命进化的进程来说，产生一些差错是必不可少的。原始的复制基因在复制拷贝时其精确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今天，它们的后代DNA分子和人类所拥有的最精密的复印术相比却是准确得惊人。然而，差错最终使进化成为可能。原始的复制基因大概产生过多得多的差错。不管怎样，它们出过差错是肯定无疑的，而且这些差错是积累性的。 

　　随着复制错误的产生和扩散，原始汤中充满了由好几个品种的复制分子组成的种群，而不是清一色的全都一样的复制品，但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它们当中会不会有些品种比其他品种拥有更多的成员？几乎可以肯定他说：是的。某些品种由于内在的因素会比其他品种来得稳定。某些分子一旦形成后就安于现状，不象其他分子那样易于分裂。在汤里，这种类型的分子将会相对地多起来，这不仅仅是“长寿”的直接逻辑后果，而且是因为它们有充裕的时间去复制自己的拷贝。因此，长寿的复制基因往往会兴旺起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话，那就会在分子的种群中出现一个朝着寿命变得更长的“进化趋向”。 

　　但其他的条件可能是不相等的。对某一品种的复制基因来说，它具有另外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为了在种群中传布的特性。这就是复制的速度或“生育力”。如果A型复制分子复制拷贝的平均速度是每星期一次，而B型复制分子则是每小时一次。显而易见，不需多久，A型分子就要大为相形见拙。即使A型分子的“寿命”再长也无济于事。因此，汤里面的分子很可能出现一个朝着“生育力”变得更强的“进化趋向”。复制基因分子肯定会选择的第三个特性是复制的准确性。假定X 型分子与Y型分子的寿命同样长，复制的速度也一样快，但X型分子平均在每十次复制过程中犯一次错误，而Y型只在每一百次复制过程中犯一次错误，那未Y型分子肯定要变得多起来。种群中X型分子这支队伍不但要失去它们因错误而养育出来的“子孙”，而且还要失去它们所有现存或未来的后代。 

　　如果你对进化论已有所了解的话，你可能会认为上面谈到的最后一点似有佯谬之嫌。我们既说复制错误是发生进化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又说自然选择有利于高精确度的复制过程。如何能把这两种说法调和起来？我们认为，总的说来，进化在某种含糊的意义上似乎是件”好事”，尤其是因为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而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进化。进化是偶然发生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尽管复制基因（以及当今的基因）不遗余力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莫诺（Jacques Monod）在他纪念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演讲中出色地阐明了这一点。他以幽默的口吻说，“进化论的另一个难以理解的方面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理解进化论！” 

　　让我们再回到原始汤这个问题上来，现在汤里已存在一些分子的稳定品种。所谓稳定的意思是，那些分子或是本身存在的时间较长，或是它们能迅速地复制，或是它们能精确无误地复制。朝着这三种稳定性发展的进化趋向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发生的：如果你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分别从汤中取样，后一次的样品一定含有更大比例的寿命长或生育力强或复制精确性高的品种。生物学家谈到生物的进化时，他所谓的进化实质上就是这个意思，而进化的机制是一样的——自然选择。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原始的复制基因分子称为“有生命的”呢？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可以告诉你，“达尔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而你可能会说，“不，牛顿才是最伟大的嘛”。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应该看到，不管我们的争论结果如何，实质上的结论是不受影响的。我们把牛顿或达尔文称为伟大的人物也好，不把他们称为伟大的人物也好，他们两人的生平事迹和成就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同样，复制基因分子的情况很可能就象我所讲的那样，不论我们是否要称之为“有生命的”。我们当中有大多的人不理解字眼仅仅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字典里面的“有生命的”这个词并不一定指世上某一样具体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否把原始的复制基因称为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它们的确是生命的祖先；它们是我们的缔造者。 

　　论点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竞争。达尔文本人也强调过它的重要性，尽管他那时讲的是动物和植物，不是分子。原始汤是不足以维持无限量的复制基因分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地球的面积有限，但其他一些限制性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想象当中，那个起着样板或模型作用的复制基因浮游于原始汤之中，周围存在大量复制拷贝所必需的小构件分子。但当复制基因变得越来越多时，构件因消耗量亦随着大增而供不应求，成为珍贵的资源。不同品种或品系的复制基因必然为了争夺它们而互相搏斗。我们已经研究过什么因素促进那些条件优越的复制基因的繁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条件差一些的品种事实上由于竞争的结果而变得日渐稀少，最后它们中间一些品系难逃绝种的命运。复制基因的各种品种之间发生过你死我活的搏斗。它们不知道它们在进行生存斗争，也不会因之而感到烦恼。复制基因在进行这种斗争时不动任何感情，更不用说会引起哪一方的恶感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确是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因为任何导致产生更高一级稳定性的复制错误，或以新方法削弱对手的稳定性的复制错误，都会自动地得以延续下来并成倍地增长。改良的过程是积累性的。加强自身的稳定性或削弱对手的稳定性的方法变得更巧妙，更富有成效。一些复制基因甚至“发现”了一些方法，通过化学途径分裂对方品种的分子，并利用分裂出来的构件来复制自己的拷贝。这些原始肉食动物在消灭竞争的对手的时候同时摄取食物。其他的复制基因也许发现了如何用化学方法，或把自己裹在一层蛋白质之中来保卫自己。这也许就是第一批生命细胞的成长过程。复制基因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它们自己制造容器，即赖以生存的运载工具。能够生存下来的复制基因都是那些为自己构造了生存机器以安居其中的复制基因。最原始的生存机器也许仅仅是一层保护衣。后来，新竞争对手陆续出现，它们拥有更优良、更有效的生存机器，因此生存斗争随之逐渐激化。生存机器的体积越来越大，其结构也渐臻复杂。这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制基因为了保证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而采用的技巧和计谋也逐渐改进，但这种改进有没有止境呢？用以改良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一千年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怪诞的自我保存机器呢？经过四十亿年，古代的复制基因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它们没有消失，因为它们是掌握生存艺术的老手。但在今日，别以为它们还会浮游于海洋之中了。很久以前，它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在今天，它们群集相处，安稳地寄居在庞大的步履蹒跚的“机器”人体内，与外界隔开来，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过遥控操纵外部世界。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今天，我们称它们为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我们是生存机器，但这里”我们”并不单指人，它包括一切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地球上生存机器的总数很难计算，甚至物种的总数也不得而知。仅就昆虫来说，据估计，现存的物种大约有三百万种，而个体昆虫可能有一百亿亿只。 

　　不同种类的生存机器具有千变万化、种类纷繁的外部形状和内脏器官。章鱼同小鼠毫无共同之处。而这两者又和橡树迥然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化学结构却相当一致，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复制基因，同我们——从大象到细菌——体内的分子基本上同属一种类型。我们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即人们称之为DNA的分子——的生存机器。但生存在世上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因而复制基因制造了大量各种各样的生存机器供其利用。猴子是保存基因在树上生活的机器，鱼是保存基因在水中生活的机器，甚至还有一种小虫，是保存基因在德国啤酒杯草垫中生活的机器。DNA的活动方式真是神秘莫测。 

　　为简便起见，我把由DNA构成的现代基因讲得几乎和原始汤中的第一批复制基因一样。这对论证关系不大，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原始复制基因可能是一种同DNA相近似的分子，也可能完全不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我们不妨说，复制基因的生存机器是在一个较后的阶段为DNA所夺取。如上述情况属实，那么原始复制基因已被彻底消灭，因为在现代生存机器中已毫无它们的踪迹。根据这样的推断，凯恩斯-史密斯（A.G.Cairns-Smith）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祖先，即第一批复制基因可能根本不是有机分子，而是无机的结晶体——某些矿物和小块粘土等。且不论DNA是否是掠夺者，它是今日的主宰，这是毋庸争辩的，除非象我在最后一章中所试图提出来的见解那样，一种新的掠夺力量现在正在兴起。 

　　一个DNA分子是一条由构件组成的长链，这些构件即称为核苷酸的小分子。就同蛋白质分于是氨基酸链一样，DNA分子是核苷酸链。DNA分子大小不能为肉眼所见，但它的确切形状已用间接的方法巧妙地揭示了出来。它由一对核苷酸链组成，两条链相互交织，呈雅致的螺旋形；这就是“双螺旋”或“不朽的螺旋圈”。核苷酸构件仅有四种，可以把它们简称为A，T，C和G。在所有动物和植物中这四种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它们缠绕交织在一起的顺序不一样。人类的G构件同蜗牛的G构件完全相同。但人类构件的序列不仅同蜗牛的不同，而且人类不同个体之间的序列也不相同，虽然在差别程度上略小一些（同卵双胞胎的特殊情况除外）。 

　　我们的DNA寄居在我们体内。它不是集中在体内的某一特定的部分，而是分布在所有细胞之中。人体平均大约由一千万亿（1015）个细胞组成。除某些特殊情况我们可以不予以考虑外，每个细胞都含有该人体的DNA的一套完整的拷贝。这一DNA可以认为是一组有关如何制造一个人体的指令。以核苷酸的A，T，C，G字母表来表示。这种情况就象在一幢巨大的建筑物中，每间房间里都有一只“书橱”，而“书橱”里存放着建筑师建造整幢建筑物的设计图。每个细胞中的这种“书橱”称为胞核。建筑师的这种设计图人类共有46“卷”，我们称它们为染色休。在不同的物种中，其数量也不同。染色体在显微镜下是可见的，形状象一条一条长线。基因就沿着这些染色体有次序地排列着。但要判断基因之间首尾相接的地方却是困难的，而且事实上甚至可能是无意义的。幸好，本章就要表明，这点同我们的论题关系不大。 

　　我将利用建筑师的设计图这一比喻，把比喻的语言同专业的语言随意地混在一起来进行叙述。“卷”同染色体这两个词将交替使用。而“页”则同基因暂且互换使用，尽管基因相互之间的界线不象书页那样分明。我们将在很长的篇幅中使用这一比喻。待这一比喻不能解决问题时，我将再引用其他的比喻。这里顺便提一下，当然是没有“建筑师”这回事，DNA指令是由自然选择安排的。 

　　DNA分子做的两件重要事情是：第一，它们进行复制，就是说进行自身复制。自有生命以来，这样的复制活动就从未中断过。现在DNA分子对于自身复制确已技巧精湛，驾轻就熟了。一个成年人，全身有1015个细胞，但在胚胎时，最初只是一个单细胞，拥有建筑师蓝图的一个原版拷贝。这个单细胞一分为二，两个细胞各自把自己的那卷蓝图拷贝接受了过来。细胞依次再按4，8，16，32等倍数分裂，直到几十亿。每次分裂，DNA的蓝图都毫不走样地拷贝了下来，极少发生差错。 

　　讲DNA的复制只是一个方面。但如果DNA真的是建造一个人体的一套蓝图的话，又如何按蓝图开展工作呢？它们将如何转变成人体的组织呢？这就是我要讲的DNA 做的第二件重要事情。它间接地监督制造了种不同种类的分子——蛋白质。在前一章中提到过的血红蛋白就是种类极为繁多的蛋白质分子中的一个例子。以四个字母构成的核苷酸字母表所表示的DNA密码信息，通过机械的简单形式翻译成另一种字母表。这就是拼写出的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字母表。 

　　制造蛋白质似乎同制造人体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它却是向制造人体这一方向前进的最初一小步。蛋白质不仅是构成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还对细胞内一切化学过程进行灵敏的控制，在准确的时间和准确的地点，有选择地使这种化学过程继续或停止。这一过程最后到底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婴儿说来话长，胚胎学家要化费几十年，也许几世纪的时间才能研究出来。但这一过程发展的最后结果是个婴儿，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基因确实间接地控制着人体的制造，其影响全然是单向的：后天获得的特性是不能遗传的。不论你一生获得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绝不会有点滴经由遗传途径传给你的子女。新的一代都是从零开始。人体只不过是基因保持自己不变的一种手段。 

　　基因控制胚胎发育这一事实在进化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意味着，基因对其自身的今后生存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因为它们的生存要取决于它们寄居其中，并帮助建造的人体的效能。很久以前，自然选择是由自由漂浮在原始汤中的复制基因的差别性生存所构成。如今，目然选择有利于能熟练地制造生存机器的复制基因，即能娴熟地控制胚胎发育的基因。在这方面，复制基因和过去一样是没有自觉性和目的性的。相互竞争的分子之间那种凭借各自的长寿、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的能力来进行的自动选择，象在遥远的时代一样，仍在盲目地、不可避免地继续。基因没有先见之明，它们事先并不进行筹划。基因就是如此，某些基因比其他一些基因更甚。情况就是这样。但决定基因长寿和生殖力的特性并不象原来那样简单，远远不是那样简单。 

　　近年来（指过去的六亿年左右），复制基因在建造生存机器的工艺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肌肉、心脏和眼睛（经历几次单独的进化过程）。在那以前，作为复制基因，它们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已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如果要想将我们的论证继续下去的话，我们需要对此有所了解。 

　　关于现代复制基因，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具有高度群居性。生存机器是一种运载工具，它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基因而是成千上万。制造人体是一种相互配合的、错综复杂的冒险事业，为了共同的事业，某一个基因所作出的贡献和另一个基因所作出的贡献几乎是分不开的。一个基因对人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影响。人体的某一部分会受到许多基因的影响，而任何一个基因所起的作用都依赖于同许多其他基因间的相互作用。某些基因充当主基因，控制一组其他基因的活动。用比拟的说法，就是蓝图的任何一页对建筑物的许多不同部分都提供了参考内容，而每一页只有作为和其他许多页的相互参照的资料才有意义。 

　　基因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可能会使你感到迷惑不解，我们为什么要用“基因”这个词呢？为什么不用象“基因复合体”（gene complex）这样一个集合名词呢？我们认为，从许多方面来讲，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把基因复合体想象为分成若干相互分离的复制基因也是讲得通的。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性现象的存在。有性生殖具有混和基因的作用，就是说任何一个个体只不过是寿命不长的基因组合体的临时运载工具。任柯一个个体的基因组合（combination）的生存时间可能是短暂的，但基因本身却能够生存很久。它们的道路相互交叉再交叉，在延续不断世代中一个基因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位，它通过一系列的个体的延续生存下去。这就是本章将要展开的中心论题。我所非常尊重的同事中有些人固执地拒绝接受这一论点。因此，如果我在论证时好象有点噜苏，那就请原谅吧！首先我必须就涉及性的一些事实扼要地加以阐明。 

　　我曾讲过，建造一个人体的蓝图是用46卷写成的。事实上，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随讲法。真实情况是相当离奇的。46条染色体由23对染色体构成。我们不妨说每个细胞核内都存放着两套23卷的可相互替换的蓝图。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卷1a卷1b，卷2a卷2b……直至卷23a卷23b。当然我用以识别每一卷以及此后的每一页的数字是任意选定的。 

　　我们从父亲或母亲那里接受每一条完整的染色体，它们分别在精巢和卵巢内装配而成。比方说卷1a，卷2a，卷》a……来自父亲，卷1b，卷2b，卷3b……来自母亲。尽管实际上难以办到，但理论上你能够用一架显微镜观察你的任何一个细胞内的46条染色体，并区别哪23条是来自父亲，哪23条是来自母亲。 

　　其实成对的染色体并不终生贴在一起，甚至相互也不接近。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讲它们是“成对”的呢？说它们是成对的意思是：可以认为原先来自父亲的每一卷都能够逐页地直接代替原先来自母亲的对应的某一卷。举例说，卷13a的第六页和卷13b的第六页可能都是“管”眼睛的颜色的，也许其中上页说的是“蓝色”，而另外一页说的是“棕色”。有时可供替换的两页是全似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如在我们举的眼睛颜色的例子中，它们互相不同。如果它们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推荐”，人体怎么办呢？有各押不同的结果。有时这一页的影响大于另一页。在刚才所举的眼睛颜色的例子中，这个人实际上可能是生了一双棕色的眼睛，因为制造蓝色眼睛的指令可能在建造人体的过程中被置之不理。尽管如此，这不会阻止制造蓝眼睛的指令继续传递到后代去。一个这样被置之不理的基因我们称它为隐性基因。与隐性基因相对的是显性基因。管棕色眼睛的基因与管蓝色眼睛的基因相比，前者处干优势。只有相关页的两个拷贝都一致推荐蓝眼睛，一个人才会得到一双蓝眼睛。更常见的情况是，两个可供替换的基因不全似时，结果是达成某种类型的妥协——把人体建成一个居间的模样，或一种完全不同的模样。 

　　当两个基因，如管棕色眼睛基因和管蓝色眼睛基因，争夺染色体上的同一个位置时，我们把其中一个称为另一个的等位基因。为了我们的目的，等位基因同竞争对手是同义词。试把建筑师一卷一卷的蓝图想象成一本本的活页夹，其中的活页能够抽出并能互相交换。每一本卷13必然会有一张第六页，但好几张第六页都能进入活页夹，夹在第五页同第七页之间。一个版本写着“蓝色眼睛”；另一个版本可能写着“棕色眼睛”：整个种群中还可能有其他一些版本写出其他的颜色如绿色。也许有六个可供替换的等位基因占据着分散于整个种群里的第十三条染色体的第六页的位置。每人只有两卷卷13染色体。因此，在第六页的位置上最多只能有两个等位基因。如一个有蓝眼睛的人，他可能有同一个等位基因的两个拷贝，或者他可以在整个种群里的六个可供替换的等位基因当中任选两个。 

　　当然你不可能真的到整个种群的基因库里去选择自己的基因。任何时候，全部基因都在个体生存机器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每人在胚胎时就接受了全部基因，对此我们无能为力。然而从长远来讲，把整个种群的基因统称为基因库还是有意义的。事实上这是遗传学家们所用的一个专门术语。基因库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抽象概念，因为性活动把基因混合起来，尽管这是一个经过仔细安排的过程。特别是类似从活页夹中把一页页、一迭迭抽出并相互交换的情况的确在进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已经叙述了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新细胞的正常分裂情况。每个分裂出来的细胞都接受了所有46条染色体的一份完整拷贝。这种正常的细胞分裂称为有丝分裂。但还有一种细胞分裂叫作减数分裂。减数分裂只发生在性细胞即精子和卵子的产生过程中。精子和卵子在我们的细胞中有其独特的一面，那就是它们只有23条，而不是46条染色体。这个数字当然恰巧是46的一半。这对它们受精或授精之后融合在一起以便制造一个新个体是何等的方便！减数分裂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细胞分裂，只发生在精巢和卵巢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具有完整的双倍共46条染色休的细胞，分裂成只有单倍共23条染色体的性细胞（皆以人体的染色体数目为例）。 

　　一个有23条染色体的精子，是由精巢内具有46条染色体的一个普通细胞进行减数分裂所产生。到底哪23条染色体进入一个精子细胞呢？一个精子不应得到任何的23条染色体，这点显然很重要，也即它不可以有两个拷贝的卷13，而卷17却一个拷贝也没有。一个个体可以把全部来自其母亲的染色体赋予他的一个精子（即卷1b，卷2b，卷3b……卷23b），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中，一个以这类精子受孕的儿童，她的一半基因是继承其祖母的，而没有继承其祖父的。但事实上这种总额的全染色体的分布是不会发生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请不要忘记，一卷卷的蓝图（染色体）是作为活页夹来看待的。在制造精子期间，某一卷蓝图的许多单页或者说一迭一迭的单页被抽出并和可供替换的另一卷的对应单页相互交换。因此，某一具体精子细胞的卷1的构成方式可能是前面六十五页取自卷1a，第六十六页直到最后一页取自卷1b。这一精子细胞的其他22卷以相似的方式组成。因此，即使一个人的所有精子的23条染色体都是由同一组的46条染色体的片断所构成，他所制造的每一个精子细胞却都是独特的。卵子以类似的方式在卵巢内制造，而且它们也各具特色，都不相同。 

　　实际生活里的这种混合构成法已为人们所熟知。在精子（或卵子）的制造过程中，每条父体染色体的一些片断分离出来，同完全相应的母体染色体的一些片断相互交换位置（请记住，我们在讲的是最初来自制造这个精子的某个体的父母的染色体，也即由这一精子受精最终所生的儿童的祖父母的染色体）。这种染色体片断的交换过程称为交换（crossover）。这是对本书全部论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用显微镜观察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精子（如果是女性。即为卵子）的染色体，并试图去辨认哪些染色体本来是父亲的，哪些本来是母亲的，这样做将会是徒劳的（这同一般的体细胞形成鲜明对照，见第33页）。精子中的任何一条染色体都是一种凑合物，即母亲基因同父亲基因的嵌合体。 

　　以书页比作基因的比喻从这里开始不能再用了。在活页夹中，可以将完整的一页插进去、拿掉或交换，但不足一页的碎片却办不到。但基因复合体只是一长串核苷酸字母，并不明显地分为一些各自分离的书页。当然蛋白质链信息的头和蛋白质链信息的尾都有专门符号，即同蛋白质信息本身一样，都以同样四个字母的字母表表示。在这两个标点符号之间就最制造一个蛋白质的密码指令。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一个基因理解为头和尾符号之间的核苷酸字母序列和一条蛋白质链的编码。我们用顺反子（cistron）这个词表示具有这样定义的单位。有些人将基因和顺反子当作可以相互通用的两个词来使用。但交换却不遵守顺反子之间的界限。不仅顺反子之间可以发生分裂，顺反子内也可发生分裂。就好象建筑师的蓝图是画在46卷自动收报机的纸条上，而不是分开的一页一页的纸上一样。顺反子无固定的长度。只有看纸条上的符号，寻找信息头和信息尾的符号才能找到前一个顺反子到何处为止，下一个顺反子在何处开始。交换表现为这样的过程：取出相配的父方同母方的纸条，剪下并交换其相配的部分，不论它们上面画的是什么。 

