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非理性与美感
肖世敏
Beach1955年指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olitus）提出有两种形式的创造物。人和神是理性的创造物，具有灵魂；而没有理性的牲畜则跌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而且没有灵魂。”“即使认为野兽有理性或灵魂，那它们和人所具有的理性和灵魂也是根本不同的。这个传统从Albertus Magnus，St.Thomas Aquinas，René Descartes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①
传统的美学是理性的美学，在西方十八世纪以前，都无条件地将审美能力归之于理性能力。这种理论认为“理性”才能使人们获得认识或知识，甚至把理性规定为美感产生的必备条件，人由于理性，他的感觉超越了没有理性的动物的感觉，变成了能够产生美感的感觉，“因此，美感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感觉。”②在未有鲍姆嘉通的“Aesthetics”之前，理性
（逻各斯，logos）一直是美学王国的主宰，感性几乎没有一点发言权。当然，由此也就成了否定动物有美感的最好的“理由”，因为“按照种的实在论（特别是神创论）观点，只有人具有理性能力，动物或者是纯粹的机器（象笛卡尔所主张的），或者仅仅凭借一种联想学习系统。”③动物根本不具理性，何来美感？直到现在，这仍然成为许多论者否定动物美感的一个重要理由。
例如：计永佑便认为：“所谓‘审美能力’，绝不是一种本能的能力，而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能力”，“从理性认识中去研究美感，这是一条正路。”④他认为没有理性便不会有美感，从否定动物的理性进而否定动物的美感。他举出了一个理性的三段论式的例子：“人们不去抓赤热的铁”，指出这需要“一系列的理性概念与判断推理”。⑤但是，人不会去抓赤热的铁，
难道猩猩甚至老鼠、老虎就会去抓赤热的铁？实际上，在动物中有更多比计永佑所举出的例子更复杂的例子，例如，有些动物会巧妙地避开或破坏捕捉它们的陷阱。按照计永佑的三段论，就必须承认动物有理性，既然如此，以理性为由来否定动物的美感便不攻自破。
理性王国一直是传统美学理论的乐园，理性构筑着传统美学理论的大厦，它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一支无所不在的力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并且基本上为我国当代的美学主流派所传承：“以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几乎完全垄断了我们的整个学术话语。”6但是想在美学领域内构建理性王国的主张不断遭到拒斥和反对，就连“把美称为美的理念”、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黑格尔也不得不留有余地说：“伊斯特惕克（Ästhetik）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7黑格尔的这一见解仍然是偏窄的，因为他只是从“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的哲学”的角度去规定“伊斯特惕克”这一美学概念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学（Aesthetics）的领域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
准确地说，感性学与美学实为一词，研究美学，实为研究感性学。也就是说，美学的认识具有感性认识的性质，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凡是感性认识都可以考虑是否具有美学的性质，这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感性认识都具有美学的性质。
理性主义是中国主流美学的主要理论支柱，并将理性看成是美感的本质，以此区分美感和快感，许多论者乐此不疲地反复进行过多次论述。蒋孔阳主张：“立足理性精神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至于“西方强调感性的许多当代理论”，也只不过是“有所借鉴”、“有所交通”。8何洛、计永佑等在其所编著的《实践与美学》9中说：“人类的美感，本质上是一种审美认识。”（第108页）“从根本上说，美感是理性的。”（第109页）“美
感与快感的这种区别，关键就在于美感是理性的，理智的。”（第111页）“美感是理性的，从初级的审美感受到深入的、全面的、丰富的审美感受都是理性的。”（第15-16页）也有人认为：“审美过程就是主体用自己的审美观念去判断、认识客体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观念（即客观基础）的过程。” 10又是观念，又是判断，又是认识，也就是说审美过程是一个理性过
程。事实并不是这样，经验告诉我们，审美判断包含在价值判断之中，所以它需要理性的参与，但是审美判断又有别于价值判断，因为它还不是纯理性的逻辑判断，而是一种情感判断，所以，即使没有理性的参与也能完成许多审美判断。主体对于一个所能感知的事物或对象，无需进行逻辑分析、概念演绎、抽象推理，便可迅速得到各具个性的审美结论。审美观照很少是通过逻辑思考（理性思考）产生的，更没有谁在审美时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啊，我产生了美感！”为什么传统美学会如此坚持理性，拒斥感性？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对理性的直接否定，就意味着将会导致他们理论大厦的轰然崩塌，因此他们必须顽固地坚守住这块“乐土”，贬低、拒绝美学中的感性，以驰骋他们那并非科学的思想。
但是，片面强调理性，将其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是必然的，诚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言，对于理性主义原则的“怀疑”，正成为“现代总的趋势”。鲁道夫·阿恩海姆引用德谟克里特的话说：“可怜的理智，你从我们（指感官）这儿得到证据，而后就想抛弃我们，要知道，我们被抛弃之时，就是你垮台之日！”11主张审美非理性的，大有人在，