　　本书书名中所用的基因这个词不是指单个的顺反子，而是某种更细致复杂的东西。我下的定义不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但对于基因又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即使有，定义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定义下得既明确而又不模棱两可，按我们喜欢的方式给一个词下一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的定义也未尝不可。我要用的定义来源于威廉斯。基因的定义是：染色体物质的任何一部分，它能够作为一个自然选择的单位连续若干代起作用。用前面一章中的话来说，基因就是进行高度精确复制的复制基因。精确复制的能力是通过拷贝形式取得长寿的另一种讲法，我将把它简称为长寿。这一定义的正确性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无论根据何种定义，基因必须是染色体的一部分。问题是这一部分有多大，即多少长的自动收报机用的纸条？让我们设想纸条上相邻密码字母的任何一个序列；称这一序列为遗传单位。它也许是一个顺反子内的只有十个字母的序列；它也许是一个有八个顺反子的序列；可能它的头和尾都在顺反子的中段。它一定会同其他遗传单位相互重迭。它会包括更小的遗传单位，而且也会构成更大遗传单位的一部分。且不论其长短如何，为了便于进行现在的论证起见，我们就称之为遗传单位。它只不过是染色体的一段，同染色体的其余部分无任何实质性差别。 

　　现在，下面这点是很重要的：遗传单位越短，它生存的时间——以世代计——可能就越长。特别是它被一次交换所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小。假定按平均数计算，减数分裂每产生一个精子或卵子，整条染色体就有可能经历一次交换，而且这种交换可能发生在染色体的任何一段上。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遗传单位，比如说是染色体的一半长，那么每次发生减数分裂时，这一遗传单位分裂的机会是50%。如果我们所设想的这一遗传单位只有染色体的1%那么长，我们可以认为，在任何一次减数分裂中，它分裂的机会只有1%。这就是说，这一遗传单位能够在该个体的后代中生存许多代。一个顺反子很可能比一条染色体的1%还要短得多。甚至一组相邻的几个顺反子在被交换所分解之前能够活上很多代。 

　　遗传单位的平均估计寿命可以很方便地用世代来表示，而世代也可转换为年数。如果我们把整条染色体作为假定的遗传单位，它的生活史也只不过延续一代而已。现在假定8a是你的染色体，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么它是在你受孕之前不久，在你父亲的一个精巢内制造出来的。在此之前，世界有史以来，它从未存在过。这个遗传单位是减数分裂混合过程的产物，即将你祖父和祖母的一些染色体片段撮合在一起。这一遗传单位被置于某一具体精子内，因而它是独特的。这个精子是几百万个精子中的一个，它随这支庞大的微型船船队扬帆航行，驶进你的母体。这个具体的精子（除非你是非同卵的双胞胎）是船队中唯一在你母亲的一个卵子中找倒停泊港的一条船。这就是你所以存在的理由。我们所设想的这一遗传单位，即你的8a染色体，开始同你的遗传物质的其他部分一起进行自身复制。现在它以复制品的形式存在于你的全身。但在轮到你要生小孩时，就在你制造卵子（或精子）时，这条染色体也随之被破坏。这条染色体的一些片断将同你母亲的8b染色体的一些片断相互交换。在任何一个性细胞中将要产生一条新生的染色体8，它比老的可能“好些”，也可能“坏些”。但除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巧合，否则它肯定是与众不同的，是独一无二的。染色体的寿命是一代。 

　　一个较小的遗传单位，比方说是你的染色体8a的1%那么长，它的寿命有多长呢？这个遗传单位也是来自你的父亲，但很可能原来不是在他体内装配的。根据前面的推理，99%的可能是他从父亲或母亲那里完整无缺地接受过来的。现在我们就假设是从他的母亲，也就是你的祖母那里接受来的。同样99%的可能她也是从她的父亲或母亲那里完整无缺地接受来的。如果我们追根寻迹地查考一个遗传小单位的祖先，我们最终会找到它的最初创造者。在某一个阶段，这一遗传单位肯定是在你的一个祖先的精巢或卵巢内首次创造出来的。 

　　让我再重复讲一遍我用的“创造”这个词所包含的颇为特殊的意义。我们设想的那些构成遗传单位的较小亚单位可能很久以前就已存在了。我们讲遗传单位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创造的，意思只是说，构成遗传单位的那种亚单位的特殊排列方式在这一时刻之前不存在。也许这一创造的时间相当近，例如就在你祖父或祖母体内发生的。但如果我们设想的是一个非常小的遗传单位，它就可能是由一个非常遥远的祖先第一次装配的，它也许是人类之前的一个类人猿。而且你体内的遗传小单位今后同样也可以延续很久，完整无缺地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同样不要忘记的是，一个个体的后代不是单线的，而是有分枝的。不论“创造”你的这一特定短染色体8a的是你哪位祖先，他或她，除你之外，很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后代。你的一个遗传单位也可能存在于你的第二代堂（表）兄弟或姐妹体内。它可能存在于我体内，存在于内阁总理的体内，也可能存在于你的狗的体内。因为如果我们上溯得足够远的话，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就是这个遗传小单位也可能是碰巧经过几次独立的装配：如果这一遗传单位是小的，这种巧合不是十分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一个近亲，也不太可能同你共有一整条染色体。遗传单位越小，同另外一个个体共有一整条染色休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以拷贝的形式在世上体现许多次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些先前存在的亚单位，通过交换偶然聚合在一起是组成一个新的遗传单位的通常方式。另外一个方式称为基因点突变（point mutation）。这种方式虽然少见，但在进化上具有重大意义。一个基因点突变就相当于书中单独一个字母的印刷错误。这种情况尽管不多，但显而易见，遗传单位越长，它在某点上被突变所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一种不常见的，但具有重要远期后果的错误或突变叫做倒位。染色体把自身的一段在两端分离出来，头尾颠倒后，按这种颠倒的位置重新连接上去。按照先前的类比方法，有必要对某些页码重新进行编号。有时染色体的某些部分不单单是倒位，而是连接到染色体完全不同的部位上，或者甚至和一条完全不同的染色体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形如同将一本活页夹中的一迭活页纸换到了另一本中去。虽然这种类型的错误通常是灾难性的，但它有时能使一些碰巧在一起工作得很好的遗传物质的片段紧密地结成连琐，这就是其重要性之所在。也许以倒位方式可以把两个顺反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有益的效果，即以某种方式互相补充或互相加强。然后，自然选择往往有利于以这种方式构成的新“遗传单位”，因此这种遗传单位将会在今后的种群中扩散开来。基因复合体在过去悠久的年代中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全面地进行再排列或”编辑”的。 

　　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涉及称为拟态（mimicry）的现象。某些蝴蝶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怪味，它们的色彩通常是鲜艳夺目，华丽异常。鸟类就是惜它们这种“警戒性”的标志学会躲避它们的。于是一些并无这种令人厌恶怪味的其他种蝴蝶就乘机利用这种现象。它们模拟那些味道怪异的蝴蝶。于是它们生下来就具有和那些味道怪异的蝴蝶差不多的颜色和形状，但味道不同。它们时常使人类的博物学家上当，也时常使鸟类上当。一只鸟如果吃过真正有怪异味道的蝴蝶，通常就要避开所有看上去一样的蝴蝶，模拟者也包括在内。因此自然选择有利于能促进拟态行为的基因。拟态就是这样进化来的。 

　　“味道怪异”的蝴蝶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它们看上去并不都是一样。一个模拟者不可能象所有的“味道怪异”的蝴蝶。因此，它们必需模拟某一特定味道怪异的蝴蝶种类。任何具体的模拟者种类一般都专门善于模仿某一具体的味道怪异的种类。但有些种类的模拟者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行为。这些种类中的某些个体模仿某一味道怪异的种类，而其他一些个体则模仿另外一个种类。任何个体，如果它是中间型的或者试图两个种类都模仿，它很快就会被吃掉。但蝴蝶不会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体要么肯定是雄性，要么肯定是雌性，同样，一个个体的蝴蝶要么模仿这一味道怪异的种类，要么模仿另外一种。一个蝴蝶可能模仿种类A，而其“兄弟”可能模仿种类B。 

　　一个个体是模仿种类A还是模仿种类B，看来似乎只取决于一个基因。但一个基因怎么能决定模拟的各个方面——颜色，形状，花纹的样式，飞行的节奏呢？回答是，一个理解为顺反子的基因大概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倒位和遗传物质的其他偶然性的重新排列所完成的无意识的和自动的“编辑工作”，一大群过去分开的旧基因得以在一条染色体上结合成一个紧密的连锁群。整个连锁群象一个基因一样行动（根据我们的定义，它现在的确是一个单一的基因）。它也有一个“等位基因”，这等位基因其实是另外一个连锁群。一个连锁群含有模仿种类A的顺反子，而另一个连锁群则含有模仿种类B的顺反子。每一连锁群很少被交换所分裂，因此在自然界中从未见到中间型的蝴蝶。但如果在实验室内大量喂养蝴蝶，这种中间型偶尔也会出现。 

　　我用基因这个词来指一个遗传单位，单位之小足以延续许多代，而且能以许多拷贝的形式在周围散布。这不是一种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死板僵化的定义，而是象“大”或“老”的定义一样，是一种含意逐渐模糊的定义。一段染色体越是容易被交换所分裂，或被各种类型的突变所改变，它同我所谓的基因在意义上就越不相符。一个顺反子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基因，但比顺反子大些的单位也应算基因。十二个顺反子可能在一条染色体上相互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能长久存在的遗传单位。蝴蝶里的拟态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顺反子离开一个个体进入下一代，在它们乘着精子或卵子进入下一代时，它们可能发现小船还载有它们在前一次航行时的近邻。这些近邻就是在这次开始于遥远的祖先体内的漫长航行中，它们曾与之同船的伙伴。同一条染色体上相邻的顺反子组成一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旅行伙伴，减数分裂的时机一到，它们经常能够登上同一条船，分开的情况很少。 

　　严格他说，本书既不应叫做自私的顺反子，也不应叫做自私的染色体，而应命名为略为自私的染色体大段和甚至更加自私的染色体小段。但应该说，这样的书名至少是不那么吸引人。既然我把基因描绘成能够延续许多世代的一小段染色体，因此，我以《自私的基因》作为本书的书名。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章结尾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称得上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的实体中，都会发现自私性。我们也已看到，有人认为物种是自然选择单位，而另有些人则认为物种中的种群或群体是自然选择单位，还有人认为个体是自然选择单位。我曾讲过，我宁可把基因看作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因而也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我刚才所做的就是要给基因下这样的定义，以便令人信服地证明我的论点的正确性。 

　　自然选择的最普通形式是指实体的差别性生存。某些实体存在下去，而另一些则死亡。但为了使这种选择性死亡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一个附加条件必须得到满足。每个实体必须以许多拷贝的形式存在，而且至少某些实体必须有潜在的能力以拷贝的形式生存一段相当长的进化时间。小的遗传单位有这种特性，而个体、群体和物种却没有。孟德尔（Gregor Mendel）证明，遗传单位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分割和独立的微粒。这是他的一项伟大的成就。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讲法未免有点过分简单。甚至顺反子偶然也是可分的，而且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任何两个基因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我刚才所做的就是要把基因描绘为一个这样的遗传单位，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近不可分的颗粒性这一典型。基因并不是不可分的，但很少分开。基因在任何具体个体中要么肯定存在要么肯定不存在。一个基因完整无损地从祖父母传到孙子女，迳直通过中间世代而不同其他基因混合。如果基因不断地相互混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自然选择就是不可能的了。顺便提一句，这一点还在达尔文在世时就已被证实，而且使达尔文感到莫大的忧虑。因为那时人们认为遗传是一个混和过程。孟德尔的发现那时已经发表，这本来是可以解除达尔文的焦虑的，但天啊，他却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达尔文和孟德尔都去世之后许多年，似乎才有人读到这篇文章。孟德尔也许没有认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否则他可能会写信告诉达尔文的。 

　　基因的颗粒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会衰老，即使是活了一百万年的基因也不会比它仅活了一百年更有可能死去。它一代一代地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为了它自己的目的，操纵着一个又一个的个体；它在一代接一代的个体陷入衰老死亡之前抛弃这些将要死亡的个体。 

　　基因是不朽的，或者更确切他说，它们被描绘为接近于值得赋予不朽称号的遗传实体。我们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体生存机器，期望能够多活几十年，但世界上的基因可望生存的时间，不是几十年，而是以千百万年计算。 

　　在有性生殖的物种中，作为遗传单位的个体因为体积太大而且寿命也太短，而不能成为有意义的自然选择单位。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甚至是更大的单位。在遗传学的意义上，个体和群体象天空中的云彩，或者象沙漠中的尘暴。它们是些临时的聚合体或联合体，在进化的过程中是不稳定的。种群可以延续一个长时期，但因为它们不断地同其他种群混合，从而失去它们的特性。它们也受到内部演化的影响。一个种群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自然选择的单位，因为它不是一个有足够独立性的实体。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也不足，不能优先于其他种群而被“选怪”。 

　　一个个体在其持续存在时看起来相当独立，但很可惜，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呢？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在每个实体仅有一个拷贝的情况下，在实体之间进行选择是不可能实现进化的！有性生殖不等于复制。就象一个种群被其他种群所玷污的情况一样，一个个体的后代也会被其配偶的后代所玷污，你的子女只一半是你，而你的孙子孙女只是你的四分之一。经过几代之后，你所能指望的，最多是一大批后代，他们之中每个人只具有你的极小一部分——几个基因而已，即使他们有些还姓你的姓，情况也是如此。 

　　个体是不稳定的，它们在不停地消失。染色体也象打出去不久的一副牌一样，混和以致被湮没。但牌本身虽经洗牌而仍存在。这里，牌就是基因。基因不会被交换所破坏，只是调换伙伴再继续前进。它们继续前进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它们的本性。它们是复制基因，而我们则是它们的生存机器。我们完成我们的职责后就被弃之一旁，但基因却是地质时代的居民：基因是永存的。 

　　基因象钻石一样长存，但同钻石长存的方式又不尽相同。长存的一块块的钻石水晶体，它们以不变的原子模型存在。但DNA分子不具备这种永恒性。任何一个具体的DNA分子的生命都相当短促，也许只有几个月时间，但肯定不会超过一个人的一生时间。但一个DNA分子在理论上能够以自己的拷贝形式生存一亿年。此外，一个具体基因的拷贝就象原始汤中的古代复制基因一样，可以分布到整个世界。所不同的是，这些基因拷贝的现代版本都有条不紊地装人了生存机器的体内。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强调，基因通过拷贝形式的存在几乎是永恒的，这种永恒性表明了基因的特性。将基因解释为一个顺反子适用于某些论题，但运用于进化论，定义就需要扩大。扩大的程度则取决于定义的用途。我们需要找到自然选择的一个切合实际的单位。要做到这点，首先要鉴别出一个成功的自然选择单位必须具备哪些特性。用前面一章的话说，这些特性是：长寿，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那么我们只要直截了当地把“基因”解释为了个至少有可能拥有上述三种特性的最大的实体。基因是一个长久生存的复制基因，它以许多重复拷贝的形式存在着。它并非无限期地生存下去。严格他说，甚至钻石也不是永恒的，顺反子甚至也能被交换一分为二。按照定义，基因是染色体的一个片段，它要短得使其能够延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自然选择单位而发生作用。 

　　确切地说，到底多长才算“足够长的时间”呢？这并没有严格的规定。问题取决于自然选择的“压力”达到多大的严峻程度。就是说，要取决于一个“坏的”遗传单位死亡的可能性比它的“好的”等位基因大到多大程度。这个问题牵涉到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各异的定量方面的细节。自然选择最大的切合实际的单位——基因，一般界于顺反子同染色休之间。 

　　基因之成为合适的自然选择基本单位，其原因在于它的潜在的永恒性。现在是强调一下“潜在的”这个词的时候了。一个基因能生存一百万年，但许多新的基因甚至连第一代也熬不过。少数新基因成功地生存了一代，部分原因是它们运气好，但主要是由于它们具有一套看家本领，就是说它们善于制造生存机器。这些基因对其寄居其中的一个个连续不断的个体的胚胎发育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就使得这个个体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要比其处在竞争基因或等位基因影响下的可能性稍大一些。举例说，一个”好的”基因往往赋予它所寄居其中的连续不断的个体以长腿，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因为长腿有助于这些个体逃避捕食者。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具普遍意义。因为长腿毕竟不是对谁都有好处的。对鼹鼠来说，长腿反而是一种累赘。我们能不能在所有好的（即生存时间长的）基因中找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而不要使我们自己纠缠在烦琐的细节中呢？相反，什么是能够立即显示出”坏的”即生存短暂的基因的特性呢？这样的共同特性也许有一些，但有一种特性却同本书特别有关，即在基因的水平上讲，利他行为必然是坏的，而自私行为必定是好的。这是从我们对利他行为和自私行为的定义中得出的无情结论。基因为争取生存，直接同它们的等位基因竞争，因为在基因库中，它们看等位基因是争夺它们在后代染色体上的位置的对手。这种在基因库中牺牲其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基因，我再噜苏一句，按照我们的定义，往往都会生存下去。因此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木单位。 

　　本章的主要内容已叙述完毕，但我一笔带过了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及一些潜在的假设。第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已扼要地提到过。不论基因在世世代代的旅程中多么独立和自由，但它们在控制胚胎发育方面并不是那么非常自由和独立的行为者。它们以极其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同时又和外部环境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诸如“长腿基因”或者“利他行为基因”这类表达方式是一种简便的形象化讲法，但理解它们的含义是重要的。一个基因，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造一条腿，不论是长腿或是短腿。构造一条腿是多基因的一种联合行动。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实际上腿毕竟是由食物铸造出来的！但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往往使腿生得比在它的等位基因的影响下生长的腿长一些。 

　　作为一种类比，请想象一下如硝酸盐那一种肥料对小麦生长的影响。小麦这种植物施以硝酸盐要比不施硝酸盐长得大，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恐怕没有这样的傻瓜会宣称，单靠硝酸盐能生长小麦。种子、土壤、阳光、水分以及各种矿物质显然同样不可缺少。但如果上述的其他几种因素都是稳定不变的，或者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有某些变化，硝酸盐这一附加因素能使小麦长得更大一些。单个基因在胚胎发育中的作用也是如此。控制胚胎发育的各种关系象蜘蛛网一样交织连锁在一起，非常错综复杂，我们最好不要去间津。任何一个因素，不论是遗传上的或环境上的，都不能认为是导致婴儿某部分形成的唯一“原因”。婴儿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几乎是无穷数量的先前因素（antecedent causes）。但这一婴儿同另一婴几之间的差别，如腿的长短差别，可以很容易地在环境或基因方面追溯到一个或几个先前差别（antecedent differences）。就是这些差别才真正关系到生存竞争和斗争；对进化而言，起作用的是受遗传控制的差别。 

　　就一个基因而言，它的许多等位基因是它的不共戴天的竞争者，但其余的基因只是它的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温度、食物、捕食者或伙伴是它的环境一样。基因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它的环境，而这一所谓环境也包括其余的基因。有时，一个基因在另一个特定基因在场的情况下所发挥的是一种作用，而在另一组伙伴基因在场的情况下所发挥的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一个个体的全部基因构成一种遗传气候或背景，它调整和影响任何一个具体基因的作用。 

　　但现在我们似乎有一种佯谬现象。如果建造一个婴儿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的相互配合的冒险事业，如果每一个基因都需要几千个伙伴基因配合共同完成它的任务，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把这种情况同我刚才对不可分的基因的描述一致起来呢？我曾说，这些不可分的基因象永生的小羚羊一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从一个个体跳跃到另一个个体：它们是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地追求生命的自私行为者，难道这都是一派胡言吗？丝毫也不是。也许我为了追求词藻绚丽的章句而有点神魂颠倒，但我绝不是在胡言乱语，事实上也不存在真正的佯谬。我可以用另外一个类比的方法来加以说明。 

　　单靠一个划奖能手在牛津和剑桥的划船竞赛中是赢不了的。他需要有八个伙伴。每个划手都是一个专门家，他们总是分别在特定的位置上就坐——前桨手或尾桨手或艇长等。划船是一项相互配合的冒险行动，然而有些人划船比另一些人划得好。假使有一位教练需要从一伙候选人中挑选他理想的船员，这些船员中有的人必须是优秀的前桨手，其他一些人要善于执行艇长的职务等等。现在我们假设这位教练是这样挑选的：他把应试的船员集合在一起，随意分成三队，每一队的成员也是随意地安排到各个位置上，然后让这三条船展开对抗赛。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都有新的阵容。几周之后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赢得胜利的赛艇，往往载有相同的那几个人。他们被认为是划桨能手。其他一些人似乎总是在划得较慢的船队里，他们最终被淘汰。但即使是一个出色的划桨手有时也可能落入划得慢的船队中。这种情况不是由于其他成员技术差，就是由于运气不好，比如说逆风很大。所谓最好的划桨手往往出现在得胜的船上，不过是一种平均的说法。 

　　划桨手是基因。争夺赛艇上每一位置的对手是等位基因，它们有可能占据染色体上同一个位置。划得快相当于建造一个能成功地生存的个体。风则相当于外部环境。候选人这个整体是基因库。就任何个体的生存而言，该个体的全部基因都同舟共济。许多好的基因发现自己与一群坏的基因为伍，它正在同一个致死基因共一个个体。这一致死的基因把这一尚在幼年时期的个体扼杀。这样，好的基因也就和其余基因同归于尽。但这仅是一个个体，而这个好的基因的许多复本却在其他没有致死基因的个体中生存了下来。许多好基因的拷贝由于碰巧与坏基因共一个个体而受累；还有许多由于其他形式的厄运而消亡，如它们所寄居的个体被雷电所击。但按照我们的定义，运气不论好坏并无规律可循，一个一贯败阵的基因不能怪它的运气，它本来就是个坏的基因。 

　　好桨手的特点之一是相互配合好，即具有同其余桨手默契配合的能力。对于划船来讲，这种相互配合的重要性，不下于强有力的肌肉。我们在有关蝴蝶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自然选择可能以倒位的方式、或染色体片段的其他活动方式无意识地对一个基因复合体进行“编辑”。这样就把配合得很好的一些基因组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群体。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一些实际上并不相互接触的基因也能够通过选择的过程来发挥其相容性（mutual compatibility）。一个基因在以后历代的个体中将会与其他的基因，即基因库里的其他基因相遇，如果它能和这些基因中的大多数配合得很好，它往往从中得到好处。 

　　举例说，有效的肉食动物个体要具备几个特征，其中包括锋利的切嚼牙齿，适合消化肉类的肠胃，以及其他许多特征。但另一方面，一个有效的草食动物却需要偏平的磨嚼牙齿，以及一副长得多的肠子，其消化的化学过程也不同。在草食动物的基因库中，任何基因，如果它赋于其”主人”以锋利的食肉牙齿是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这倒不是因为食肉对谁来说都是一种坏习惯，而是因为除非你有合适的肠子，以及一切食肉生活方式的其他特征，否则，你就无法有效地吃肉类。因此，影响锋利的食肉牙齿形成的基因并非本来就是坏基因。只有在草食动物种种特征形成的基因所主宰的基因库中，它们才算是坏基因。 

　　这是个复杂的微妙的概念。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一个基因的“环境”主要由其他基因组成。而每一个这样的基因本身又依它和它的环境中的其他基因配合的能力而被选择。适合于说明这种微妙概念的类比是存在的，但它并非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它同人类的“竞赛理论”相类似，这种类比法将在第五章讲到个体动物间进行的进犯性对抗时加以介绍。因此，我把这点放到第五章的结尾处再进一步讨论。现在我回过头来继续探讨本章的中心要义。这就是，最好不要把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看作是物种，或者是种群，甚至是个体；最好把它看作是遗传物质的某种小单位。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简称为基因。前面已经讲过，这个论点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假设：基因能够永存不朽，而个体以及其他更高级的单位的寿命都是短暂的。这一假设以下面两个事实为依据：有性生殖和交换；个体的消亡。这是两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去追问一下：为什么它们是事实。我们以及大多数的其他生存机器为什么要进行有性生殖？为什么我们的染色体要进行交换？而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永生？ 

　　我们为什么要老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具体细节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除各种特殊原因之外，有人提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原因。例如有一种理论认为，衰老标志着一个个体一生中发生的有害的复制错误以及其他种类的基因损伤的积累。另外一种理论为梅达沃（Peter Medawar）爵士所首创，它是按照基因选择的概念思考进化问题的典范。他首先摈弃了此类传统的论点：“老的个体之死亡属于对物种其他成员的一种利他主义行为。因为假如他们衰老得不能再生殖还留恋尘世，他们就会充塞世界对大家都无好处。”梅达沃指出，这是一种以假定为论据的狡辩。因为这种论点，以它必须证实的情况作为假定，即年老的动物衰老得不能再生殖。这也是一种类似群体选择或物种选择的天真的解释方法，尽管我们可以把有关部分重新讲得更好听一些。梅达沃自己的理论具有极好的逻辑性，我们可以将其大意综述如下： 

　　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哪些是“好的”基因的最普遍的特性。我们认为“自私”是其中之一。但成功的基因所具有的另一个普遍特性是，它们通常把它们的生存机器的死亡至少推迟至生殖之后。毫无疑问，你有些堂兄弟或伯祖父是早年夭折的，但你的祖先中一个也没有是幼年夭拆的。祖先是不会年幼丧生的。 

　　促使其个体死亡的基因称为致死基因。半致死基因具有某种使个体衰弱的作用，这种作用增加了由于其他因素而死亡的可能性。任何基因都在生命的某一特定阶段对个体施加其最大的影响，致死和半致死基因也不例外。大部分基因是在生命的胚胎期间发生作用的，有些是在童年，有些是在青年，有些是在中年，而还有一些则是在老年。请思考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一条毛虫和由它变成的蝴蝶具有完全相同的一组基因。很明显，致死基因往往被从基因库中清除掉。但同样明显的是，基因库中的晚期活动的致死基因要比早期活动的致死基因稳定得多。假如一个年纪较大的个体有足够的时间至少进行过若干次生殖之后，致死基因的作用才表现出来，那么这一致死基因在基因库中将仍旧是成功的。例如，使老年个体致癌的基因可以遗传给无数的后代，因为这些个体在生癌之前就已生殖。而另一方面，使青年个体致癌的基因就不会遗传给佷多的后代；使幼儿得致死癌症的基因就不会遗传给任何后代。根据这一理论，年老体衰只是基因库中晚期活动致死基因同半致死基因的一种积累的副产品。这些晚期活动的致死和半致死基因之所以有机会穿过了自然选择的网，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在晚期活动。 

　　梅达沃本人着重指出的一点是：自然选择有利于这样一些基因，它们具有推迟其他的致死基因的活动的作用；也有利于这样一些基因，它们能够促进好的基因发挥其影响。情况可能是，基因活动开始时受遗传控制的种种变化构成了进化内容的许多方面。 

　　值得重视的是，这一理论不必作出任何事先的假设：即个体必须到达一定的年龄才能生殖。如果我们以假设一切个体都同样能够在任何年龄生一个小孩作为出发点，那么梅达沃的理论立刻就能预测推断出晚期活动的有害基因在基因库中的积累，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老年生殖活动的减少的倾向。 

　　这里就此说几句离题的话。这一理论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它启发我们去作某些相当有趣的推测。譬如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我们想要延长人类的寿命，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第一，我们可以禁止在一定的年龄之前生殖，如四十岁之前。经过几世纪之后，最低年龄限制可提高到五十岁，以后照此办理。可以想见，用这样的方法，人类的长寿可提高到几个世纪。但我很难想象会有任何人去认真严肃地制定这样一种政策。 

　　第二，我们可以想办法去“愚弄”基因，让它认为它所寄居的个体比实际要年青。如果付诸实践，这意味着需要验明随着年纪的增大，发生在个体内部化学环境里的种种变化。任何这种变化都可能是促使晚期活动的致死基因开始活动的“提示”（cues）。以仿效青年个体的表面化学特性的方法，有可能防止晚期活动的有害基因接受开始活动的提示。有趣的是，老年的化学信号本身，在任何正常意义上讲，不一定是有害的。比如，我们假设偶然出现了这种情况：一种S物质在老年个体中的浓度比在青年个体中来得高，这种S物质本身可能完全无害，也许是长期以来体内积累起来的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如果有这样一个基因，它在S物质存在的情况下碰巧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在没有S物质存在的情况下却是一个好基因，这样的基因肯定在基因库中自动地被选择，而且实际上它成为一种“导致”年老死亡的基因。补救的办法是，只要把S物质从体内清除掉就行了。 

　　这种观点的重大变革性在于，S物质本身仅是一种老年的死亡，可能认为S物质是一种有毒物质，他会绞尽脑汁去寻找S物质同人体机能失常之间的直接的、偶然的关系。但按照我们假定的例子来讲，他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也可能存在一种y物质，这种物质在青年个体中要比在老年个体中更集中。从这一意义上讲，y物质是青春的一种“标志”。同样，那些在有y物质存在的情况下产生好的效果，而在没有y物质存在的情况下却是有害的基因会被选择。由于还没有办法知道S物质或y物质是什么东西——可能存在许多这样的物质——我们只能作这样的一般性的推测：你在一个老年个体中越能模仿或模拟青年个体的特点，不论这些看来是多么表面化的特点，那个老年个体就应该生存得越久。 

　　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些只是基于梅达沃理论的一些推测。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梅达沃理论在逻辑上是有些道理的，但并无必要把它说成是对任何年老体衰实例的正确解释。对于我们现在的论题密切有关的是，基因选择的进化观点对于个体年老时要死亡这种趋势，能毫无困难地加以解释。对于个体必然要死亡的假设是本章论证的核心，它是可以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得到圆满解释的。 

　　我一笔带过的另一个假设，即存在有性生殖和交换，更加难以解释清楚。交换并不总是一定要发生。雄果蝇就不会发生交换。雌果蝇体内也有一种具有压抑交换作用的基因。假定我们要饲养一个果蝇种群，而这类基因在该种群中普遍存在的话，“染色体库”中的染色体就会成为不可分割的自然选择基本单位。其实，如果我们遵循我们的定义直到得出其逻辑结论的话，就不得不把整条染色体作为一个“基因”。 

　　还有，性的替换方式是存在的。雌蚜虫能产无父的、活的雌性后代。每个这样的后代具有它母亲的全部基因（顺便提一下，一个在母亲“子宫”内的胎儿甚至可能有一个更小的胎儿在它自己的子宫内。因此，一个雌蚜虫可以同时生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它们相当于这个雌蚜虫自己的双胞胎）。许多植物的繁殖是以营养体繁殖的方式进行，形成吸根。这种情况我们宁可称其为生长而不叫它生殖。然而你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生长同无性生殖之间几乎无任何区别，因为二者是细胞简单的有丝分裂。有时以营养体方式生长出来的植物同“母体”分离开来。在其他情况下，如以榆树为例，连接根出条保持完整无损。事实上，整片榆树林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蚜虫和榆树不进行有性生殖，为什么我们要费这样大的周折把我们的基因同其他人的基因混合起来才能生育一个婴儿呢？看上去这样做的确有点古怪。性活动，这种把简单的复制变得反常的行为，当初为什么要出现呢？性到底有什么益处？ 

　　这是进化论者极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了认真地回答这一问题，大多数的尝试都要涉及到复杂的数学上的推理。除一点外，我将很坦率地避开这个问题。我要说的一点是，理论家们在解释性的进化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由于他们习惯于认为个体总是想最大限度地增加其生存下来的基因的数目。根据这样的讲法，性活动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因为个体要繁殖自己的基因，性是一种”效率低”的方式：每个胎儿只有这个个体的基因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由配偶提供。要是他能够象蚜虫那样，直接“芽出”（bud off）孩子，这些孩子是他自己丝毫不差的复制品，他就会将自己百分之百的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每一个小孩。这一明显的佯谬促使某些理论家接受群体选择论，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在群体水平上解释性活动的好处。用博德默（w.F.Bodmer）简单明了的话来说，性“促进了在单个个体内积累那些以往分别出现于不同个体内的有利突变”。 

　　但如果我们遵循本书的论证，并把个体看作是由长寿基因组成的临时同盟所造成的生存机器，这一佯谬看起来就不那么自相矛眉了。从整个个体的观点来看，“有效性”就无关紧要了。有性生殖对无性生殖就被认为是在单基因控制下的一种特性，就同蓝眼睛对棕色眼睛一样。一个“负责”有性生殖的基因为了它自私的目的而操纵其他全部基因。负责交换的基因也是如此。甚至有一种叫作突变子的基因，它们操纵其他基因中的拷贝错误率。按照定义，拷贝错误对错误地拷贝出来的基因是不利的。但如果这种拷贝错误对诱致这种错误的自私的突变基因有利的话，那么这种突变基因就会在基因库里扩散开。同样，如果交换对负责交换的基因有好处，这就是存在交换现象的充分理由；如果同无性生殖相对的有性生殖有利于负责有性生殖的基因，这也就是存在有性生殖现象的充分理由。有性生殖对个体的其余基因是否有好处，比较而言也就无关紧要了。从自私基因的观点来看，性活动毕竟也就不那么异乎寻常了。 

　　这种情况非常接近于一种以假定为论据的狡辩，因为性别的存在是整个一系列推论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系列推论的最后结果认为基因是自然选择单位。我认为是有办法摆脱这一困境的。但本书宗旨不在于探索这一问题。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一点是真实的。我们之所以能将这种小的遗传单位，或基因，看作是最接近于基本的和独立的进化因素，正是性和交换的结果。 

　　只要学会按照自私基因的理论去思考问题，性这一个明显的佯谬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迷惑不解了。例如有机体内的DNA数量似乎比建造这些有机体所必需的数量来得大，因为相当一部分DNA从未转化为蛋白质。从个体有机体的观点来看，这似乎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如果DNA的“目的”是监造有机体，那么，一大批DNA并不这样做，这是令人奇怪的。生物学家在苦思冥想地考虑，这些显然是多余的DNA正在干些什么有益的工作呢？但从自私的基因本身的角度上看，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DNA的真正“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解释多余的DNA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寄生虫，或者最多是一个无害但也无用的乘客，在其他DNA所创造的生存机器中搭便车而已。 

　　有些人反对这种他们认为是过分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观点。他们争辩说，实际上生存或死亡的毕竟是包括其全部基因在内的完整个体，我希望我在本章所讲的足以表明：在这一点上其实并不存在分歧。就象划船比赛中整条船赢或输一样，生存或死亡的确实是个体，自然选择的直接形式几乎总是在个体水平上表现出来。但非随机的个体死亡以及成功生殖的远期后果，表现为基因库中变化着的基因频率。对于现代复制基因，基因库有保留地起着原始汤对于原始复制基因所起的同样作用。性活动和染色体交换起着保持原始汤的现代相等物的那种流动性的作用。由于性活动和交换，基因库始终不停地被搅混，使其中基因部分地混和。所谓进化就是指基因库中的某些基因变得多了，而另一些则变得少了的过程。每当我们想要解释某种特性，如利他性行为的演化现象时，最好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只要问问自己：“这种特性对基因库里的基因频率有什么影响？”有时基因语言有点乏味，为简洁和生动起见，我们不免要借助于比喻。不过我们要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的比喻，以便在必要时能把它们还原为基因语言。 

　　就基因而言，基因库只是基因生活于其中的一种新汤。所不同的是，现在基因赖以生存的方式是，在不断地制造必将消亡的生存机器的过程中，同来自基因库的一批批络绎不绝的伙伴进行合作。下面一章我们要论述生存机器本身以及在某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基因控制其生存机器的行为。 

10、基甸：捍卫的是科学，还是迷信？

　　──试析达尔文主义者对生物系统智慧设计论的批评 

　　一个好的观察，抵得上一个世纪的坏的哲学。 

智慧设计论

智慧（智能）设计论，简称ID论，是一个只有几年“年龄”的新理论。这个理论从一提出，就受到达尔文主义者的极力贬低和猛烈批评。

虽然智慧设计论并不仅限于生命系统／生物学，例如宇宙系统／宇宙论就是另一个其涉及的领域，但在批判智慧设计论的自然主义者中，为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护教”的无神论者，无疑最不遗余力。

智慧设计论在生命系统／生物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学教授比希（Micheal Behe）。去年（2003年）年底，比希教授到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智慧设计论的演讲。笔者有幸参加了那个讲座，并在讲座後与比希教授有简短的交谈，也因此对比希以生物系统“不可约化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为基础的智慧设计论，有了更多的了解。回头再来看达尔文主义者对智慧设计论的批评，颇有一番感受。

批评一：衣下的牧师领子

自然主义无神论者对比希的批评，重点集中在指责智慧设计论隐含了超自然的思想。比希在那次演讲中，用投影片展示了一些严厉批评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指责比希，“违反了科学的规则”。

很多批评者并没有明言比希到底违反了什麽样的规则，不过他们的意思是很容易理会的。比希当时给大家放了一张投影片，听众都不由笑了起来──那张投影片上画的是一些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

就是说，这些比希的批评者，其实是在指责比希在科学活动中，引入了“超自然”的因素。因此不但犯了“（科学界的）界规”，也犯了无神自然主义的“科学范式”的大忌。

确实，不少批评者热衷于拿比希是个礼拜天“出入教堂”的天主教徒来说事，甚至因此认定他是个“新神创论者”（Neo-creationist）。甚至看出他“实验室大褂下牧师的领子”。

尽管智慧设计论的确可能从科学上挑战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并进而挑战进化论的哲学基础和信仰先设──自然主义，但智慧设计论本身，却是严格地按科学理论规范提出的。智慧设计论以现代科学的现代理论为基础，并不预设任何宗教教义和哲学思想。

比希在普林斯顿的演讲，最後有一个答问和讨论的时间。参加讲座的的听众，绝大多数是这所美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大学生和教授。

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比希的观点，好几位提问者都对比希的观点，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比如“生物系统的缺陷，是否证明上帝不是百分之百全能、同时百分之百全善的？”、“你怎麽知道那位设计者就是基督教的上帝？”等等。

比希的回应非常明确简单而直率：智慧设计论只根据生物系统“不可约化的复杂性”，推论其一定有智慧设计。这个推论只用到最一般的逻辑和常识，并不隐含任何哲学或神学的预设。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模式，智慧设计论的推论到此为止。至于谁是那位“智慧设计者”，他是否是百之百全能、同时百分之百全善，等等，则是超出了科学范围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神学家或哲学家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家的问题。

比希说，智慧设计论既不以任何神学或哲学的预设为出发点，也不作更多的哲学或神学上的推论。智慧设计论本身纯粹是以现代科学（如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证据，按照一般的逻辑和推理，提出的一种科学理论／模式。

比希表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愿意尊重证据，跟著科学证据走（follow wherever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s leading），但他自己并不希望做任何超出科学范围的哲学或神学的推论。

批评二：一具行走的僵尸

对智慧设计论的另一个指责，是“上帝存在的设计论的证明”早已有之。智慧设计论不过是“古典设计论”的翻版，是“一具行走的僵尸”。对此，比希指出，“古典设计论”作为一种神学理论，是为了证明存在著一位全善的上帝。而现代智慧设计论是一种“最低限度的”（minimalist）理论，其宗旨并非证明存在一位全善的上帝，而只是考虑设计本身。至于这个设计是否完美，设计者是否善意，等等，则不在要处理的范围以内。（比希本人作为天主教徒，当然相信一位全善的上帝的。但作为科学家，他提出的智慧设计论，并不需要解决“生物系统缺陷的存在与上帝的全善之间的矛盾”这一类的神学问题。神学或哲学一直都在探讨这类问题，除了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还有很多其它可能的解释，比如人的堕落犯罪，带给人、也带给大自然诅咒，上帝的创造给生物留有变异的余地，等等。）

批评三：杜立德的“证据”

与哲学和神学上的批评相比，真正在科学证据方面，达尔文主义者对比希的反驳，就显得非常薄弱和苍白。最有意思的例子之一，是达尔文主义者反复引用的“血凝系统不具不可约化的复杂性”。

尽管比希早在2000年，就发现这个由血凝进化方面的世界级权威杜立德（Russell Doolittle）所提出的“证据”，建立在一个低级错误之上（这个“证据”并非杜立德自己的实验资料，而是他引用了Bugge等人的一篇论文中的结果。而杜立德实际上是误读了那篇论文的结果，没有细心核对人家的数据本身，因此得出了跟实验资料恰恰相反的结论）。

但一直到2002年，达尔文主义的扞卫者，还在用这个“证据”来批驳比希。甚至在2002年6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和2002年7月的公开辩论会上，达尔文主义者的代表仍然还在引用这个根本是错谬的“证据”。

另一个例子是米勒（Kenneth Miller），用“操纵子（operon）的进化”，来挑战比希的智慧设计论。

米勒指出，如果有人能够在分子水平上，去掉一个生物系统中的一个多元件（multipart）的部件，（而这个部件又能够通过自然进化被置换），则可证明比希的不可约化的复杂性，是可以通过自然进化达到的。

然後米勒引用了霍尔（Barry Hall）研究大肠杆菌中的操纵子得到的实验结果，满怀信心地宣称，霍尔的结果已经证明，像操纵子这样的看似具有不可约化的复杂性的系统，实际上可以通过自然进化生成，而且这已经由霍尔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实现和观察到了！

然而比希通过分析霍尔的实验，指出霍尔的实验，从多个方面来说，都并不支援米勒。霍尔实验的过程并非自然进化，恰是由实验者从外部进行智慧干预造成的结果。其中被去掉的脢（酉每）的活性，只能通过突变成另一个同源的活性位置几乎相同的蛋白而被置换，而这个置换，只能在一系列人为的干预（包括外加化学诱导剂等）下才能完成。同时也依赖于一系列先存的条件（包括第二个阻抑蛋白已经跟乳糖结合，系统中已经有通透脢等等）。

比希因而认为，实际上霍尔的实验，恰恰证明操纵子系统不可约化的复杂性，只有通过智慧干预才能达到，用智慧设计来解释操纵子系统不可约化的复杂性，比用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来解释要更合理，更有说服力（注1）。

批评四：眼睛的进化问题

另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例子，是眼睛的进化。著名的无神论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就对眼睛进化提出过似乎不容质疑的解释。

然而比希本人早在一系列论著中，对其进行过有力的质疑和反驳（编注：有兴趣的读者，可阅比希《达尔文的黑匣子》；Michael Behe, Darwin's Black Box）。比希指出，道金斯对眼睛进化的解释，并没有比达尔文多年前的解释，多多少新的内容，也没有多解决什麽眼睛进化的科学上的难题。

比希认为，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对眼睛进化的解释，的确有缺陷。科学家有责任寻求新的可能的解释。

曾经有电视台邀请比希和道金斯进行电视辩论，比希很爽快地答应了，道金斯却以自己对生物化学不是太熟悉为理由谢绝了邀请。後来道金斯却又单独出席了这个电视节目，并在节目中批评比希“太懒惰”，没有尽自己的努力去寻求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解释（注2）。

道金斯所谓的“懒惰论”，其实反应出了达尔文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坚定信念，是很难被任何科学证据动摇的。

批评五：不具“可证伪性”

达尔文主义者有时也指责智慧设计论不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cability），因而否认智慧设计论是一种科学理论（尽管以无神自然主义为预设范式的科学理论也并非都具有可证伪性）。

这种一方面宣称有科学证据可以驳倒智慧设计论，一方面又指责智慧设计论没有可证伪性的做法，其实是想“两头都占理”，结果却落入自相矛盾之中。

上面讲到的杜立德和米勒的“反驳”，就是很好的例子。假如杜立德和米勒引用的科学实验证据，真的能证明不可约化的复杂可以通过自然进化而产生，比希的智慧设计论就能够被证伪，因而被推翻。

而另一方面，杜立德和米勒提出的方法，却无法证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因为总是可以辩称那只是因为实验做得不够好，他们仍然会坚信，他们设想的实验，总有一天能够成功，或者总有人会在将来成功地做出实验，来证明不可约化的复杂性可以通过自然进化而达到。

谁在预设立场

作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比希的智慧设计论一定会有不完备之处，甚至有漏洞。然而达尔文主义者至今并没有有效地驳倒这个理论。

对照达尔文主义者的批评，和比希本人的回应，我想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达尔文主义者对比希的批评，并没有多少是真正在科学范围内的。他们的批评集中在比希一个人的“信仰先设（神学预设）”上。然而事实是，比希的智慧设计论并不像他们所指控的那样，是“宗教信仰（神学）指导科学”。跟达尔文主义的宏观进化论恰恰相反，比希的智慧设计论并不预设任何哲学思想（当然更不预设任何宗教教义）。

达尔文主义者的批评反而清楚地显明了，他们自己的批评，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哲学预设之上，证实了达尔文主义与智慧设计论之争，根本不是“科学的进化论”与“（新）神创论”之争，而是作为科学模式的智慧设计论，与具有自然主义无神论的信仰先设的达尔文主义之争。

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比较一下科学界对大爆炸理论的态度。很多物理学家也是采取自然主义的科学范式的。当宇宙大爆炸论理论刚刚提出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很反感，因为大爆炸理论支援宇宙有一个开始，“神学意味太重”。

自然主义无神论的物理学家（如霍金），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功夫，提出一些假说和理论，来抵抗大爆炸理论的“隐含的神学推论”。

然而他们在科学证据面前，并没有因为大爆炸理论的“神学意味太重”，而一味诋毁其科学性，和其作为科学理论的价值。相比之下，达尔文主义者对生物系统的智慧设计论的批评，就显得固执和狭隘多了。

真是一语中的

最近笔者在网上去给八岁的儿子订购了几本少儿科普的书。其中一本叫做《物理速成》（Instant Physics by Tony Rothman）。翻了一下，发现里面讲的东西还真挺有意思。作者开篇就讲了一个“物理学准则”：“一个好的观察，抵得上一个世纪的坏的哲学（A single good observation is worth a century of bad philosophy）”，真可谓“一语中的”。

我想用这来评价达尔文主义者对生物系统智慧设计论的反应，也是很恰当的。为了扞卫一个“科学界规”（信仰预设），而不顾科学的证据，不是扞卫科学，而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迷信”。 

（本文承蒙生物化学博士新民兄审阅指教，特此致谢。）

11、wendyeye：给不相信进化论的人扫个盲!