而且似乎言之有理，持之成故。“对Aesthetica的还原，使新美学划出了它与传统的分野，同时也意味着‘美学’真正回到其自身感觉世界，而不是理性世界。”12“现代美学的特点在于非理性。”13“审美不是理性活动，它不受理智直接支配，不遵循逻辑形式，不使用概念，不服从规范，而是纯粹的非自觉意识活动（直觉想象和情绪欲望活动）”。14“对于那美，我们不是思索出的，而是感觉到的。”15有的则认为理性应该有多种表现形式，地球文明所表现出的理性，跟宇宙中的理性不是一回事：“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宇宙中理性的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它的存在，而是因为它的表现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16甚或，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理性表现也不会与人类完全一样，也可以换成另一个比较简捷的说法，人类还不能完全理解动物理性的表现。
看来，这两种对立的理论都可以找到一些事实哪怕是孤证的支持，都各有可取之处，也各有不足之处，偏执一词，都与真正的美学相距较远。因为这使我们陷入了二难境地。如果我们的思维束缚于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与争论，我们将寸步难行。从美感理性否定论者的角度看，以动物没有理性——动物只有本能，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来否定动物的美感，岂不是自相矛盾，无的放矢？如果从美感理性论者的角度看，——暂置如前所论的理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论——他们也必须给出动物没有理性的科学证明，然后才可以去否定动物的美感，而不是妄下断语。实际上，他们不能给出这样的证明，因为恩斯特·海克尔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证明：“对动物的灵魂生活毫无所知并对其心理进行肤浅的观察，那就只会承认人类才具有‘真正的灵魂’、‘理性’和意识是人类独有的最高财富。这种陈腐的谬误（至今还在许多教科书上出现）已为近五十年来比较心理学彻底推翻了。高级的脊椎动物（首先是与人类亲缘关系相近的哺乳动物）象人类自己一样，也具有理性，动物界如同人类一样，其理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逐渐进化的过程。” 17杰出的瑞士心理学家J·皮亚杰也明确指出了动物的理性问题：“认识由于无数的动物种类而异。因此象一个密封包一样，完全脱离其它等级的进化过程来研究人类理性能力是完全不可能的。”18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还说了一段至今为不少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所不肯承认、不敢引用的话，动物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分析综合和实验的能力，“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末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19“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20
美学，在西方亦称感性学（Aesthtics），所以从根本上说，美学是一门感性的科学，不仅如此，“美学之父”鲍姆嘉通提升了感性在美学中的地位，认为美学是一门研究低级或初级知识的科学，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却要由完全的理性来主宰，岂非缘木求鱼？Aesthetics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所有与美有关的事物，都是可以被感知的，理性可以参与到审美活动中去，例如思考为什么美的问题、美在哪里的问题时，但无论作为前提，或者作为过程，都不是审美活动必须要有理性的参与。人们也常常用“不可言传”表达自己的某种难以言说的感受，其中也包括美的感受。“不可言传”，即是难以用理性、逻辑及外化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恰恰说明了美感中的非理性成分。非理性是如此之重要，因此有人这样认为，“除非与理性主义彻底地一刀两断，否则美学作为符合其独特本性的一种科学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21但如果真这样做，那么事物又会走向它的反面，单凭感性，能够完成美学理论建构的任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美学理论毕竟不是许多感性经验的重迭与相加，它毕竟还要有一个提升与飞跃的过程，由此注定了“感性本身却无力取代理性而成为审美王国的君王”22并且，可以确认：“单凭感性的导引，只能使美学陷入混乱。”23
其实，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之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理性中总是包含着非理性，非理性中总是包含着理性，纯粹的理性和纯粹的感性都是不存在的。理性认识来自于感性认识，其中必然羼杂有感性的成分；而感性认识也必然有赖于理性，才能形成表象、意象等认知图象，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事物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的基本观点。从审美主体的美感心理结构中可以看出，单纯的感性，那不能叫作美感，单纯的理性，那叫作认识，也不能叫作美感，只有二者相融无间，浑然一体，才能产生美感。对此，阎国忠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思考不仅是思考也是感觉，感官不仅是感觉的器官，也常常是思考的器官。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感性相互交融，以至于混整无间，很难从中找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而这恰恰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24列维-布留尔也指出：“大多数哲学家所视为当然的思维着的主体的理性统一只是一个迫切的要求，而不是事实。”25“我们的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26席勒也认为，无感性的理性和无理性的感性是片面的。理性感性的绝然决裂与划分，那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做法，与辩证法是丝毫不搭界的。理性（精神）是一元，感性（非理性）是一元，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对立的、可以分割的、彼此独立的范畴，那就与笛卡尔的二元论无异，实际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之争，说到底，都是偏执一词，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的需要，而由此建立起来的理论大厦则由于纯理性与纯感性的不存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种在现实世界无法存在的“乌托邦”。阎国忠的话倒是十分切中肯綮：“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从感性向理性过度，也不在于从理性向感性的迁移，而在于使感性与理性交互渗透，交互生成。”27