首先批一下神创论，神创论基本上都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天）由神创造出来的。这个明显有问题，因为化石已经告诉我们，各种类型的生物出现是有很大差距的，从数亿年前的单细胞生物到几百万年前出现的人类。很难想象神对创作生命有如此长时间的热情和耐性，呵呵！

其次，为什么说生物是进化的呢？同样化石告诉我们，生物的出现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而且这种出现过程是有谱系可循的，不是胡乱的出现。这样就只存在一种可能，就是进化。这种进化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身体结构，二是神经系统（大脑）的机构。进化的极致就是大脑相当发达的人类。

其三，生物是怎么进化的？是神还是基因。基因理论告诉我们，人体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近年人们已经成功的画出了人类的基因图谱，并知道了不少基因的功能。基因是一种遗传物质，能够稳定的把上一代的特点传给下一代。但是他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突变，突变的结果是某些基因改变的产生了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多一个指头。但是这种突变的概率很小，几万个基因一次突变可能只有一个，但是这一个基因就有可能使生物体发生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候很危险，会使个体死去，但有时候会使个体更适应生存的需要。比如说一只鹿，生了两个小鹿，其中一只脖子长一点，他能吃到树梢上的叶子，更容易在干旱的时候活下来(适者生存)。后来他又生了两只鹿，一只脖子和父亲一样长，另一只又突变得长一点。经过数百代数千代，最后才进化为了长颈鹿。而原来那种类型的鹿可能因为无法适应干旱已经灭绝了。同样，人也是如此，人最初产生在非洲，但是当他们迁移到欧洲之后，他们中间体形较大的个体，皮肤白的个体更能够适应欧洲（冰川时期）寒冷多雪的气候，所以存活的机会更大，数千代以后他们成了主流。

其四，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并不能说明进化论是错误的。寒武纪大爆发就是指人们在寒武纪的岩层中发现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大量新种类的生物，有人说按照进化论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寒武纪大爆发可能是受到太阳紫外线超级大爆发的影响（个人推测），导致基因突变的概率大大的增加，从而产生了许多新物种。但所谓的大爆发产生的新物种也是与原物种有非常紧密地关系，没有说一下爆发出高级生物人类来！！！

进化论是目前对生物产生发展消亡最合理的解释，欢迎各位多多提出反对意见，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呵呵

12、宇宙一苇

地球上的生物变化万千、奇特多姿，但彼此配搭得十分巧妙。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变为植物体中的化学能，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而动物的排泄物和遗体又是植物生长的原料。六、七十年代在大陆兴起的县级小化肥厂，是用水，CO2和N2合成碳酸氢胺（NH4CO3）。这一简单的合成需要高温、高压才能完成。可是在生物酶的催化下，植物在常温、常压下即可合成各种复杂的有机物。“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能在体外复制叶绿体和各种酶的时候，在温室里，这边输进，那边就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牛奶、面包、肉类、水果……”这是中学生物老师曾为我们描述的令人无限憧憬、神往不已的前景。几十年匆匆过去了。要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啊！ 

除食物链外，气体循环也很合理。动物呼吸时，需要吸收O2，吐出CO2，植物的光合作用则用CO2合成各种有机物，同时释放出O2。这些巧妙安排，只能是造物主的精心设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物学正蕴酿着重大突破，遗传物质的秘密即将被揭开。当时，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大都倾全力研究蛋白质。当时普遍的想法是，生命现象如此复杂，只有象蛋白质这样复杂的大分子才可能是遗传物质的携带者。令人颇为意外的是，Watson和Crick于 1953年发现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证明DNA才是遗传密码的携带者。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由四个不同核甘酸组成的DNA竟是控制千变万化的生物活动的遗传物质（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读者可参阅H． F． Judson， 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但事后想来，也不难理解。每一个氨基酸是由DNA长链上三个相连的核甘酸所决定的。一个由300个氨基酸组成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分子，则需由大约含一千个核甘酸的DNA来控制。因为DNA仅由四种核甘酸组成，这一DNA分子的核甘酸就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一共4E1000（4的1000次方）或100E600（100的600次方）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让我举一个参照数。有人估计，整个宇宙的电子数是10E80（10的80次方）。这样一比，就知道100E600（100的600次方）有多大了，也就可以理解DNA为什么可以成为遗传密码的携带者。“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五8～9）每当想到生物学这段历史，我都不禁由衷地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大能。 

三年前，我们需要一批新生小鼠做实验。一组要剖腹产的，另一组要自然分娩的。母鼠本来就不大，加之多胎，新生鼠会很小。因此在剖腹产以前我们做了精心准备。当我们把母鼠的腹部切开时，子宫立即突了出来，象一支长茄形的氢气球，子宫壁已被撑得半透明了。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子宫剪开，看见了八只小鼠。但每只小鼠还被一个衣袍紧紧地包着。若不尽快剪开衣袍膜，小鼠就可能被窒息死。衣袍膜非常薄，我们不敢下剪子，怕伤及小鼠，只好改在解剖镜下操作。新生鼠没有毛，皮肤又红又嫩又薄，就象粘膜一样，紧紧地与衣袍贴在一起。好容易才把衣袍去掉。但脐带无法处理：太细，无法结扎，不敢剪断，怕小鼠会失血过多。一个M．D．，一个Ph．D．，汗流浃背地忙了两个小时，才把剖腹产做完，到头来还死了两只小鼠。 

第二天下午，另一只母鼠要分娩了。当它开始宫缩时，实验室马上骚动起来，女士们反应尤为热烈。这个说：“赶快用布把笼子盖严，别让母鼠受风……。”那个建议：“笼子里的木屑太粗糙了，是否应换一些柔软的东西，要不小鼠会受不了的……”我不理会这些议论，觉得她们过虑了。如果实验室这么好的条件还不行，在野地里生小鼠又该如何呢？有了头一天剖腹产的遭遇，我最关心的是看母鼠如何自己接生。我趴在笼前，目不转睛。 

母鼠回身舔舐一阵，第一只小鼠就被它用嘴衔出来了！接着，用两只前爪抱着，用舌舔着。不一会儿，这只满身血污的小鼠就变得十分洁净、利索了。母鼠把小鼠安放在木屑丛中，自己则稍事休息。大约十分钟后，第二只小鼠出世，照样很快被收拾停当。在间歇期，我注意到母鼠一直在吃什么。原来，它是把带出体外的胎盘、衣包、粘膜等一点不剩地全部吃了，连粘在木屑上的血迹也舔舐干净。啊，它是在补添能量！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在大陆，妇女分娩前，要拼命吃煮鸡蛋，以预备充足的精力。在美国，分娩前不再吃东西，直接把营养液输进体内。这样分娩者既有了能量，又使消化系统空着，为产道让路。但不管用何种方法，分娩前总需积蓄能量。没想到，老鼠也懂也会！这是谁教给它的呢？在间歇期，母鼠嘴衔、爪抱，频频为小鼠转移地方，以便更安全。它的尖爪、利齿竟丝毫不会伤害小鼠那极幼嫩的皮肤，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多小时后，小鼠全部处理完毕，个个活泼、健壮。 

目睹全过程的我，大饱眼福。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小鼠的脐带怎么样呢？脐带太细，肉眼看不清楚。我小心取了一只小鼠放在解剖镜下。小鼠的全身又干净又滑溜，就象小孩洗完澡后全身扑上爽身粉一样：脐带齐刷刷地从肚脐根断掉，只有一小点血斑。太神奇了！ 

过去，我们惯于把动物各种奇特的行为（如蜜蜂制造的蜂房、蚂蚁的严密组织、候鸟的迁徙、鱼类的回游等）称之为“本能”。我很少想过，也不明白，动物的“本能”从何而来。《圣经》清楚地记载是神创造了地球上的各种活物，各从其类，而且神看是好的（见《创世记》第一章）。也就是说，是神给了各种生物生存和生活的能力，这就是动物“本能”的来由。 

耶稣也极生动地以飞鸟和百合花启示大家。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太六26）“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太六28～29）一切生物都是在神的看顾下才得以生存的。想到这些，我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慑服，领悟到神创造的奇妙、完美和伟大。 

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把自然界的一切美妙、和谐都归之于“自然规律”。在我的心目中，自然规律是永恒的“第一因”。其实，一切律（社会律、自然律）都是受造之物，必须由权威制定，并在权威的监督下得以运作。罗马书一20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并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维护着宇宙的正常运转。这位造物主正是借着他的创造，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只有他才是万有的源头，宇宙的第一因和创始成终者。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按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合理性。 

米勒的实验 

1953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去氧核醣核酸（ 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Miller）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论而来的。四十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核酸所含的几种硷基等生物体内含有的重要有机物。 

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象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浓度低，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即又会分解。 

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坏。 

再则，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两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四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会。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于发生的。 

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说，“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Brooks与Shaw两人都得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借着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内也坦承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 

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胺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而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若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 

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 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而基因则是DN A的片断。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DN A（或RNA）。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甘酸相联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DNA分子中这几种核甘酸排列的顺序（ Sequence）。 DNA正是借着这四种核甘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生物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甘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自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 

梁斐生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引用过 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 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甘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甘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E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E133（10的133次方），”而“10E105(10的103次方）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E133（10的133次方）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E105（10的105次方）个分子随机组合，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E4），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E18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E127次（10E105X10E18X10E4），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甘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甘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甘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 DNA分子形成时，需要一种叫DNA聚合的蛋白质，把一个个的核甘酸连接起来成为DNA分子。但我们知道，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象“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DNA聚合）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DNA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 

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 

詹腓力博士（ Dr． PhiliP E． Johnson）在他的《审判达尔文》（ Darwin on Trial）一书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象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 

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surgess Shale ofBritish 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 Ediacarans）动物群和 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虽然古生物学家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但它们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进化论者的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1995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惊喜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于 1995年5月 25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公然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一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当我正撰写这一章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标题十分鲜明：《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章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 

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 

地球的生命来自外星球 

由于生命由无生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或“生物自生论”的观点遇到上述许多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少科学家开始放弃了这种观点。但其中一些人仍不愿接受神创造生命的创造模式，转而提出“生物外来论”（Panspermia）的假说。这个假说推想，既然原始地球的状态不适宜生命的自发产生，地球的原始生命是否是从外星球来的呢？于是，科学家们开始在陨石中找微生物，但没有成功。原以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无人驾驶的太空飞船 1976年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是生命的荒漠，连水都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灰心，又先后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发射了飞船，结果仍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学家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太阳系以外的外太空。不少人相信，外太空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由他们把原始生命送给地球的。美国国会于 1989年拨款一亿美元用以“寻找外太空智慧”（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计划。 

寻找外太空智慧并非无稽，我本人对UFO等也有浓厚兴趣。但是，如果在诸多事实面前仍坚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创造论的观点，转而求助于外太空生物，并不能解释生命起源的终极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证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来自外星球，我们仍会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外星球的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主要是说，生物都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性状。有的变异更具有竞争能力，有的则不利于生存。这样，在众多的变异中，适合环境的物种就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可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 

分子生物学兴起后，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因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断发生突变（mutation），基因突变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则是进化的动力。这种被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却经不住推敲。的确，基因突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变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10-6。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变中99％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有害的。这种有害的突变为何能成为进化的原料呢？ 

有人会争辩说，虽然99％的突变有害，总有 1％或千分之一的基因突变是有益的；这些有益的基因突变经漫长岁月即可导致进化。这种争议是缺乏根据的。前面已谈到，即使以每秒钟十万次的重组速率，三百亿年中尚无法自然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DNA分子，在短短的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姑且说有几十亿年之久）中，以这样低的无害的基因突变速率怎么可能完成从细胞到人的进化过程呢？ 

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动力，理论上也讲不通。自然选择只是使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只是一个被动的“筛”而已，并无主动的导向的功能。物种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能增加物种横向的多样性。如象一支白毛鸡演化为黄毛、花毛鸡等。这些鸡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只在横向增加了亚种、变种等。但自然选择没有把生物纵向地由低等进化到高等的功能。正象前文谈到的，这种由单到繁的进化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自然选择本身既没有能量转换系统又无蓝图或指令系统，故暂时逆热力学定律而导致生物进化是不可能的。 

进化方式：连续性还是跳跃式？ 

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物种的变化是各种微小变化的累积，进化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但这种设想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进化是连续的，生物分类将无法进行。现行的分类法就是根据各生物类群间差异的大小将它们分为门、纲、科、属一种等类的。这种分类单位不完全是分类学家主观的意念，也有客观标准。比如说，关于“种”的生物学定义，其中一条便是，种间杂交不能产生后代或即使产生后代，后代却没有生殖能力。马和驴交配后可以生骡子，狮、虎杂交也可生子，但皆无生育能力。所以，马和驴，狮和虎是属于不同生物种的。现存生物类种间的明显区别与连续进化的学说是矛盾的。 

是不是那些在连续进化中产生的中间类型因不适合环境而死亡，因而导致现存生物属、种之间性状的不连继性？假如果真如此，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中间类型的生物的遗体在化石中保存下来。然而，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也同样是物种性状的不连续性。地质学中各种地层和地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所谓“标准化石”。标准化石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易于认别和只存在于较短的地质时期之中。由于不同层次的地层的标准化名全然不同，地层的划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层之间的比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状是连续性渐变的，地层和地质年代的划分就无从谈起。 

除了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外，进化的方式问题的争论更反映了进化论者在进化理论方面的严重分歧。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睑、睫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有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地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地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Originof Species）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 

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他坦诚道，“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感到震骇。”其实何止是眼睛呢，脑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也都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也是一点差错也不允许的，同样也很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和中间型物种的缺乏，全力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曾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接受跳跃式的进化观点，并警告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但按达尔文的看法，大跃进（或大突变）进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于是一个神迹。而达尔文深知，他的学说最具吸引力、最独到的地方乃是摒弃一切超然主义，用纯自然的观点解释生物的起源，他只有用渐进、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才能持守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明确地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得完全瓦解了。”他给他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对跳跃式进化的观点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 

达尔文用灭种的假说使自己摆脱困境，坚持连续进化的观点。他说，那些进化的中间环节的生物因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保留下来的生物之间则显示出进化的不连续性。如果说当年因化石资料尚不充分，可以使这种假说勉强过关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后，充分的化石证据中根本找不到大量的绝灭的中间类型的痕迹的今天，达尔文的连续进化思想被进化论者置疑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进化真是跳跃式的大突变的进化，一方面自然选择的渐变理论将被推倒，另一方面却无人能对这种大突变的原因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指出，“细察之下，大突变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本身只不过是进化论与特别创造论之间毫无意义的中间路线。正如道斯所说，你可将圣经中记载的人在尘土中被造看作大突变。从化石的证据看，大突变就是说新物种不知为何从无变有。以科学理论来评价，‘大突变式的进化’就是当年达尔文首先指称的：垃圾！”连续、渐进的自然选择理论既站立不住，跳跃的大突变主义又缺乏立论依据。进化论正陷入空前的危机中。

进化的过程：均变还是突变？ 

十八世纪末期，哈顿（James Hutton）出版的《地球概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标志著近代地质学的开端。哈顿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划一原则”（The Principle ofUniformitarianism）。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天乃是解释过去的钥匙。”也就是说，借着现在对现今地质现象的观察来解释地球发展的历史。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英国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在他的著名的《地质学纲要》（Principle of Geology）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自然划一原则”，认为所有地球的变迁乃是由现今的自然过程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 

与均变说相反的，是以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页（BaronGeorge Cuvier）为代表的灾变学说（ Catastrophism），认为地质记录所显示的乃是多次因天灾引发的突然剧变而非连续的均变。赖尔与达尔文是同代人。赖尔的均变论能提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间。达尔文推出《物种起源》后，赖尔的均变论逐渐被普遍接受。然而，化石的证据对均变论是相当不利的。 

化石所显示的证据是，很多生物突然同时绝灭，然后很多新种突然同时出现，接着是一段长期稳定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两次物种大绝灭是二叠纪大绝灭（Permian extinction）和“K-T’大绝灭。二叠纪是一个地质时期（被认为约在2．5亿年前），在那次绝灭中，海洋中百分之五十的无脊椎动物的“科”（Family），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动物的“种”一同绝灭。K－T表示白垩纪（Cretaceous）和第三纪（Tertiary）这两个地质时期的交界处。恐龙在白垩纪（被认为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非常多，但从白垩纪进入第三纪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现在为止，恐龙绝灭之谜仍未解开。多数证据趋向于认为是天灾（如大量的殒石撞击地球等）所致。人们的常识也不利于均变论。比如说，煤是植物的遗体形成的，而石油是动物的遗体变成的。世界各地都常常发现大片大片的煤田和含油的岩层。这说明在这些区域，动、植物是同时大量死亡、同时被埋藏在地下的。这是均变学说无法解释的。均变说如果被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失去另一重要理论支柱。

中间环节的缺失 

一般人都以为，化石为进化论提供了充分依据。其实，达尔文主义的最大困难正是化石的证据。进化论最大的敌人不是宗教领袖而是研究化石的专家们。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久，在德国的一个石灰岩层发现一个动物化石，被取名为“始祖鸟”（ArchaeoPteryx），兼具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特征，被认为是由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中间类型。进化论者为之雀跃，以为进化论已找到充分的证据。然而达尔文本人十分清楚，化石的证据显明中间类型的缺失，对他的理论是致命伤。但他推诿于化石记录的不完全。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已发现许多保存相当完整的地层，对其中所保存的化石也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中间类型的化石仍难寻觅。“始祖鸟”化石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两例，这是很难解释的。如果动物真是从无脊椎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两栖类、爬行类，然后再到鸟类和哺乳类这样进化来的，那么中间类型的活物或化石应该随处可见，俯首皆拾才对。如果说达尔文当年尚有借口，那么今天的进化论者面对化石的难题再不能自圆其说了。 

虽说这些极为罕见的中间类型的化石，如始祖鸟和介于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总鳍鱼”，有很多可疑之处，但总还可以被当作是进化的中间环节。骨骼在外、肉质部分在内的软体动物（如蜗牛、蛤蚌等）如何翻个个儿变成骨骼在内、肉质部分在外的脊椎动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软体动物的证据也找不到，连借口也难寻。 

按自然选择理论，适者生存。因此，始祖鸟应该比爬行类更进化，而鸟类又较始祖鸟的适应力强。可为什么比始祖鸟原始的爬行类和比始祖鸟更进化的鸟类现在都存活于世而唯独始祖鸟被淘汰了呢？推而广之，在现今的地球，从最原始的病毒到最高级的人类，各种类型的动、植物都共存着，恰恰中间类型都没有了。在生存的物种中没有，在化石中也找不到。这是进化论违反常理之处。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也许根本没有出现过。 

综上所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假说与事实之间有很多矛盾。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不可调和。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既然达尔文主义有这么多问题，进化论又缺乏更理论的构架来取代，为什么我们不重估整个构架？科学家有什么理由绝对确知所有的生物真是从唯一的简单生物开始的呢？”

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象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里仍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曾使我颇为困惑。很多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 

第五章已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对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功和牧师在《基督教科学观》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教会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或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出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留下了空白。因此，试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 

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Dr．Donald E． Chittick）在他的《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 The Controversrsy：Roots of the Creation Evolution Copflict)一书中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着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象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 

第二个困难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水文（W． Thomson， Lord KelVn）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一千五百万年到三千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使达尔文很恼火。但开尔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故地称开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同时，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环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但达尔文仍接受了与化行证据不符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地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致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 

我个人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 

池迪克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时，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中。寇尔森博士（Charles Colson）在《当代基督教与政治》（Kingdoms in confilict）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政体的创设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题。’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提案却反映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七十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趋向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 

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披上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因为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作彻底的了解和慎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使人们以为，在课堂教授的，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 

其实不然。在我的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我上大学时，我国仍与苏联亲密，课堂上只能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 

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不是基于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的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就我所知，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Colin Patterson）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作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才能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地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内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转引自詹腓力《审判达尔文》 P21） 

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脱 （Irving 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真理而固守。前年我到一所大学访问并作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前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率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后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吁嘘：他是学物理的，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呢？为什么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 

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后，如果你现在仍相信进化论，也望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作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作深入思考，我们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行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创造论，第二种称为神导进化论，第三是微进化论。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圣经，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24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 Dr．Henry M．Morros）所著的《科学创造论》（ Scientific Creationism）可谓其代表著。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半衰期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一千四百年前是今天的两倍，二千八百年前是四倍。以此类推，七千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一万年，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神导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远久。 

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象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字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导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确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他们用“一日千年说”来统一圣经的记载和关于地球年龄长久的说法。 

我本人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神导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确说神是“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参见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创世记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 

这正如潘柏滔在《进化论一科学与圣经冲突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接受创世记头数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演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记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不也就变得暗昧不明了吗？” 

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四十亿年左右的历史，而人、猿分手大约在七千万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为标志）也有一百万年的历史。神导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也仅有一万到几万年。我个人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而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种”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我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 

865年美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617人签署的关于宗教科学的宣言，现存于牛津溥德伦（Bodeian）图书馆。其宣言如下：“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吾人于此，深感遗憾！ 

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 

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中，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 

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吾人为之痛惜。 

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其实只是对圣经的曲解），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 

英国科学会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现在读起来仍非常亲切、中肯。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坚信科学和圣经决不会彼此相悖：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正象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 

达尔文与进化论 

180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于英格兰靠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Shrewbury）。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十六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翻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 （Christ's College，Cambridge）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B.A．）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 

如果达尔文成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Naturalist），出现在猎犬号（HMS Beagle）船上，于 1831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象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 

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 Erasmus Darwin,1731-1802）是一位著名医生，著有两卷《生物学》（Zoonomia）,是第一位使用“进化”（Evolution）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之作用，又因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同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转引自潘柏滔《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P30）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达尔文的父亲（ Robert Darwin）的不信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六尺二寸、体重328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家庭教育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相信乌雪主教（ Archbishop Ussher）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进所在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致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 Che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 

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Willain Paley）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过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 

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无甚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开通了道路。 

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地、静静地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记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题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达尔文阅读了Patrick Matthew的著作（发表于1831年）和Edward Blyth的著作（发表于1835年和1837年），从他们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 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机制。 

在此后二十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Wallace，1823～1913）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 Joseph Hooker，1817～1911）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 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义，与华莱士发表了自己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 

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六次，而已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瘁于 1882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这个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 

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霍浦夫人（ Lady HoPe）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记。现将张郁岚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的有关叙述引摘如下，作个例子。“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她说，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戚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他叹了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三十个人，极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我问他说：‘谈些什么问题？’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时，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你明天下午三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扇窗子，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译自 The Shining Light） 

从这段记述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浦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 Ian T．Taylon ）在他所著的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意，霍浦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关丁霍浦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浦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霍浦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 1882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那么，霍浦夫人的访问是否发中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的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的六个月访问的呢？泰勒认为也不可能。因为从 1903 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1882年2月 28日），他仍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 

由此看来，霍浦夫人访问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个故事是谁编出米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霜Emma Darwin。Elnma比达尔文多活了 14年。Emma出身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她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她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广泛地被接受。她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得高明。所以她曾让人在达尔文故后的年鉴在出版前涂抹掉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浦夫人”的出现也许是Emma的这种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抬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达尔文主义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 

以上据摘自里程（冯秉诚）著《游子吟》。给楼主扫盲。

13、wendyeye ：

宇宙大哥,没必要贴那么长的文章,我比较喜欢一问一答的短兵相接!在这里回答你文章中提到的两个问题:

1.违反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定律所说的是一个封闭系统,其熵总是减少的,说通俗一点就是复杂程度总是降低的.这里注意,是封闭系统,单纯的生物界不能看做一个封闭系统.可以近似看成一个封闭循环系统的是地球,生物将复杂的各种矿物和化合物转变为比较简单的水,二氧化谈等简单化和物.最终,在太阳系消亡的时候会转化为原子,中子等基本粒子.

2.为什么有些低等生物没有灭绝?

请注意,进化论并不是灭绝论,低等生物不一定非要向高等复杂生物进化,也可以进化得简单但更适宜环境.只有不适应环境,或者适应环境比较差的生物才会灭绝.

14、苍蝇大饼科学狂的帖子，供同道批判：澄江动物群挑战进化论了吗？

　　寒武纪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5.1亿年前，是地质年代古生代的第一个纪。 寒武纪之前的地层的动物化石较少，而在寒武纪的地层中，发现了种类繁多的动物化石，有的古生物学家甚至认为动物各门的祖先在这个时期都已出现，称为 “寒武纪物种大爆发”。最具代表性的寒武纪动物群是1909年在加拿大发现的布尔吉斯页岩动物群。1984年，在云南澄江发现的寒武纪动物群，可与布尔吉斯页岩动物群相媲美，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历来是神创论者反对进化论的一个理由。自从澄江动物群被发现并引起轰动后，经过一些媒体夸大其词的宣扬和某些传教士的有意歪曲，“进化论解释不了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的论调在华人当中也颇为流行。最近，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陈均远、云南大学侯先光和西北大学舒德干主持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已被发现20年的澄江动物群一时又成为新闻话题。这些报道大同小异，其中新华社的报道是这么说的：“地球上的生命何时大量出现？‘寒武纪大爆发’究竟产生了什么？中国科学院、云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科学家陈均远、侯先光和舒德干历时20年，共同完成了‘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研项目，通过对澄江动物群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寒武纪大爆发’的整体轮廓，证实几乎所有的动物祖先都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澄江动物群因1984年7月1日在云南省澄江县首次发现而得名，是寒武纪早期（距今约5.3亿年）的一个多门类动物化石群，不仅动物类型多，而且十分珍稀地保存了生物的软体构造，首次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远古海洋生命的壮丽景观和现生动物的原始特征。”“三位科学家说，‘澄江动物群的地质年代正处于“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它让我们如实地看到5.3亿年前动物群的真实面貌，各种各样的动物在“寒武纪大爆发”时期迅速起源，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动物门类几乎都已出现，而不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慢慢变来的。’”如果如这三位科学家所言，各个动物门类“不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慢慢变来的”，那么它们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演化而来的（“演化”和“进化”在生物学上为同义词，都是英文evolution的翻译，下面依据一般习惯用“进化”），但是语焉不详，记者又未做补充，于是在一些人听来，竟然就是在否定动物是进化而来的。一家著名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 用的标题赫然就是“澄江动物群证实几乎所有动物并非演化而来”，去掉了“慢慢”两字，非同小可，等于是完全否定了进化论，于是由生物进化的速度快慢之争，变成了生物进化的有无之争了。《科技日报》有关报道的题目干脆就叫“澄江动物群揭寒武纪之谜 中国学者挑战进化论”！另外一种常见的说法则是“寒武纪大爆发挑战达尔文”，不仅大众媒体、基督教的宣传品这么说，而且某些专家的文章也这么说，例如陈均远《寒武纪大爆发和多细胞动物构型方案的起源》 一文中，有一小节的题目就叫做“挑战达尔文”，声称达尔文“关于生命演化的各种解释，事实上都处于科学假说阶段”。 

　　达尔文进化论到现在是否还只是“科学假说”？它是否面临着生物学新发现的挑战呢？我们得看看达尔文进化究竟说的是什么。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主要包括四个子学说： 

　　一，一般进化论：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这一点，早已被生物地理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观察、实验所证实，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在实验室、 野外直接观察到新物种的产生。所以，这是一个科学事实，其可靠程度跟“地球是圆的”、“物质由原子组成”一样。在今天，除了极其个别的由于宗教信仰偏见而无视事实的人，实际上已无生物学家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 

　　二，共同祖先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分子生物学发现了所有的生物都使用同一套遗传密码，生物化学揭示了所有生物在分子水平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最终证实了达尔文这一远见卓识。所以，这也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科学事实。 

　　三，自选选择学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自然选择的存在，是已被无数观察和实验所证实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科学事实。但是，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自然选择的使用范围并不象达尔文设想的那么广泛。自然选择是适应性进化（即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的机制，对于非适应性的进化，有基因漂移等其他机制。也就是说，不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所有的进化现象。考虑到适应性进化是生物进化的核心现象，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也是成立的。 

　　四，渐变论：生物进化的步调是渐变式的，是一个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累积微小的优势变异的逐渐改进的过程，而不是跃变式的。这是达尔文进化论中较有争议的部分。在达尔文在世时以及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生物学家，特别是古生物学家，都相信生物进化是能够出现跃变的，认为新的形态和器官是源自大的跃变，而不是微小的变异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缓慢而逐渐地累积下来的。包括赫胥黎在内的一些古生物学家由于强调生物化石的不连续性，而持这种观点。在遗传学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早期遗传学家们由于强调遗传性状的不连续性， 也普遍接受跃变论。在20世纪40年代，“现代综合”学说将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说成功地结合起来，渐变论逐渐占了优势。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古生物学和进化发育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生物进化过程很可能是渐变和跃变两种模式都存在的，跃变论又有抬头的趋势。不过，进化论所说的跃变，除了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形（例如植物经杂交出现新种），并非是指在一代或数代之间发生的进化，而可能经历了数千年、数万年乃至数百万年，只不过以地质年代来衡量显得很短暂而已。 

寒武纪大爆发挑战的就是渐变论，但是并不能否证渐变论。它即使成立，也不过表明进化有时候是能够以跃变的方式进行的，并不能否认进化在其他时候是以渐变的方式进行的。寒武纪大爆发更不会挑战进化论。几乎所有动物的“门”都在寒武纪早期出现，绝不意味着这些动物祖先不是进化而来的，更不意味着它们之后没有发生进化。神创论者在介绍寒武纪大爆发时，试图给人这种印象：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同时突然出现的，以后只有灭绝而没有进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第一，在寒武纪之前，动物已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自五十年代以来，古生物学家已在世界各地三十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寒武纪之前的多细胞生物乃至动物，数量最多、最为闻名的在四个地方：澳大利亚的埃迪亚加拉山（Ediacara Hill）（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埃迪亚加拉纪（Ediacarian））、加拿大纽芬兰的（Mistake Point）、俄罗斯的白海海岸和纳米比亚。此外还有中国瓮安动物群，据称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实体化石动物群。这些寒武纪之前的多细胞生物包括软珊瑚、海蜇、蠕虫和其他稀奇古怪的生物。对这些多细胞生物是否是寒武纪动物的直接祖先，以前有争议，因为在1995年之前从这些多细胞生物到寒武纪动物还存在一段地质空白，所以有专家主张这些早期多细胞生物全部灭绝，在寒武纪又再来一次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进化。在1995年，在纳米比亚火山灰层中出现了大量的寒武纪之前的多细胞生物，恰好补上了这段空白，所以，现在已很少有专家怀疑前寒武纪的多细胞生物和寒武纪的动物没有相承关系。

第二，寒武纪的动物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持续了几百万年，这在进化论史上当然 是短时间，但对神创论来说，却是长得不可思议。

第三，“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在寒武纪地层出现并不等于“几乎所有动物的种”在那时候都已出现。事实上，寒武纪的动物一般地只是那个门的原始物种，以后几乎全都灭绝了，后来的物种是进化来的。比如，寒武纪只存在少数几种原始的脊索动物，而丰富多彩的脊椎动物各类群，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和鸟类，都是在寒武纪之后从 原始脊索动物逐渐进化来的。现代脊椎动物各物种更都有了几亿年的进化史。 

　　为什么几乎所有动物的门会在较短的时间（数百万年！）内进化出来，生物学家们提出了不少的解释，目前被较为广泛接受的是Hox基因调控理论。Hox基因是一种“同源异形”基因，是动物形态蓝图的设计师，在发育过程中控制身体各部分形成的位置。如果同源异形基因发生突变，会使动物某一部位的器官变成其 他部位的器官，叫做同源异形。比如，让某个同源异形基因发生突变，能使果蝇的身体到处长眼睛，在该长眼睛的地方长出翅膀，或者在该长触角的地方长出了脚。Hox基因在所有的脊椎动物和绝大部分无脊椎动物中都存在，调控的机理也 相似，这表明它可能是最古老的基因之一，在最早的动物祖先中就已存在。Hox 的突变一开始时在胚胎早期引起的变化不大，但随着组织、器官的分化定型，突变的影响逐步被放大，导致身体结构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可以解释寒武纪物种大爆发。那时候基因结构、发育过程都较简单，Hox的基因突变容易被保留，结果导致了身体结构的多姿多彩。 

达尔文进化论在经过修正后，到现在仍然是生物进化论的主流学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为什么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达尔文进化论遭受挑战、被质疑乃至被否定的说法呢？这有宗教因素，也有思想、文化因素（许多不信基督教的人文学者也不喜欢达尔文进化论的机械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科学家的心理因素。一些科学家为了强调自己研究的课题的重要性，会有意无意地夸大其研究成果的价值，甚至有的人明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却又巴不得一脚把巨人踢倒以显示自己的伟大。这就要求我们，对惊人的说法要格外保持警惕，不要轻信。

　　出处：原载《科学世界》2004年第4期 　作者：方舟子

15、ysazl ：钱锟博士：中国化石挑战达尔文

上周六（5月20日）晚7时半，三藩市大学海洋生物学教授钱锟博士于香港圣经教会兴办的普通话学人之家主讲「中国化石挑战达尔文」讲座。逾320位信徒以及慕道朋友参加。

钱博士打了一条鯊鱼牙齒化石制成的领結，边播放170多张化石照片及详細图解，边风趣讲解，非常形象地揭露广义进化论已不足信。

澄江动物化石大爆炸揭示寒武纪就有高等生物

钱博士介紹了澄江动物化石的大发现：在同一块寒武纪时期（500万年前）的岩层中发现了30至50門的动物化石。钱博士说，如按照广义与人方便的时期推论，这块古老岩层应只有3至4門非常簡单的生物，但实际被发现的30至50門动物中不仅有簡单的生物水母，也有复杂的脊索动物甚至有鱼类这些脊椎动物。這些都证明寒武纪进期就有高等生物的存在。钱博士还详细介绍一块螃蟹化石。这块化石不管从外表还是內里作研究，都发现与中国沿海城市售賣的螃蟹非常接近，几乎沒有进化的迹象。以上两点证明了寒武纪之后便已沒有进化的迹象。

他还介紹了几年前《第七屆国际寒武系再劃分会议》的工作，当时很多卓越的地质学家在中国各地实地考究岩石层，通过地学证明寒武纪之前亦沒有动动物进化的痕迹。

钱博士相信万物一直都沒有广义进化，这些化石的发现和上述地质学家的研究足以证明他的想法。

讲到这里，钱博士还风趣地见证一位中国研究员在研究澄江化石的过程中感受到神创造的奇妙，不久前信靠上帝同得主的爱了。

不存在从猿到人演变的中间渐阶段

科学界一直认为中国人始祖是由「北京猿人」进化而來，然而钱博士表示，其实科学界只凭著3颗牙齒化石而推论出「北京猿人」的形象，更制作成銅像放在博物馆，但同时，被认为属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己被专家否定。

钱博士还表示，科学界已经从DNA遗传学角度证明現代亚洲人类源于非洲及中东，並非由「北京猿人」演变而成，並且最像人的「沙丘猿」的DNA也与人类的DNA差別太大，证明了人与猿猴不属一类。这一切表明人不是由猿进化而成，科学家亦不能提供进化论所说、从猿到人演变的中间渐进段。

現在中国人常有议进化论思想已被证明不可信

钱博士表示最早于1909年在加拿大已发现复杂的动物化石，却与中国的澄江化石同在90年代才被媒体大力宣传。虽然著名报纸及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的报道已足以否定进化论，但科学界还存有这「不公开的秘密」，非常巧妙的保护著进化论—现今科学思想的基础。但他亦表示有极多的科学家相信创造论以及微进化论互相共存，同时美国开始掀起了智能设计论的新认知。

同时钱博士也推介在香港及国內都出版的翻译书籍：《达尔文与此何干？》、《进化论的圣像》。他相信更多人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广义进化论：黃力夫教授說： 事实上﹐进化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宏观的进化论（macro-evolution）﹐另外一种叫做狹义的﹐微观的进化论（micro-evolution）。达尔文对生命的解释﹐所谓物种的起源（origin of species）﹐用的是宏观的进化论。

(摘自《海外校園》)

16、贝尔思 

转贴别人的算了，不想没事码太多字

“我们也不应该把科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等先验的宗教教条放在一堆进行比较，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科学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迷信的.这等于把科学与宗教一视同仁,已经是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了.而事实上科学和宗教是有界限的,只要我们对科学和宗教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两者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宗教和科学各有其价值,科学和技术满足了人类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并告诉了人们人类所知道的事情.而宗教,其实不仅仅是宗教,宗教只不过是成体系的先验教条中的一类罢了,还有许多不称为宗教的却带有宗教性质的或者说是非科学的先验思想体系,以及其他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先验教条,例如良心,命运,鬼怪传说等等.这些先验教条的最大作用就是使人们内心安谧,免除人们对于残酷的现实和未知世界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人皆有之的,而且人们知道的事情越多,这种恐惧往往越深,因此才越需要心灵的支撑,宗教信徒们的无所畏惧凭借的就是信念.与之相反,那些叫嚣"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的人,其叫嚣要么是在掩饰自己的心虚,要么就是无知,因为无知者才无畏.

科学跟宗教是不同的,但区别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而另一个是对客观事实的错误反映.科学理论和宗教教条一样,都是不能被证实的.因此客观事实和真理对人类而言,恐怕永远是个谜,除非客观真理以"神"的名义主动来找人类,不然没有"神"指引的人类扁舟只能在浩瀚的未知宇宙中可怜地航行而永远无法到达真理的彼岸.科学理论与宗教教条的真正区别在于能否被证伪,即科学理论是能够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宗教教条则无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宗教不是经验的知识,而是先验教条,而人的一切检验手段都依靠感觉经验,因此凡人根本没有可靠的手段去检验先验的东西是对是错.宗教徒说:"上帝是存在的."对于这种判断我们既不能说对也无法说错,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感觉和探测到上帝,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唯科学主义者认为这种话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而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则认为,这种话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这不是科学的论断,因为科学论断必须有被证伪的可能.与宗教相反,科学理论则来源于对人类经验的归纳总结,虽然也不能被证实,却能够被证伪.于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处境永远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必须面对人们的百般刁难并接受经验事实的严格检验,以至于随时可能事实被证明是错误的而被推翻.这种论断让唯科学主义者们十分不满,英明神武的科学竟然如此不堪.其实这种严格考验使科学理论具备了宗教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科学在讲究严谨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使得人们有可能就经验范围内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一个基督徒,一个穆斯林和一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就一个先验的问题发生分歧时,比如说上帝或者真主是否存在这样的话题.那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谁更有理.以至于如果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无法实现宽容和谅解的话,很可能反目成仇,甚至发生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而关于科学理论而发生的分歧是不可能引发战争的,由于科学理论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因此,当人们意见不一时,就可以通过想办法证明对方理论的错误来驳倒对方,从而就某个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因此,如果说有什么最有资格成为普世原则的话,科学原则即使不是第一个,也至少应该是第二个.”