理性与非理性确实很难界分。包括人脑在内的高等动物的脑是一个双重器官，它是由左右两个功能不同的脑半球组成的，它们之间由无数条神经纤维束——胼胝体相沟通。现代生理学、心理学以及脑科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心理功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与互补关系。即便对于人的行为——其中包括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部族的由原逻辑思维而产生的行为——有时我们甚至难以通过正常的思维、逻辑、心理去理解。鲁迅想过去坐监，那不是由于自己想犯罪，而只是为了体验一种生活；美国一位大富豪的千金小姐去抢劫，那不是为了钱，而只是为了寻求做强盗的体验。这些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非理性（坐监、抢劫）显示出来的理性（体验某种生活），但这时理性与非理性已经浑然一体。
我们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人。一百种罪恶，一千种善行，能够同时统一于一个人身上，应该说，人性的两面，性格的分裂、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统一、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结合统一，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正常的人。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至恶无善，那是鬼；至善无恶，那是神，但都不是人。
由于我们运用了辩证的观点看待理性与非理性，由此消解了它们之间区分的难题，也应该说是为千百年来这一激烈的纷争画上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现在，仍然回到我们所要论述的问题上来，谁都会承认动物具有感性，但由于感性中包含着理性，并且二者难以界分，因此也就不能不承认动物也具有理性。“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28人如果失去理性，会处于情绪的极端状态之中，动物亦然。动物的克制、犹豫、猜疑、下决心等行为，都表明了动物理性的存在。由此，以理性为由，否定动物的美感是不能成立的。
①[美]D·A·德士伯里 D·A·雷斯林沙弗主编：《比较心理学—现代概观》，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页。
②蒋孔阳：《美感的生理基础》，《学术月刊》，1988年，10期。
③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三联书店，1992年，第92页。
④⑤《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美学论丛》（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6颜翔林：《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学术月刊》，2000年，11期。
7《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8《美学研究中的理性和感性》，《文艺研究》，1999年，3期。
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10周宝玺 肖前：《美是实体范畴还是关系范畴——对美的本质的一些理解》，《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11《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1213李洁非 张陵：《艺术概念的评价与解释——论新美学及其重要主题》，《艺术广角》，1987年，第5期。
14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 建立超越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15[日]今道友信：《关于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16Cr.莱姆：《工艺操作之和》，莫斯科，1968年，第101页。转引自[俄]В.Ю、库兹涅佐夫、《世界的统一性——当代科学问题》，《哲学译丛》，1993年，第6期。
17《宇宙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8页-119页。
18《生物学与认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76页。
192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5页，516-517页。
21李诘非 张陵：《艺术概念的评价与解释——论新美学及其重要主题》，《艺术广角》，1987年，5期。
2223王一川：《理性王国的盛衰——认识论转向与西方前期现代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
24《人与自然的统一——关于美学基本问题》，《浙江师大学报》，2001年，第三期。
2526《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52页。
27《人与自然的统一——关于美学基本问题》，《浙江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2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4页。