17、潘非 

早在十六世纪，就有科学家发现人和鸟虽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组成和排列却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不同生物种类的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已相当发达，各生物种类在内部结构的同源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用于抓握的人手，用于挖掘的鼹鼠前肢，用于奔跑的马腿，用于游泳的海豚鳍状肢和用于飞翔的蝙蝠的翼手，它们的外形是如此的迥异，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骨架却又是如此相似！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都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因为适应环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里却没能变多少。如果它们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根本没必要让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着相似的构造，因为这样的构造设计，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时显得不是那么合理。如果让一个工程师来设计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对其它物种必需，对这个物种却是个累赘、退化得只剩一点痕迹的骨头．

18、潘非 ： 方舟子：进化论简史

一、达尔文之前

进化生物学，甚至可以说整个生物科学，开始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在那一天，在经过二十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此诞生了！

但是，一门新的学科不会从天而降。在１８５９年，科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进化证据，做好了准备迎接进化论的诞生。这时候的进化证据归纳起来有动植物培养、化石记录、解剖比较、退化器官、胚胎发育和生物地理分布这几类。

动物家养和植物栽培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人们由此已经知道同一物种往往有着差别极大的形态。这些形态是可以被改变的，通过精心的选择，可以得到新的品种。这种经由达尔文所谓的“人工选择”而获得的品种，其彼此之间的差别，有时比野外物种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如果我们在野外见到狼狗和哈巴狗的话，完全可能把它们当成象狼和狐狸那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动植物培养提供了“生物是可变的”感性而直观的材料。

那时候，科学界早已知道化石乃是生物体的遗迹，而且，许多从前的物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灭绝了，也就是说，生物界的组成并不是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许多种类在化石记录中显示了随着地理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趋势，有时在两个类群之间还可以发现处于过渡形态的化石。各个主要生物类群在化石记录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先有后，很有顺序，而且这个顺序与从现存生物的比较得到的顺序相符。比如，从形态结构（例如心脏结构）和生理特点（例如呼吸系统）的比较，我们可以推测脊椎动物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而在化石记录中，我们也发现鱼类化石的确先在较早的地层开始出现，其次是两栖类、爬行类，而以哺乳类化石出现得最晚。化石记录所展示的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生物进化的一个有力证据。

早在十六世纪，就有科学家发现人和鸟虽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组成和排列却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不同生物种类的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已相当发达，各生物种类在内部结构的同源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用于抓握的人手，用于挖掘的鼹鼠前肢，用于奔跑的马腿，用于游泳的海豚鳍状肢和用于飞翔的蝙蝠的翼手，它们的外形是如此的迥异，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骨架却又是如此相似！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都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因为适应环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里却没能变多少。如果它们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根本没必要让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着相似的构造，因为这样的构造设计，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时显得不是那么合理。如果让一个工程师来设计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对其它物种必需，对这个物种却是个累赘、退化得只剩一点痕迹的骨头．

而且，比较解剖学使我们认识到许多生物体都有一些退化了的器官，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比如鲸，它的后肢已经消失了，但它的后肢骨并没有消失，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尾部找到已不起作用的盆骨和股骨。甚至在一些蛇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盆骨和股骨的残余。这使我们相信，鲸是由陆地四足动物进化来的，蛇是由蜥蜴进化来的。我们人类，已完全退化了的器官也不少，尾骨、转耳肌、阑尾、瞬膜（第三眼睑）等等都是完全退化、不起作用的器官，它们除了让我们记住我们的祖先曾经象猴一样有尾巴，象兔子一样转动耳朵，象草食动物一样有发达的盲肠，象青蛙一样眨眼睛，还能有别的什么合理解释吗？

早在十八世纪，动物学家就已经发现，在动物胚胎发育的过程中，会经过一系列与较低等的动物很相似的时期。比如说人，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出现了鳃裂，不仅外形象鱼，而且内脏也象鱼：有动脉弓，心脏只有两腔等等。对这个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是由鱼进化来的，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事实上，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都跟鱼类相似，而且有些时期几乎不可能区别开来，这是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共同祖先的一个证据。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航海业的发达，特别是美洲和澳洲的发现，博物学家们见识到无数新奇的物种。许多的物种，甚至整个属、科、目，只在某个地理区域被发现。当博物学家在澳洲和南美见到袋鼠、袋狼、袋熊、袋鼬、袋貂、袋獾等等闻所未闻的动物，就不免奇怪为什么上帝只在这里创造出有袋类哺乳动物。这并非那里的环境是为有袋类而设的，因为当移民们给这些地方带去高等哺乳动物后，许多有袋类因为竞争不过高等哺乳类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了。显然更合理的解释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别的大陆隔绝，而有了独特的进化途径。即使是一个群岛，也往往有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特有物种。做为神学院的毕业生的达尔文最初对神创论产生了怀疑，就是因为在加拉帕格斯群岛见到了那些岛与岛之间都不同种的巨龟，见到了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多达十三种的“达尔文雀”，而不由得发生疑问：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小小的角落炫耀他的创造才能，专门为这里创造出如此多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有物种？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物种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几万年几十万年后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有物种。

总之，在达尔文之前，生物进化已是铁证如山了，一些敢于冲破宗教信仰的束缚的科学家也开始正视这个事实。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就已认为生物物种是可变的，并大胆地推测所有的动物都来自同一种祖先。他并且认为地球的年龄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几千年要古老得多，并把生物物种的变化和地球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但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布封被迫宣布放弃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因此未能产生什么影响。

比布封稍后的另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则要固执得多，影响也要大得多。他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的人。他对生物进化的理解，跟现在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生物界是一个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复杂、最高等的人类的阶梯，而所谓生物进化，就是从非生物自然产生微生物，微生物进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进化成高等生物，直到进化成人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进化过程是不断在重复，至今仍在进行着的。也就是说，在今天，聪明的猩猩仍在尽力进化成人。拉马克也是试图解释进化现象的第一人，他给出了第一个进化的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生物体本身有着越变越复杂、向更高级形态进化的内在欲望；第二，生活环境能够改变生物体的形态结构，而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简言之，“用进废退”。在著名的长颈鹿例子中，拉马克是这么解释长颈鹿的长颈由来的：长颈鹿的祖先经常伸长了脖子去吃树高处的叶子，脖子受到了锻炼，变长了，而这一点可以遗传，因此其后代就要比父母的脖子长一些，一代又一代，脖子就越来越长。

拉马克的这套理论，并不能说服当时的科学家接受进化论。这固然有宗教的原因，但也有科学上的怀疑。比如，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非生物能自然产生微生物，但是当时虽然巴斯德还未做否定自然发生论的著名实验，科学界却已普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然发生论是不正确的。因此拉马克虽然影响很大，却是往往被当做反面教材来嘲笑和批驳。生物学界迫切需要有一个象牛顿一样的科学巨人，能够无可置疑地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并且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个巨人，就是达尔文。

二、达尔文

历史选择了达尔文做为生物科学的创始人，似乎纯属偶然。１８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查尔斯·达尔文，在青少年时代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而不象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固然，这时候他很热衷于收集矿石和昆虫标本，但这是在男孩子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爱好，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他未来的科学研究乃是儿时兴趣的延续。１８２５年秋，老达尔文准备让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把他送进了爱丁堡医学院。可惜，小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两年之后，只好从医学院退学了。医生是当不成了，当牧师也是个体面的职业，达尔文听从父命，进了剑桥学神学。虽然他对神学也没有什么兴趣，花在打猎和收集甲虫标本上的时间恐怕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多，却也终于在１８３１年毕业，准备当个乡间牧师了此残生。

达尔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认为他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浪费。他觉得正式的课程枯燥无味，也没能从课堂上学到什么。但是在这些年，他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科学训练。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１８３１年，当植物学家亨斯楼(J. S. Henslow)被要求推荐一名年轻的博物学家参加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时，他推荐了忘年交达尔文。达尔文的父亲竭力反对儿子参加航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在达尔文的一再恳求下，老达尔文终于作出让步，表示他若能找到一个可敬的人支持他去，他就可以去。达尔文找到了舅舅、他未来的丈人来说服父亲，并侥幸通过了以苛刻著称的费兹洛伊(R. Fitzroy)船长的面试，于１８３１年底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一路上达尔文做了大量的观察笔记，采集了无数的标本运回英国，为他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五年之后，贝格尔号绕地球一圈回到了英国。

当达尔文蹋上贝格尔号的时候，他是个言必称《圣经》的神学毕业生、正统的基督教徒，他的虔诚常常被海员们取笑。但是当他返回英格兰时，在他看来《旧约》不过是一部“很显然是虚假的世界史”，其可靠性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高。他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理性主义者，而其出发点，就是对“一切生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信条的怀疑。

在环球航行时，有三组事实使得达尔文无法接受神创论的说教：第一，生物种类的连续性。他在南美洲挖到了一些已灭绝的犰狳的化石，与当地仍存活的犰狳的骨架几乎一样，但是要大得多。在他看来，这可以认为现今的犰狳就是由这种已灭绝的大犰狳进化来的。第二，地方特有物种的存在。当他穿越南美大草原时，他注意到某种鸵鸟逐渐被另一种不同的、然而很相似的鸵鸟所取代。每个地区有着既不同又相似的特有物种，与其说这是上帝分别创造的结果，不如说是相同的祖先在处于地理隔绝状态分别进化的结果。第三，是来自海洋岛屿的证据。他比较了非洲佛得角群岛和南美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生物类群。这两个群岛的地理环境相似，如果生物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下应该创造出相似的生物类群才是合理的，但是这两个群岛的生物类群却差别很大。事实上，佛得角群岛的生物类群更接近它附近的非洲大陆，显然，应该认为岛上的生物来自非洲大陆并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进化过程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更加明显。达尔文发现，组成这个群岛的各个小岛虽然环境相似，却各有自己独特的海龟、蜥蜴和雀类（图２－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故意在一个小岛上创造这些独特的物种，更合理地，应该认为这些特有物种都是同一祖先在地理隔绝条件下进化形成的。

１８３７年，在贝格尔号之行结束一年后，达尔文开始秘密地研究进化论。他的第一堆笔记，是家养和自然环境下动植物的变异。他研究了所有可能到手的资料：个人观察和实验、别人的论文、与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通讯、与园丁和饲养员的对话等等，很快得出结论，家养动植物的变异是人工精心选择造成的。但是自然环境下的变异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仍然不清楚。一年之后，他在休闲时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此必然导致贫困和对生活资料的争夺。达尔文突然意识到，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生物界。所有的生物的繁殖速度都是以指数增长的，后代数目相当惊人，但是一个生物群的数目却相对稳定，这说明生物的后代只有少数能够存活，必然存在着争夺资源的生存竞争。达尔文进一步推导：任何物种的个体都各不相同，都存在着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会影响生存能力，导致个体的生存能力有强有弱。在生存竞争中，生存能力强的个体能产生较多的后代，种族得以繁衍，其遗传性状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了优势，而生存能力弱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其结果，是使生物物种因适应环境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达尔文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

因此，在达尔文看来，长颈鹿的由来，并不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而是因为长颈鹿的祖先当中本来就有长脖子的变异，在环境发生变化、食物稀少时，脖子长的因为能够吃到树高处的叶子而有了生存优势，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使得长脖子的性状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进而产生了长颈鹿这个新的物种。

虽然达尔文在读了《人口论》之后就有了灵感，马上就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但是要过了四年，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他才开始把这个理论记录下来，并把手稿送给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他太清楚一旦自己的理论发表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震撼了，而做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这是他想要尽力避免的，因此他留下了一份遗嘱，他有关进化论的手稿只能在他死后发表。

但是在１８５８年夏天，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图２－７）的信，迫使他不得不在生前发表自然选择理论。华莱士是一个年轻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在马来群岛考察。跟达尔文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点也促使他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那一年的二月，他生了一场间歇热，在病中突然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也因此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他出身贫寒，又极其反对基督教，没有达尔文做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种种顾虑，因此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征求意见。他并不知道达尔文此时已研究了二十年的进化论，之所以会找上达尔文，完全是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地理学学界的崇高地位；而这个地位，在达尔文完成贝格尔号之航后就确立了。

当达尔文读了华莱士的论文，见到他自己的理论出现在别人的笔下时，其震惊和沮丧可想而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压下自己的成果，而让华莱士独享殊荣。但是他的朋友、地理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都早就读过他有关自然选择的手稿，在他们的建议下，达尔文把自己的手稿压缩成一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１８５９年林耐学会的学报上。这两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是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达尔文在同一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篇幅只是他准备多年的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才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征服了科学界。

由于《物种起源》的成功，也可能是被达尔文的人格和智慧所折服，虽然华莱士与达尔文同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殊荣，他却总是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个称呼沿用至今。

三、达尔文的三大难题

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当时的生物学家对接受这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存在着三大困难。

第一，是缺少过渡型化石。按照自然选择学说，生物进化是一个在环境的选择下，逐渐地发生改变的过程，因此在旧种和新种之间，在旧类和新类之间，应该存在过渡形态，而这只能在化石中寻找。在当时已发现的化石标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视为过渡型的。达尔文认为这是由于化石记录不完全，并相信进一步的寻找将会发现一些过渡型化石。确实地，在《物种起源》发表两年后，从爬行类到鸟类的过渡型始祖鸟出土了，以后各种各样的过渡型化石纷纷被发现，最著名的莫过于从猿到人的猿人化石。在现在被称为过渡型的化石已有上千种，但是与已知的几百万种化石相比，仍然显得非常稀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生物化石都是偶然形成的，因此化石记录必然非常不完全；另一方面，按照现在流行的“间断平衡”假说，生物在进化时，往往是在很长时间的稳定之后，在短时间内完成向新种的进化，因此过渡形态更加难以形成化石。

第二，是地球的年龄问题。既然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它就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达尔文认为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亿、十几亿年。但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威廉·汤姆逊（即开尔文勋爵，一个神创论者）用热力学的方法证明地球只有一亿年的历史，而只有最近的最多两千万年地球才冷却到能够让生命生存。对于物理学家的挑战，达尔文无法反击，只能说“我确信有一天世界将被发现比汤姆逊所计算而得的还要古老”。我们今天已知道达尔文是对的，而汤姆逊算错了，现在的地质学界公认地球有四十几亿年的历史，而至少在三十亿年前生命就已诞生。但是在当时，在地球的年龄问题上，人们显然更倾向于相信物理学权威。

第三个困难是最致命的：达尔文找不到一个合理的遗传机理来解释自然选择。当时的生物学界普遍相信所谓“融合遗传”：父方和母方的性状融合在一起遗传给子代。这似乎是很显然的，白人和黑人结婚生的子女的肤色总是介于黑白之间。汤姆逊的学生、苏格兰工程师简金(F. Jenkin) 据此指出：一个优良的变异会很快地被众多劣等的变异融合、稀释掉，而无法象自然选择学说所说的那样在后代保存、扩散开来，就象一个白人到一个非洲黑人部落结婚生子，几代以后他的后代就会完全变成了黑人。达尔文虽然从动植物培养中知道一个优良的性状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但是他没有一套合理的遗传理论来反驳简金。达尔文被迫做出让步，承认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也是成立的，可以用来补充自然选择学说。事实上，在达尔文逝世（１８８２年）前后，生物学界普遍接受拉马克主义，而怀疑自然选择学说。

如果达尔文知道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实验，就不会在遗传问题上陷入绝境了。孟德尔在１８６５年就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生物遗传并不融合，而是以基因为单位分离地传递，随机地组合。因此，只要群体足够大，在没有外来因素（比如自然选择）的影响时，一个遗传性状就不会消失（肤色的融合是几对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现象）。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优良的基因能够增加其在群体中的频率，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群体。

很显然，孟德尔主义正是达尔文所需要的遗传理论。可惜，孟德尔的发现被当时的科学界完全忽视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孟德尔主义在１９００年被重新发现时，遗传学家们却认为它宣告了达尔文主义的死亡，在他们看来，随机的基因突变，而不是自然选择，才是生物进化的真正动力。只有一些在野外观察动植物行为的生物统计学家仍然信奉达尔文主义，因为他们所观察到的生物对环境的奇妙适应性，是无法用随机的突变来解释的。

四、伟大的综合

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的开始融合，是在孟德尔定律被重新发现之后二十年的事。这一次不是一个科学巨人的孤身奋战，而是群星灿烂了。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费歇(R. A. Fisher)、荷尔登(J.B.S.Haldne)和美国人莱特(S. Wright)。他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不仅不互相冲突，而且相辅相成。那些在野外做观察研究的生物统计学家所获得的进化论数据，都可以从遗传学原理推导出来。在孟德尔遗传学的基础上，自然选择可以完满地解释生物的适应性进化，根本不需要拉马克主义（拉马克主义这时候也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孟德尔遗传学正是达尔文梦寐以求的遗传学！这些理论研究工作，是在１９１８年开始，而在三十年代初基本完成的。１９３０年，费歇发表了《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１９３１年，莱特发表了《孟德尔群体中的进化》；１９３２年，荷尔登发表了《进化的动力》。这三本经典著作，构成了现代进化论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些理论研究，涉及到复杂的数学计算，不是一般的生物学家们所能理解的。而且只有理论没有实验，也很难被生物学家们所接受。因此，他们的研究工作，对当时的生物学界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生物学界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仅有耐心去弄懂这些繁琐的数学计算，而且用实验来验证这些计算，他就是俄国出身的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 Dobzhansky)。杜布赞斯基师从俄国遗传学家契特维里科夫(S. Chetverikov)研究果蝇遗传学，１９２７年移民到美国（两年后他的老师被苏维埃政府逮捕，实验室被关闭）。他与莱特合作，以果蝇为实验材料证实了莱特的理论工作。１９３７年，杜布赞斯基发表了《遗传学和物种起源》。在这部继《物种起源》之后最为重要的进化论论著中，杜布赞斯基在理论上和实验上统一了自然选择学说和孟德尔遗传学，对博物学家和实验生物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刺激了各个领域的生物学家都投身到进化论的研究当中来。

接下去的十年，是现代进化论硕果累累的十年。动物学家迈耶(E. Mayr) 把现代进化论应用于分类学研究，并提出了在地理变异和隔绝条件下新种产生的模型。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 G. Simpson)的研究表明现代进化论能够很好地被用于解释化石记录，而植物学家斯特宾斯(G. L. Stebbins) 则指出植物的进化同样能被现代进化论所解释。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现代进化论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生物学的所有领域。１９４２年，朱利安·赫胥黎（进化论奠基人之一汤姆逊·赫胥黎之孙）发表《进化：现代综合》一书，综合了现代进化论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现代进化论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综合学说”，也即新达尔文主义。标志着这个伟大的综合过程的最终完成的，是１９４７年在普林斯顿成立了“遗传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的共同问题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三十个学术权威代表着生物学的不同领域，但有着一个共同的观点：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的综合。

五、没有止境的进化

１９４４年艾菲力(O. T. Avery)证明ＤＮＡ是遗传物质，１９５３年华森和克里克提出ＤＮＡ的双螺旋结构模型，生物学从此进入了分子时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为生物进化这一科学事实补充了重要的新证据。它揭示了生物界在分子水平上的一致性，证明了进化论关于“所有的生物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命题（参见第一章“进化”）。同时，分子生物学为研究生物进化的过程和机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以前，生物学家们只能通过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和现存生物的形态结构比较确定各物种亲缘关系的亲疏，从而绘出种系发生树；现在，我们已完全可以在分子水平上，通过比较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或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不仅在总体上肯定了传统生物学的结果，而且使种系发生树的描绘更精确，达到了定量化的程度（参见第五章“分子进化”）。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也使进化论的研究面临新的问题。１９６８年，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中性学说，认为在分子水平上，生物进化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而是按一定的速率随机地突变，对生物的生存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木村在当时是根据蛋白质序列提出这个学说的，八十年代以来，ＤＮＡ序列大量测定所得的结果表明ＤＮＡ序列的改变更符合中性学说。有关中性学说的正确性和适用范围目前仍然没有定论（参见第五章“分子进化”）。

在从前，自然选择的结果往往被认为导致产生对生物物种或群体有好处的适应性，这就是所谓“群体选择”。六十年代以来，生物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群体选择”很可能并不存在，自然选择产生的只是对个体有益的适应性，生物个体不会因为为了物种或群体的利益而放弃传递属于自己的基因，这就是“个体选择”。实际上，达尔文本人就是一个个体选择论者（虽然在当时很少有生物学家认同他）。他认为，社会性昆虫如蜜蜂中丧失了繁殖力的工蜂并非真正地“利他”，而是利己，因为一个蜂窝都是一个蜂后的直接后代，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体（参见第三章“自然选择”）。在性选择的研究上，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参见第四章“性选择”）。一些生物学家更进而认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单位不是个体，而是比个体更基本的基因，这就是引起很大争议的“自私的基因”假说。这个假说，在八十年代发现自私的ＤＮＡ及自私的基因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生物进化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微进化（生物群体中基因频率的改变）、新种生成和大进化（从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的跃变，比如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现代综合学说完美地解释了微进化和新种生成，并认为由微进化和新种生成的研究所得的结果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大进化。但是一些生物学家对这个推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生物大进化可能有属于自己的机理。按照他们的观点，生物新类型的产生是在生物胚胎发育过程中基因突变的结果。胚胎发育时的微小突变可以导致成体的巨大变化。最近发育生物学的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某种基因的表达速度变慢，就会使鱼鳍变成肢足。可以预见，随着发育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进化难题将被解决。

对于如何评价这些新成果，进化生物学家们争论不休。持激进观点的人认为，这些成果已推翻了现代综合学说，它必须被新的学说所取代。现代综合学说也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因此这些新学说，比如中性学说，也就被称为非达尔文主义。而在持保守观点的人看来，这些新成果与现代综合学说并无本质上的冲突，也可以被综合到现代综合学说之中去。不管怎样，自从创立以来就备受攻击的现代综合学说仍然是进化生物学的主流学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综合了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等新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分子综合”学说。进化论创建一百多年来，本身就不断地在进化，将来也会不断地进化。进化论的进化没有止境。

早在十六世纪，就有科学家发现人和鸟虽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组成和排列却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不同生物种类的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已相当发达，各生物种类在内部结构的同源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用于抓握的人手，用于挖掘的鼹鼠前肢，用于奔跑的马腿，用于游泳的海豚鳍状肢和用于飞翔的蝙蝠的翼手，它们的外形是如此的迥异，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骨架却又是如此相似！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都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因为适应环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里却没能变多少。如果它们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根本没必要让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着相似的构造，因为这样的构造设计，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时显得不是那么合理。如果让一个工程师来设计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对其它物种必需，对这个物种却是个累赘、退化得只剩一点痕迹的骨头．

而且，比较解剖学使我们认识到许多生物体都有一些退化了的器官，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比如鲸，它的后肢已经消失了，但它的后肢骨并没有消失，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尾部找到已不起作用的盆骨和股骨。甚至在一些蛇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盆骨和股骨的残余。这使我们相信，鲸是由陆地四足动物进化来的，蛇是由蜥蜴进化来的。我们人类，已完全退化了的器官也不少，尾骨、转耳肌、阑尾、瞬膜（第三眼睑）等等都是完全退化、不起作用的器官，它们除了让我们记住我们的祖先曾经像猴子一样有尾巴，像兔子一样转动耳朵，像草食动物一样有发达的盲肠，像青蛙一样眨眼睛，还能有别的什么合理解释吗？

19、gun ：

神棍又来说谎了，难道你家的神教你们要习惯性说谎吗？

没有进化论，生物科学将毫无根基。

达尔文的光辉将继续照耀生物学，直到宇宙灭亡

20、贝尔思 ：[转贴]给科学迷信者们扫扫盲（转）经验范围内的人类共识--关于科学

最近看到几个活宝在坛子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是没有人能驳倒的,不学习辩证法是人生一大损失之类的屁话.看到丫几个一副自以为是的嘴脸,很是不爽.于是写了这个关于科学的帖子给蠢蛋们扫扫盲,就当是为论坛消消毒,以正视听.

写完第一篇后发觉废话很多,但又觉得废话不能不说,不然一是逻辑不严密,二是阐述不到位,那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面皮就撕不烂.但这样以来写出来的中文是又长又臭,枯燥无味,估计也没什么人有耐心看下去,俺码字的水平也就这样子了,愿意看的就将就看吧.

基于经验，所谓科学的理论总是能够被驳倒的.从亚里士多德的轻重两个物体下落速度不一样,到伽利略著名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现代量子力学;从认为燃烧是因为物质存在燃素,到现在知道燃烧是一种强烈的氧化反应;从地心说,日心说到银河系,河外星系,乃至宇宙大爆炸学说......如果我们认定科学理论是驳不倒的,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这么多理论中哪些是科学的?那些又不是.结果很为难,恐怕我们只能承认这些都是科学的.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越靠后的肯定越正确,但难道前者就是伪科学?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担心,假以时日,今天的科学就会沦为同样命运,被戴上伪科学的帽子.因此,只能说都是科学的,看来科学和不能被驳倒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同时,科学也不等于绝对正确,错了的理论也是科学的.但既然科学理论也不等于绝对正确,那么科学跟宗教相比,显然就不能用一个正确一个错误这样的简单认识来划分了.

当我们研究宗教,一个让坚信科学体系是驳不倒的人们十分郁闷的发现是,与总是短命的科学理论相比,宗教教条的命运似乎要好得多.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宗教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没见有谁就把人家给驳倒了,然后人家幡然醒悟,自觉关门的.以前你可以说是因为有宗教裁判所不准你批驳基督教不然就烧死丫这样的原因阻碍了彻底打翻宗教,但现如今早已是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这点自由好歹还是有的吧.马克思主义者倒是认定宗教错了,自己这样的科学体系才是对的,据说还成功改造了大批宗教徒,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优越性,但你要说你那社会主义改造是苦口婆心地去跟人家讲道理，打死我也不信.到现在据说是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了,但宗教徒一点没见减少,据说还有增长势头.上千年了,圣经还是那本圣经,古兰经还是那本古兰经,这宗教教条还就是又臭又硬,没人能拿它有什么办法.前段时间看见一个叫方舟子的家伙办了个网站,拿人家基督教的教条来开骂,想证明人家是错的.我说丫别逗了,整个就一堂吉诃德,几千年来聪明人难道还少吗?也没见有人就把人家给骂垮了,你瞎操心个啥?要信就信,不信就一边呆着去.话说回来,结果我们发现真正无法被驳倒的不是科学理论,而是宗教教条.呵呵,郁闷吧?马克思主义要想享受驳不倒的待遇,看来只有划入宗教，或者说非科学行列才行了(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自己这理论是科学的,那我就只能说你那是伪科学了).

写此文的目的就是想来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宗教,区别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又属于什么性质.而不论是科学,宗教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都应该是属于人类认识世界和真理的方法,看法及其理论总结.因此,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学先就要探讨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途径.所以我们就从认识能力和途径入手.

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认识如何可能,而在于达成共识如何可能

事实上,人们依靠什么来认识世界和真理,这完全是个人自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比如粪青喜欢用屁股思考问题,那也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我们总结前人和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来看,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办法,也就是感觉经验的办法.人们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舌头尝,手去摸去认识世界.还有随着文明进步,人们还发明了望远镜,显微镜,乃至传感器,声纳,雷达...等等工具来帮助人类去感觉和探测世界.通过这些认识活动,人们总观测到的现象中总结出了许多有规律性的原则.

而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办法通通很笨,靠这些低层次的办法是无法真正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规律的.因为现实的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类甚至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不断变化的现象是不可靠的,也不真实的,而且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那些现象总是受到主观意志的影响.比如立场,观念,情绪,疾病,生理缺陷等等.因此我们从这些现象中也无法总结出可靠的真理来.于是这些人认为真正的世界是看不到,摸不着,用仪器也探测不到的,人类要真正把握世界及其规律应该采取这么一些办法.比如有的人怀疑一切,希望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去发现不可怀疑的事物,不可怀疑的那当然就是真理.结果他们发现世间一切都是多变而不可靠的,真正不可怀疑的只有"我在怀疑",因此我思故我在.所以人类的理性是最可靠的,因此只有依靠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通过人类理性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和真理,因此走了理性至上的道路.有的人则相反,认为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是无法主动去认识世界的真相的,要么只能等"神"或者"神的使者"主动来找人类,并指引人类认识真相;要么就得靠一套特殊的修炼方法把自己变成"非凡人",从而认识和掌握真理.更有甚者认为"神"(客观真理)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即使认识到,我们也无法表述(语言是人类的东西,怎么能去表述"神"?).这样的一些方法由于超越了感觉经验，而纯粹是依赖人的数学和逻辑思维形式，或者干脆就是神谕和玄想，因此我们称之为先于感觉经验的，即先验的方法。

为了如何认识世界和真理这个问题人类有众多不同意见,因此也吵得个不亦乐乎,吵了几千年,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但却始终没有一个答案能令人们完全信服.一般的人,要么觉得这些问题很高深,要不怎么吵这么久呢.还有些人觉得这些问题又不能当饭吃,讨论来有个鸟用.不管怎么说，反正，这帮吃饱了没事干成天吵架的家伙就叫做哲学家(的确是如此,要不马克思怎么说哲学是不劳而获的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劳动人民是没工夫玩这些的.其实丫自己就是一典型的有闲阶级,穷得没饭吃,还要研究劳什子哲学,要不是资本家恩格斯资助丫,估计依他那德行多半得饿死).这个问题谁对谁错一直没个结果,不禁让人悲观，连如何认识真理都无法达成共识,更不要说真正认识真理了.怎么办?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讨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我不知道这人是谁,反正我觉得这家伙很伟大,这等于结束了一段公案.一帮哲学家果然吃闲饭,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结果是个假问题.当然,问题还没完,有人又提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什么方法才能够使人类真正认识世界和真理,而在于认识世界和真理的众多方法中,那一种能够在人类中间达成一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

依据这一原则,结果我们发现,还是只有最常见的最笨的那种方法,即感觉经验的方法才能够在人类中达成普遍共识.因为凡是常人,先天就具备了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而且我们还发现,逻辑和数学是人类共同具备的"先天"知识(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们无法确定,但这些知识的确是人类所共有的,各民族间的语言有很大差异,但在逻辑和数学上却没有分歧,一切语言的灵魂就是逻辑和数学,而感觉则是语言的血肉.数学,逻辑,感觉这些人类共性也是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可以相互翻译的前提.因此,逻辑和数学似乎是一种先天的思维形式),这些知识并不需要专门学习,一般人也可以自然运用其基本原理.因此我们才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姑且不管这些感觉是不是真实,逻辑和数学是神赋予人的还有人后天出于交流需要而逐渐培养出来的这样一些疑问,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五种感觉和逻辑数学思维形式构成了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的基础和基本工具,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共识,我想除了部分有先天生理缺陷的人,比如先天的聋哑瞎,色盲(前者属于感觉能力缺陷,后者则是与绝大多数人不同),以及神经病人(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和数学能力),其他的所有我们称之为正常人的人都应该是同意的,而且越理性的人应该越深有同感.所谓理性的人,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思维严密(逻辑),精于计算(数学).而与之相反,先验思维由于缺乏共同基础,对于某个先验问题,人们是很难达成普遍共识的.例如:像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虽然大家都在使用这个概念,但关于什么是国家,别说是不同国家的人,即使是所谓同一国家的人也无法达成普遍共识."同床异梦,心怀鬼胎"就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

因此依靠通过感觉经验到的现象运用逻辑和数学思维形式去总结和归纳有规律性的原则,是使人类在经验范围内获得共识的唯一方法,这种方法被人类命名为--科学,总结出来的有规律性的原则则被称之为科学理论或科学法则.

二,什么是科学?

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运用人类理性试图对世界作出具有最高或然性陈述的方法,因此又称之为经验科学,其哲学原则就被称之为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但传统科学的这种解释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传统科学认为一个理论要被称之为可靠的,就必须被现实的证据所证实.但当科学强调"一切可靠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归纳"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判断本身是经验归纳的还是先验的?如果是经验归纳的,那么由于经验归纳只能得出或然性结论,因此一切可靠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归纳就不能成立,最多只能说大多数可靠知识来自于经验归纳.而如果是先验的,那这个论断本身按照其内容的原则就是不可靠的.我们还发现一个理论要被称之为可靠的，必须得到所有证据的证实,那意味着必须进行完全归纳,而这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经验科学陷入了一种窘境,经验科学本身是否可靠是无法得到科学方法的支持和证明的.这意味着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并运用数学和逻辑形式无法证明科学是可靠的,科学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先验的.这意味着科学和宗教将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宗教就是先验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在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往往在最后倒向了宗教.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牛顿在创立力学三大定律之后,烦恼于宇宙运转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于何方.这样的问题当然是无法通过感觉经验解决的,没办法只好说是上帝踢了一脚,然后世界就运动起来了.以至于后来在西方哲学界有句名言:"上帝是个大阴沟,凡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往里扔".最无赖也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是最高明的解释当推马克思主义了,你们看人家是怎么解释的.翻开高中政治教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在讲述物质概念时,人家是这样说的:"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信徒们是无限崇拜啊,哪里见过比这更高明的解释啊.不过按我说,"物质"这概念跟"上帝"有啥区别?不就是人家基督教的翻版么?我换成"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物质能够自主运动不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么?),世界的法则都由上帝制定(运动是物质的运动不就是世间万物变化的规律都是由物质决定的么?)".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读读看有没有道理,嘿嘿.

话说回来,哲学家们始终关注科学的合法性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便把科学和宗教区分开来.波谱尔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他的解决方案是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他认为尽管我们无法从众多关于白天鹅的观察中推导出"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的普遍性真理.但是只要有一次观察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的绝对正确的判断.这一逻辑的不对称问题说明了:经验归纳的概括尽管不能被证实,却可以被证伪.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尽管无法被证实,却是可以检验的.通过对科学理论全面而系统的反驳或否证使科学法则得到检验.这还意味着任何事实都不能完全证实一个理论,任何理论都不能被认为是终极真理,最多只能说这一理论得到了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察事实的支持,我们运用这一理论比运用其他理论能够作出更多，更精确的预测,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它仍能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因此,"一切可靠的知识都是来自于经验归纳"这个判断被修正为"没有知识能被证明是绝对可靠的"或者"一切科学的知识都是可以被证伪的".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无法证明某个知识是正确的,但我们有可能某个科学知识是错误的.因此,显而易见,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和永远正确的理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标榜的科学体系事实上就好比今天满街都是的假广告.

波谱尔进一步认为科学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为了对世界作出具有最高或然性的解释.因为例如像人都是要死的,天是要下雨的这样一些或然性极高的判断事实上没有什么意义,对我们能否解决问题也没有什么帮助.人们天生就充满好奇,总是带着疑问,为了研究和解决这些疑问,人们用一切能想出来的方法试图去解开这些疑问,并使用一些理论去解释这些问题.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从问题的产生和我们试图要解决问题开始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这样的论断对科学研究来讲完全是屁话!难道基督徒,共产主义者,穆斯林各自有一套不同的研究科学的方法?!不过的确有人干过或者正在干这种蠢事,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由于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违反了所谓的基督教教义(比如解剖尸体),而对这些科学家处以火刑.苏联曾经枪毙了一位研究遗传基因理论的科学家,理由是这些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进化论.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白专道路,至今我们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和学术研究,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而事实上方法和理论总是由于我们需要解决和解释某些问题,而被不断地不择手段地创造出来.要解决和解释新问题,就需要新方法新理论,最优秀的科学家总是那些绞尽脑汁创造新方法和新理论而不是墨守成规的科学家,当然要创造一种真正经得起经验考验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可能要淘汰成千上万种的方法和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就是在不断的创造--检验试错--修正--再创造的过程中不断地增长.因此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创造发明，而不是什么客观发现,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发现客观规律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先验思维,客观规律是无法被人类发现的,能够被发现的仅仅是经验世界里的现象.同样的理由,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和艺术本质上一样都不存在什么创造的逻辑,唯一的区别在于科学不能像艺术创作那样几乎不受约束,可以自由发挥,而必须在与错综复杂的经验现实的对抗中经受考验.因此真理对于科学而言,只是也个假概念,或者说是个只能接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掌握客观规律,并依据所谓的客观规律去发现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由此预测未来事件的发生就完全是一种痴人说梦,你们只是凡人,不是上帝.

三,科学不是拜科学教,反对唯科学主义(科学至上主义)

由于科学就其出发点和目的而言,不是空谈什么主义和教条,而主要是一系列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因此科学并不是我们许多人所理解的一套具有整体逻辑的理论体系和泛泛而谈的教条,更不是什么客观的绝对真理和必然规律.至今物理学上的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等理论都无法结合成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更不要说什么无所不包的科学体系了.科学本身的方法决定了科学理论永远只是只具有较高或然性的理论,当马克思主义者说什么东西是必然如此的时候,先不论对错，首先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而是先验思维,是无法得到认同的.正如波谱尔所说在追求真理的进程中,我们关注的是越来越逼近真理,我们甚至能知道我们在进步,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否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因此不能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因为我们知道,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都是科学,但是他们都不可能与事实完全相符合,很可能两者都是错误的.因此那种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通过科学会赋予我们某种无所不能的知识,甚至有一天能为我们所有的疑问提供现成的答案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是唯科学主义.而宣称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扩展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思维.

当人们醉心于人类通过科学所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这样的伟大奇迹时,往往产生一种危险的自负,狂妄地认为人类已经掌握了驾御自然和宇宙的能力,那些还未知道的宇宙秘密依靠人类理性终究会被认识.这种想法实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理性一种宗教式的崇拜,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膨胀,从而产生极端自负的人类中心主义,鼓吹人定胜天和唯意志论.这种自我陶醉使人忘记了人类所知道的事实上仅仅是宇宙奥秘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更多.因此真正的科学精神应该对浩瀚的未知世界保持一种谦卑甚至是敬畏的态度.因此我十分欣赏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以下诗句:

众神一开始就没有向我们揭示万物真谛,

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探索逐渐明了事理.

芸芸众生中有谁已经掌握了确凿的真理?

即便将来宇宙真理也永远是难探的奥秘,

休说神旨仙意,难我的话他们也难以全知.

即使哪一天有人无意中道出了终极真理,

其实他也是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如坠雾里,

只因世间万物是由猜测编织的大网而已.

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科学是一个被顶礼膜拜的词语,科学和真理,正确这些词语打上等号,在许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并不了解,迷信科学和所谓封建迷信在性质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唯科学主义者往往也是无神论者,但他们在否定了存在其他一切"神"的同时又祭起一个叫"理性"的"神",而事实上相信有神和相信没有神都是先验思维,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相信没有神同样是一种迷信,并不见得比有神论高明到哪里去.因此可笑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嘲笑有神论者的愚蠢,一边又树起一个"神"来顶礼膜拜,所以如果说封建迷信者是愚蠢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愚蠢!与此同时,他们还多了一层狂妄的色彩!如果说那些偏执,独断和不宽容的宗教徒们曾经或正在给世界带来危害和灾难;那同样偏执和独断,而且狂妄的唯科学主义者制造的灾难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回顾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就知道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如果科学当作教条,把科学理论当成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事实上是反科学的,严重地阻碍了科学进步.

四,科学与宗教的界限

我们也不应该把科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等先验的宗教教条放在一堆进行比较，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科学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迷信的.这等于把科学与宗教一视同仁,已经是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了.而事实上科学和宗教是有界限的,只要我们对科学和宗教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两者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宗教和科学各有其价值,科学和技术满足了人类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并告诉了人们人类所知道的事情.而宗教,其实不仅仅是宗教,宗教只不过是成体系的先验教条中的一类罢了,还有许多不称为宗教的却带有宗教性质的或者说是非科学的先验思想体系,以及其他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先验教条,例如良心,命运,鬼怪传说等等.这些先验教条的最大作用就是使人们内心安谧,免除人们对于残酷的现实和未知世界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人皆有之的,而且人们知道的事情越多,这种恐惧往往越深,因此才越需要心灵的支撑,宗教信徒们的无所畏惧凭借的就是信念.与之相反,那些叫嚣"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的人,其叫嚣要么是在掩饰自己的心虚,要么就是无知,因为无知者才无畏.

科学跟宗教是不同的,但区别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而另一个是对客观事实的错误反映.科学理论和宗教教条一样,都是不能被证实的.因此客观事实和真理对人类而言,恐怕永远是个谜,除非客观真理以"神"的名义主动来找人类,不然没有"神"指引的人类扁舟只能在浩瀚的未知宇宙中可怜地航行而永远无法到达真理的彼岸.科学理论与宗教教条的真正区别在于能否被证伪,即科学理论是能够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宗教教条则无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宗教不是经验的知识,而是先验教条,而人的一切检验手段都依靠感觉经验,因此凡人根本没有可靠的手段去检验先验的东西是对是错.宗教徒说:"上帝是存在的."对于这种判断我们既不能说对也无法说错,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感觉和探测到上帝,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唯科学主义者认为这种话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而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则认为,这种话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这不是科学的论断,因为科学论断必须有被证伪的可能.与宗教相反,科学理论则来源于对人类经验的归纳总结,虽然也不能被证实,却能够被证伪.于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处境永远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必须面对人们的百般刁难并接受经验事实的严格检验,以至于随时可能事实被证明是错误的而被推翻.这种论断让唯科学主义者们十分不满,英明神武的科学竟然如此不堪.其实这种严格考验使科学理论具备了宗教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科学在讲究严谨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使得人们有可能就经验范围内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一个基督徒,一个穆斯林和一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就一个先验的问题发生分歧时,比如说上帝或者真主是否存在这样的话题.那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谁更有理.以至于如果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无法实现宽容和谅解的话,很可能反目成仇,甚至发生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而关于科学理论而发生的分歧是不可能引发战争的,由于科学理论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因此,当人们意见不一时,就可以通过想办法证明对方理论的错误来驳倒对方,从而就某个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因此,如果说有什么最有资格成为普世原则的话,科学原则即使不是第一个,也至少应该是第二个.

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吗?

对于一套理论，如果有人宣称是科学的理论,而不是在讲道传教,那就应该尽可能明确地阐述理论,以便让别人毫无含糊地加以反驳,从而使这套理论经受经验的考验.然而与之相反,有许多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人,在方法论问题上，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和理论根据保持一致,却想方设法对其中任何一项不断地进行重新阐述,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躲避别人的反驳.这些人中的典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事实上他们是在用教条主义替代科学.我们应该明白,科学理论不是能解释一切的理论,恰恰相反,它将大部分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排除在外.因此,当被该理论排除在外的事情发生了,并为我们所知晓,那么这一理论本身也就被排除了.只有是可检验的理论才是科学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像宗教信仰一样是确信无疑的,不会被证伪的,他们坚信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事实上从他们的理论中可以推导出许多可以被证伪的预言,而且恰恰是这些预言中的许多已经被证伪了,但马克思主义者确拒不承认,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阐述其理论以及理论根据,以便将证伪拒之门外,还美其名曰: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里的重要理论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价值所决定的,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上下波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商品中都包含了一个叫"劳动价值"的先验存在,这本身就已经骟了唯物主义一耳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类的认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而且我们马上可以列举出例如:著名艺术家的字画,一张不小心印错了的邮票,古墓里发掘出来的坛坛罐罐等等，这些稀缺的东西一旦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其价格与其所谓的内在"劳动价值"恐怕相差甚远吧.还有一些纯商业行为其"劳动价值"更是微乎其微,与商品价格根本无关,例如:股票投机和分红,彩票,债券等等。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那么这科学早已经被证伪,因为有太多现象它无法解释,因此早该被扔进垃圾堆了.然而我听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最"经典"的辩解是:"这些现象都属于特例,劳动价值论只解释正常的商品交换现象."而这种解释完全是滑天下之大稽,离常识相去甚远,与强盗逻辑无异.常识就是科学理论必须服从事实,能够经受经验事实考验的,能够得到迄今为止所有观察事实支持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而不是蛮横地要求事实服从理论，把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说成了什么特殊现象.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对这个问题解释得最好的还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即商品价格由效用和供求决定,商品价格与商品效用成正比,与商品供求成反比.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比如辩证法,所具有的能解释一切的"能力",虽然令其追随者兴奋不已并深信不疑,但这恰恰是其最大的错误所在.在众多时髦而诱人的自称科学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算是最典型的.因此每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志得意满地宣称自己所相信的是一套科学体系的时候,那嘴脸总是让人犯恶心,一帮可悲可怜的蠢人.其实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在信奉一种宗教,那么他们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一切是无可厚非的,但当他们宣称自己那一套是科学时,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伪科学了.而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之所以对人们的心理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其奥妙就在于他们具有解释一切的能力,事先就知道自己对未来的天下事无不通晓,不仅使人有一种智力超群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使你在情感上确信自己对世界了如指掌.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智力转换或智力显现的效果,使你能发现不接受此理论的人无法发现的新的真理.一旦具备了此眼力,你会发现证实自己理论的事例无处不在:世界充满了证实自己理论的事例.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成了证实他们理论的证据,因此,他们理论的真理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不信仰他们理论的人显然是对显而易见的真理熟视无睹.所以波谱尔调侃说:"马克思主义者每翻开一页报纸,在任何一版上都能发现证实他们理论的证据.不仅从新闻里,而且从版面设置上--版面设置反映出报纸的阶级偏见--甚至还能够从报纸没有说什么为依据在论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这些违背常识的胡说八道为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无条件拥护,以至于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导演了众多令人不堪回首的荒诞剧呢?追究人性上的原因,我们发现对于人们来说,即使是在言论和信仰自由的社会,独立思考,特别是一辈子都坚持独立思考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人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思维惰性.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说,一辈子总是面临着许许多多难以取舍的痛苦抉择,而要求每个人都自主地选择并勇敢地承受错误的抉择引起的后果,这种前景让人恐惧.人们总是害怕承担责任,说到底，一切恐惧--包括对最基本的诸如黑暗的恐惧，对陌生人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我们行为后果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恐惧等等，都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果说坚持常识就意味着永远陷入恐惧，那需要巨大的勇气,这是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说所有人无法坚持做到的,所以人们迫切需要解除恐惧,渴望获得自信,以相信未知已被攻克,又或者相信未知中至少有我们希望和期待的东西.这恐怕也是人们为什么信奉宗教的根本原因了,而马克思主义同样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求,这个"英明无比",从来不犯错误的思想体系替我们作出了选择,使我们觉得真理在握,而且它还向我们许诺将来有一天，也许要不了多久，社会就会变得完美无缺。而且它还附带满足了人们的虚荣心,因为它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并以革命的态度与以往的一切宗教划清界限,这使得它的信徒们觉得自己免于了信奉宗教的俗套和无知,而比愚蠢的善男信女要高明得多,也有革命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唯物主义者的无所畏惧"要么是心虚要么是无知的原因了,而这样的一种偏执,独断而又狂妄的"主义"给那些"勇敢地"选择"了它的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让人们回归常识,就是让人们知道相信这样的教条,事实上就是用一种话语替代个体的话语,用一种思考替代个体的思考.辩证法的教条像幽灵一样潜入了个体的魂魄,变戏法一样地迷惑着人们,使信徒们相信真理尽在掌握之中,于是这个弥天大谎让他们热血沸腾.告诉你真相-----其实你是个奴隶,教条主义的奴隶!在触摸不到的思想牢笼里,生活在那些陈腐教条为你编织的谎言之中,使用别人的台词说自已的话语,把他人的立场当成自已的立场,把他人的利益当成自已的利益.相信这样的理论和教条,还称之为科学,事实是对人类智商的侮辱.

21、1246115：

科学崇尚真理，宗教强调信仰，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22、潘非 ： 

引发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原因，学界比较倾向于是大气中“自由氧气”的出现。地球上的氧气都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如果从海洋中含叶绿素细胞的藻类算起，这个过程虽说已有几十亿年之久了，但产生的氧一直不断地被其它机制消耗着。如铁等金属的氧化过程。一旦这些金属元素都已变成氧化物而不再继续耗氧时，大气中才开始有了自由氧气。这就使得那些必须靠吸取氧气而存活的大型动物的诞生成为可能。因此各种大型化的动物一下子就都涌现出来了。是环境中“自由氧气”这种新物质的出现引发了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

23、潘非：方舟子：海克尔的胚胎

原载《牛顿-科学世界》2002年第5期

据说摩西十诫中有一条：不许做假见证。做假见证却偏偏是神创论者用以攻击进化论的主要手段，这对自称笃信基督教《圣经》的他们来说，乃是莫大的讽刺。或许他们已认定了为上帝做假见证可得赦免，即使是早已被揭穿的谎言，也不妨继续传播，蒙住一个是一个。比如，最近我又见到有人在网上到处张贴钱锟的《生物学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一文。这篇文章最早刊登于海外华人原教旨基督徒的刊物《海外校园》2000年4月号，我在当年5月4日就已写了一篇文章《谁的大骗局？》列出确凿证据证明钱锟是在捏造事实做假证。有一位网友把我的文章寄给钱锟，要他做出解释。钱锟被这位网友不屈不挠地追问了一年，终于在2001年5月间被迫在电子邮件中承认自己说错了话，并答应要公开做出澄清。然而又一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公开的表示，而他这篇造谣文章依旧被海外华人神创论者做为反进化论的一件重型武器不时地拿出来亮相。　　

钱锟是何许人也？在同期《海外校园》有段介绍：“本文作者现居旧金山，为著名美籍华裔生物学教授，曾任旧金山大学生物系主任多年，现为该系教授。”一位“著名生物学教授”，居然会反对进化论这个生物学的基石，听上去好像很权威，会让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感到困惑，以为生物学界对进化论的正确性还有争议，难怪神创论者会把他的谎言当宝贝。因此有必要先澄清一下：钱锟虽然是“生物学教授”，他的专业其实并不是生物学，而是与生物学关系不大的环境毒物学。他任教的旧金山大学（不要跟一流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搞混了）是一所天主教耶稣会的教会学校，这种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基本上不做科学研究，它的生物系连博士生都没有。钱锟（P.K. Chien）从60年代末从香港到美国留学读研究生到现在30多年间，总共只在我从未听说过的刊物上发表过大约十篇毒物学论文。很显然，其“著名”，并非是学术上的。那么他又著名在哪里呢？就著名在挂着“生物学教授”的招牌攻击进化论。　　

近年来，钱锟又以参加学术会议的名义频频到中国活动宣传神创论。据台湾基督教刊物《中信》的说法：“（钱锟）曾于一九九六年率领一组国际科学家，访问中国云南省澄江县帽天山寒武纪大爆炸化石的产地。九九年六月，他在昆明附近的澄江县协助主持一个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国际讨论会，主题为‘动物体形构造的起源及其化石记录’，有九个西方国家的专家参加。”他自己也声称：“我在国内许多大学讲论澄江化石群时，学生和教授都非常兴奋，学生的提问长达九十分钟。”为什么一个毒物学家会突然对澄江化石群这个与其专业相距十万八千里的领域感兴趣？因为他宣称澄江化石群所代表的“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否定了进化论（这当然也是一个谎言）。为什么一个从未在任何古生物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自称在1995年看了《人民日报》的报道才开始“研究”古生物化石、自己承认“主要以中文写作”的业余得不能再业余的人士，却能在中国“协助主持”有关古生物研究的国际讨论会？靠的就是“著名生物学教授”的招牌，利用中外信息的隔阂，国内无人知道其学术底细。我在《谁的大骗局？》一文指出钱锟是一个基本不做研究的毒物学家后，国内一位古生物学家来函大表惊讶，因为钱锟在中国是以美国古生物学家的面目出现的。而实际上，在旧金山大学生物系的英文招生材料上，是如此介绍钱锟的研究方向的：“钱教授对潮间地带有机体的生理和生态感兴趣。他的研究包括氨基酸和金属离子跨细胞膜运输，和对金属离子的解毒机制。”在英文世界，他绝对不敢自称什么古生物学家，他也不敢在英文媒体上放肆攻击进化论。在他任教的生物系，就有一门本科必修课程叫“进化论”。他的那套谬论在自己的系都推销不出去，却偏偏要跑中国蒙人。

然而在中国，这位毒物学家似乎却被当成了无所不知的生物学权威了，他也利用这个误会传播反进化论谬论。据他在《生物学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一文中自述：　　“笔者1999年暑期在中国曾接受北京某出版社副编的专访，其中问及人和鱼的胚胎比较。我建议在中学课本中删除海克尔的图画。据说这项更正在两年内可能完成。若果真如此，中国在教材上的改进要跑在英、美的前面。”　

中国出版社要出课本，对人和鱼的胚胎比较问题，不去问中国自己的胚胎学家、发育生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却去问一位美国毒物学家，岂非怪事？此事如果属实，说明钱锟已在中国出版界有一定影响，有可能通过中国出版界传播其神创论信仰误人子弟，值得我们的警惕。　　在《生物学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这篇文章中，钱锟试图让读者相信，不同脊椎动物早期胚胎极其相似一直被当作进化论的一个证据，而这乃是十九世纪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炮制的一个骗局。钱锟自称是根据里查逊（M.K. Richardson）等人的研究，列了几篇参考文献，真可谓句句有出处了。他大概没想到其读者会去查对这些参考文献吧。我查对了以后，发现出入很大。事实上，我有理由怀疑钱锟本人很可能根本没读或者读不懂里查逊的原始论文，而是根据外行记者的报道、美国神创论者的谣言和自己的想象“揭发”。他绘声绘色地说：“原来当年海克尔还在德国Jena大学任教期间，他伪造的这些假图就已经被人揭发。李察逊为了证实这是遮掩了一百多年的骗局，亲自到Jena大学去查史料。不出所料，海克尔当年被同事指控，他不但承认伪造，并且被判有罪。”　　

这事如果是真的，倒是相当有说服力的：里查逊查到的史料表明连海克尔本人都认错。可惜这完全是钱锟本人捏造出来的谎言。钱锟在这段话的后面注明根据英国科普杂志《新科学家》的报道（New Scientist 155: 23 (1997)）。但是那篇不到半页的报道根本就没有提到里查逊本人去查史料发现海克尔被判有罪。对海克尔被判有罪这个说法，报道中未提供消息来源。德国弗雷堡（Freiburg）大学动物学教授桑德（Klaus Sander）曾调查此事，询问了报道“海克尔被判有罪”的两家英国报刊的资料来源，《时报》（一般误译为《泰晤士报》）答复说是来自一本神创论的宣传物，里面并未列出出处；《新科学家》则没有回音。因此桑德得出结论说：“因为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可信赖的历史资料提到海克尔被认定有罪，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这种说法是根据传闻，而非事实。”（原载美国《科学》，Science 281:347-351 (1998)）随后，里查逊本人给美国《科学》写信，称自己是看了英国报刊的报道才听说“海克尔被认定有罪”，未去查找原始出处就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无意中传播了一个神创论的鬼话（Science 281: 1285j (1998)）。请问钱锟是在哪里看来的里查逊亲查史料？　　

钱锟“综述”里查逊等人的发现说：“海克尔到底动了什么样的手脚，以便将人的胚胎画得像鱼一样呢？原来他将人胚胎的鼻子、心脏、肝脏等大部份的内脏，及手、脚的胚芽都挖掉，再加长脊椎成尾巴！经过如此删改，想要它像甚么都可以了。”我查对了钱锟列出的出处——里查逊等人发表在《解剖与胚胎学》杂志上的论文（Anatomy & Embryology 196: 91-106 (1997)），里面并没有说海克尔是怎么动手脚的。这些是钱锟本人的发现，硬给加到里查逊头上。里查逊在原文中只指出了海克尔的三点“不精确和疏忽”：一，未包括那些较不相似的物种；二，未注明所用标本的学名、来源和胚胎期；三，将所有脊椎动物最早期胚胎的鳃弓区域画成实际上完全相同，而事实上存在相当的差异。　　

钱锟还说：“从那图画看来，人的胚胎在第一期‘鱼’的阶段真好像有鳃，并且还有长长的尾巴呢！”言下之意是海克尔的图画既然被发现不精确，那么人的胚胎第一期就没有鳃和尾巴，而事实上里查逊等人的论文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人的胚胎早期有鳃裂和尾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这一阶段，人的胚胎不仅外形象鱼，内脏也象鱼，比如有动脉弓，心脏仅有两腔。

钱锟还“综述”说：“李察逊就此得出惊人结论，即‘海克尔的胚胎’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我仔细阅读了里查逊等人的原始论文，里面并没有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里查逊等人的立场，清楚地表达在他们就此事给《科学》写的另一封信中（Science 280: 983 (1998)）。这封信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叙述甚详，我不妨大段地摘译：“在一次全国性直播的电视辩论中，我们的工作被用于攻击进化论，攻击者并声称进化论无法解释胚胎学。我们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胚胎学的证据完全符合达尔文进化论。海克尔著名的绘图是神创论者使之出名的。其早期版本显示了脊椎动物的不同物种的早期胚胎看上去实际上完全相同（方按：里查逊在另一处说，海克尔绘图的后来版本更为准确。这说明海克尔自己后来更正了错误）。海克尔基本上是对的：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发育出一个相似的身体蓝图（由神经管、体节、咽囊等等组成）。这种共同的发育程序反映了共同的进化史。它也与最近大量的证据相符，这些证据表明不同动物的发育是由共同的遗传机制控制的。”

“不幸的是，海克尔热情过头。我们将他的绘图与实际胚胎相比后，发现有许多细节并不正确。他没有显示物种之间的显著差异，虽然他的理论允许这种胚胎变异。例如，我们发现他没有显示在胚胎的体积、外形和体节数上的差异。这并没有否定达尔文进化论。恰恰相反，在脊椎动物胚胎中的既相似又有差异的混合特征，反映了源自同一个共同祖先的发育机制的进化变化。”　　

“我们认为海克尔正确地显示了物种之间的差异随着发育而增加。他也正确地显示了人类和其他真兽类哺乳动物的最早期胚胎存在很强的相似性。然而，他错误地暗示，在脊椎动物的早期胚胎中实际上不存在进化变化。”　　

“通过比较不同脊椎动物的发育时间顺序部分地支持了这些结论。这项工作表明，在人类和其他真兽类哺乳动物的胚胎发育顺序中存在强烈的相关性，但是人类和某些‘低等’脊椎动物的相关性较弱。海克尔不精确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声誉，但并没有使得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无数已发表的证据失效。讽刺的是，如果海克尔能够精确地描绘胚胎，他用于支持进化论的两个有效的论点，将会更好地显示出来。”　　

由此可见，堂堂“著名生物学教授”是如何为一己之信仰歪曲别人的成果和捏造事实、传播谣言的。钱锟还说：“在科学探讨中，动物‘同源的假设’（不是已证的事实），完全可用‘同一设计’的理论模式代替。”“同一设计说”在十八、十九世纪曾一度流行，乍看有些道理，但根本经不起推敲，漏洞百出，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生物学界就已基本无人相信，而被进化论所取代。必须将“设计者”（神）设想成是一位拙劣的、恶作剧的工程师，“同一设计说”才能成立。

海克尔在绘制脊椎动物早期胚胎图画时，为了强调其相似性，而做了偏离事实的加工，这是一个伟大科学家犯下的令人痛心的错误。但是不同脊椎动物早期胚胎极其相似乃是一个科学事实，这并不是海克尔本人的发现。在海克尔之前、之后，无数生物学家都观察到了这个事实，就连里查逊等人为了指正海克尔的错误而出示的实物照片，也清楚地显示了不同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从早期的相似性到越来越不同的趋势。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19世纪德国解剖学家马丁·拉斯克（Martin Rathke）。他在19世纪20年代发现在鸟类和哺乳类的胚胎的早期都出现了鳃裂，很显然，它们在胚胎发育时经过了类似鱼的阶段。这个发现看来很符合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自然界阶梯”的观念：生物界存在着一个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美到完美的阶梯；如果胚胎发育是一个从不完美到完美的过程，那么，较完美的动物（鸟类、哺乳类）在胚胎发育时就必然出现较不完美的动物（鱼类）的形态。稍后，麦克尔（Meckel）归纳出了一条定律：高等动物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基本上逐步经过类似低等动物的阶段。这听上去有点象进化论，其实是目的论的：胚胎如此发育，是由于它们有某种追求完美的内在倾向，使得它们跟自然界阶梯相平行。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冯·贝尔也注意到动物胚胎发育的相似性，但是他反对“自然界阶梯”的观念，提出了四条后来被称为“冯·贝尔定律”的胚胎发育法则。简单地说，他认为胚胎发育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到异质，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各种生物胚胎都比较简单、同质，所以才出现了相似的形态。冯·贝尔的看法，也完全是目的论的。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鳃裂就是同质的、普遍的？　　

达尔文最早指出，动物的胚胎发育，是反对神创论的最有力的证据。他在《物种起源》中详细分析了动物胚胎发育的相似性，质问道，如果生物是神创的，他应该让受精卵以最直接的方式发育成成体，何必让整个胚胎发育过程如此迂回曲折？为什么陆栖的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要经过鳃弓阶段？为什么须鲸的胚胎有牙齿？为什么高等脊椎动物的胚胎有脊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奇怪的形态是它们的祖先的遗产。为什么这些遗产在胚胎发育中会保留下来呢？达尔文认为，这是因为导致进化的变异一般是在胚胎发育的晚期才发生的，对早期胚胎几乎没有影响，这一方面增加了成体和胚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使得不同类群的动物的早期胚胎保留它们的共同祖先的形态，非常的相似：“因此，胚胎结构相同透露了祖先相同。”他并预言：对不同种类的胚胎进行比较，应当能够找出共同祖先的线索。　　达尔文曾经抱怨说，他在《物种起源》中所提出的这些胚胎学的证据，没有引起注意。不过这种情形很快就改变了。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不到十年，海克尔不仅大力鼓吹达尔文的说法，并把它推向了极端：动物的胚胎发育是在遗传和适应规律的制约之下，简化和压缩了的进化过程的重演。如果这条“重演律”是正确的，那么，通过研究胚胎发育，就能够弄清楚动物的进化过程。在重演律提出之后的三、四十年间，激发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促进了胚胎学研究的繁荣，使得胚胎比较成为确定生物同源关系的重要工具，并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发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虽然胚胎比较仍然被视为生物进化的重要证据，动物在胚胎发育时的确保留着某些祖先的特征，但是极端的重演律却逐渐被抛弃了。一个原因是重演律有太多的例外，胚胎发育对进化过程的重演并不那么忠实。另一个原因是找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胚胎为什么要重演祖先特征——历史上存在过的，并不等于就应该被保留下来，特别是那些历史特征并无用处，比如，哺乳动物的胚胎并不用鳃裂呼吸。因此，后来的胚胎学家倾向于接受冯·贝尔定律，简单地把胚胎发育视为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是，在上面我已说过，冯·贝尔定律无法解释鳃裂和其他的重演特征。但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发育生物学（前身即是实验胚胎学）研究的深入，发现几乎所有的动物的发育过程都由相同的遗传机制控制，这一场科学革命，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评价、解释重演律。　　

生物的胚胎发育，是一个基因调控的过程，不同的基因依次被打开、关闭。由于这是一个信号一级一级地放大的过程，越早表达的基因，其后来的影响将会被越放越大。因此，达尔文的解释是对的：能够保留的突变一般发生在胚胎发育的晚期，因为如果突变发生在发育的早期，将会对后面的发育过程发生重大的影响，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这样，那些较早表达的基因，往往是在进化史上较为古老的祖先基因，较晚表达的基因，则是后来逐渐加入的。既然胚胎发育过程，是一个从祖先基因到新近基因的依次表达的过程，那么，重演进化过程的某些特征，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最早表达的基因中，有一种属于同源异形基因的Hox基因，它是动物形态蓝图的设计师，在发育过程中控制身体各部分形成的位置。如果同源异形基因发生突变，会使得动物某一部位的器官变成其他部位的器官，叫做同源异形。比如，让某个同源异形基因发生突变，能使果蝇的身体到处长眼睛，在该长眼睛的地方长出翅膀，或者在该长触角的地方长出了脚。Hox基因在所有的脊椎动物和绝大部分无脊椎动物中都存在，调控的机理也相似，这表明它可能是最古老的基因之一，在最早的动物祖先中就已存在。海绵只有1个Hox基因，节肢动物有8个，哺乳动物则有4组共38个Hox基因。在小鼠和果蝇的Hox基因中，有6个相似。Hox的突变一开始时在胚胎早期引起的变化不大，但随着组织、器官的分化定型，突变的影响逐步被放大，导致身体结构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可以解释前面提到的“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现象。那时候新生的动物基因结构、发育过程都较简单，Hox的基因突变容易被保留，结果导致了身体结构的多姿多彩。　　

发育生物学的这些重大发现，甚至使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生物的大进化现象。比如，在1995年，日内瓦大学的一个实验室把斑马鱼的Hox基因的表达速度变慢，结果发现在胚胎发育时，鱼鳍细胞层层堆积变成了骨头，最后又长出了趾头。这可以使我们了解鱼鳍是怎么进化成四肢的。又比如，Tbx4和Tbx5是控制前肢（翅膀）和后肢的分化的基因，Tbx4只在后肢细胞中表达，Tbx5只在前肢细胞中表达。1999年美国《科学》报道说，一个日本实验室在鸡的胚胎发育时让这两种基因的表达掉换，让Tbx5在后肢部位表达，让Tbx4在前肢部位表达，结果发现鸡翅膀变成了鸡腿，而鸡腿变成了鸡翅膀。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在实验室重演大进化，让鱼长出脚，让蜥蜴长出翅膀，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即使到了那时候，神创论者也不会绝迹，反进化论的谎言还会出现。他们反进化论，是出于盲目的信仰，而与科学证据的多寡无关。既然有关生物进化的事实早已是铁证如山，神创论者却视而不见，我们也不必指望新的证据会让他们改变看法。当然，科学家们从事这些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进化论提供新证据，而是为了研究生物进化的机理。进化做为一个事实早已确立，并不需要再增添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